孫太一專欄

圍繞伊朗衝突的持續發酵，國際輿論中出現了一種頗具吸引力但略顯誇張的判斷：俄羅斯正在成為「最大贏家」。這一判斷的邏輯並不複雜——油價上行帶來額外財政收入，美國戰略注意力被牽引至中東，從而為俄羅斯在烏克蘭方向贏得空間。然而，如果將這一過程置於更長時段和更廣結構中觀察，可以發現：伊朗戰爭確實為莫斯科打開了一個可利用的「戰略窗口」，但遠未構成足以改變其地緣與經濟約束的「結構性轉折」。與此同時，這場衝突對中俄關係乃至中美關係的影響，也更多體現為邊際調整，而非根本重塑。

俄羅斯戰略窗口
難掩結構性乾渴

首先，從最直觀的經濟層面看，俄羅斯的確獲得了一定程度的「順風」。能源價格上漲以及部分制裁執行力度的階段性放松，使其原油出口收入有所增加。但這一增量在體量上仍不足以從根本上緩解烏克蘭戰爭帶來的財政壓力。某種意義上，這也正是美國可以「容忍」這一結果的原因所在：在短期內維持全球能源價格穩定，避免市場劇烈波動，往往優先於在每一個節點上對俄羅斯施加極限壓力。換言之，華盛頓在此問題上的策略，並非零和壓制，而是帶有明顯宏觀調控色彩的權衡。

更關鍵的是，俄羅斯所獲得的優勢能否持續，取決於伊朗衝突的時間長度與烈度。至少到目前為止，白宮並未將其視為一場需要長期投入的戰爭。只要美國避免大規模地面部隊介入，就始終保留通過有限空襲「宣布勝利並抽身」的選項。當然，這一判斷也存在不確定性：以色列可能基於自身安全考量單方面提升衝突強度，從而增加美國脫身的難度。在這種不確定結構下，俄羅斯的短期收益並不必然轉化為長期戰略優勢，尤其是在歐美對烏克蘭的支持仍保持穩定的前提下。甚至可以看到，烏克蘭在無人機反制等領域向美以提供經驗與技術，反而可能進一步強化其在西方安全體系中的戰略價值。

華盛頓多線作戰
避免長期陷中東

儘管如此，從莫斯科的視角出發，一場「可控但不迅速結束」的衝突顯然更符合其利益——前提是伊朗不出現政權更叠、不會轉向親西方陣營。對俄羅斯而言，理想情形是：中東持續吸引美歐資源與注意力，使其能夠在烏克蘭方向穩步推進，同時借助能源出口環境的相對寬松，提升戰爭的可持續性。因此，伊朗戰爭並非俄羅斯命運的轉折點，而更像是一個可以被精細利用的機會窗口。

如果將視野擴展至中俄關係，可以發現這一衝突並未帶來外界所擔心的重大結構變化。就能源層面而言，伊朗目前對霍爾木茲海峽通航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選擇性控制」，使得親伊朗船只仍可較為順暢地通過，這意味着中國自伊朗獲取原油的渠道並未受到實質性衝擊。即便未來出現擾動，中國近年來大幅增加的戰略石油儲備也顯著提升了其能源韌性，遠高於日本等同類進口國。同時，中國自中東進口天然氣的占比本就有限。因此，伊朗戰爭在短期內難以改變中國的能源需求結構。

意識形態難掛勾
結構改變未發生

更深層次上，這一事件再次表明，將中國、俄羅斯、伊朗與朝鮮簡單歸納為所謂「CRINK陣營」的分析框架存在明顯誤導。這些國家之間並不存在類似冷戰同盟的制度性綁定，其聯系更多源於對美西方壓力的「共同不滿」，而非高度協調的戰略協作。中國的對外政策依然以務實為核心：既不會在軍事上為俄羅斯或伊朗提供直接支撐，也不會因歐美壓力而中斷正常經貿往來，包括部分處於「軍民兩用」灰色地帶的商品。這種有限支持與刻意克制並存的狀態，決定了中俄關係雖有合作基礎，但難以演化為同盟關係。

因此，即便伊朗戰爭在短期內為俄羅斯「減壓」，其對中國的結構性依賴也難以發生根本改變。莫斯科仍需依靠與中國的貿易往來以及在國際舞台上的靈活周旋來維持自身運轉。從這一意義上講，中俄之間的相對位置並不會因中東局勢的波動而出現顯著重構。

或誘俄對沖中國
大棋局出現鬆動

真正可能撬動中俄關係結構的變量，反而來自美國內部。近期所謂「反向尼克松（尼可遜）」（Reverse Nixon）戰略的討論，指向一種更深層的可能性：若美國通過激勵機制促使俄羅斯結束烏克蘭戰爭、重新融入西方經濟體系並獲得資本注入，從而在戰略上對沖中國，那麽中俄之間的相對位置將可能發生更具實質性的變化。當然，這一設想能否落地，仍高度依賴美國戰略的一致性與俄羅斯的選擇意願，其不確定性同樣顯著。

與此同時，美國全球戰略重心的再分配，也在悄然改變博弈環境。近期對古巴與委內瑞拉施壓的升級，體現出華盛頓將更多注意力轉向西半球的傾向。與在伊朗問題上的「被動卷入」不同，美國在西半球的行動更具主動性與戰略指向性：其難以容忍在自身「後院」存在親中、親俄的政權，無論通過威逼還是利誘，其目標都是推動地區政治格局向有利於美國的方向調整。在這種背景下，烏克蘭問題在美國戰略優先序中的地位相對下降，也為俄羅斯在戰場上爭取時間與空間提供了客觀條件。

中美俄理性克制
新秩序面臨測試

至於中美關係，即便出現如特朗普推遲訪華這樣的波動，其總體穩定態勢也難以根本改變。當前中美之間的「穩定」，並非建立在互信或善意之上，而是一種可以被概括為「相互確保的經濟毀滅」的狀態。在經歷2025年的多輪博弈之後，雙方都已清晰認識到，任何進一步的升級都可能引發自身難以承受的對等報復，尤其是在稀土與高端芯片等關鍵領域所體現出的「相互脆弱性依存」。在這一結構下，克制並非道德選擇，而是理性均衡。

在這樣的框架中，俄羅斯並不會因中美關係的邊際改善而受到明顯衝擊。相反，其更可能利用美國戰略思路的搖擺，強化「反向尼克松」敘事的吸引力，從而爭取華盛頓在對俄政策上的鬆動。即便俄羅斯並無意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這種戰略模糊本身也已構成其議價能力的一部分。

綜上所述，伊朗戰爭並未開啟一個全新的國際秩序階段，而是在既有結構中疊加了一系列相互交織的變量。對俄羅斯而言，這是一個可以利用的機會窗口，而非擺脫約束的轉折點；對中國而言，這是對能源安全與外交務實性的再次檢驗；對美國而言，則是其在多重戰略方向之間分配資源與注意力能力的又一次壓力測試。真正決定未來格局走向的，或許並非某一場地區衝突本身，而是各大國如何在多線博弈中持續調整自身的優先序與策略組合。

作者孫太一是美國克里斯多夫紐波特大學政治科學系副教授。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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