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日前修訂資助大學的申請資格，要求「高才通」等人才計劃的受養子女必須在港居住滿兩年方能享受本地生學費資助。相比於過去一段時間，高才子女近乎無條件獲得本地生學費資格，這次修訂自然被視為德政。惟不只如此，前行政長官梁振英仍然擔心，目前的人口規劃問題甚至遠超當年「雙非」危機。在數十萬宗人才申請的亮麗數字背後，政府對人口規劃的結構問題有否視而不見？

對於這次政策修訂，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輕描淡寫形容為一次「合理而溫和的調整」，並強調對人才計劃的吸引力「影響最少」。維持「高才通」及各項人才計劃的吸引力誠然重要，短時間內吸引了數十萬申請，效果亦超過預期，官員多次引以為榮。但我們必須回答，追求的究竟是簽證簽發量，還是香港長遠發展所需的人口政策和規劃。

吸引的是家人還是過客？

前特首梁振英以家人和酒店房客為喻，指出前者會共同承擔風雨，後者只在乎早餐是否免費，隨時可以為更好的條件轉身離開。如果當前的人才申請者並不打算來港發展事業，而只是看中了香港教育、醫療以及身份所帶來的好處，香港是否面臨「酒店化」的危機？各項人才入境22萬申請者及其家人已經來港，但梁振英引用數據指出，私人樓宇的入住量沒有多大變化，維持在每年兩萬個以下，說明絕大多數人才家庭沒有落戶香港，而是拿了身分證後全家返回內地。

局長蔡若蓮強調目前申請大學資助的受養子女人數不多，並估計突然出現大批不合資格人士的可能性不大。但問題不只是現在有多少人申請，而是獲批入境的二十二萬人才及其家屬未來打算如何。人才若然辦妥身份證後便返回內地，其子女卻能享有本地生學費資格，香港身份不就只是一扇隨時可用的方便之門，而非承諾與歸屬的家門？

再者，蔡若蓮認為高才子女作為「額外超收」，不與本地中學畢業生的1.5萬個學士學額直接競爭。但「超收」的資助學額依然需要公帑每年數十萬元的補貼，而且本港大學正面對宿舍短缺等問題。長遠而言政府希望有多少內地人來香港讀書，多少海外生在香港升學，圖書館、實驗室、師資等資源配套是否追得上規劃，這都不能只以目前的人數規模來推論。

「制度簡單」的迷思

歸根結柢，政府雖然制定了人才輸入計劃，但同樣重要，甚至是更需要的是全面而可持續的人口政策。單以學費資格為例，蔡若蓮提及參考過的英國和新加坡，就有精細的人口佈局和戰略考量。英國在脫歐前給予歐盟學生本地生資格，現在則嚴格要求三年居住；新加坡的學費劃分為公民、永久居民、東盟學生和國際生四個等級，體現權利與身份的對應關係。香港在搶人才的同時不能夠以制度簡單為由，漠視全面的戰略規劃。

英國曾經給予歐盟公民、新加坡正給予東盟公民較優惠的待遇，這並沒有妨礙它們吸引全球頂尖人才。這不是說香港要照搬任何模式。內地人口規模龐大，香港作為特別行政區又有獨特的「兩制」地位，在制訂人口政策時如何將國家發展和國民身份的聯繫納入考量，需要審慎考量和設計。但重要的是，我們不能滿足於以簡單為藉口的制度。

從輸入人才到建設家園

政府應該轉變思維，不再將人口政策視為簡單的「計數」和簽證審批，而是要在人口政策上體現「中國的香港」與「世界的香港」這雙重角色的平衡。我們的人口規劃可否既能促進與內地融合，又能保障香港社會承載力和制度優勢？我們應如何區分和對待不同類別的人才——哪些是為填補本地勞動力市場的，哪些是為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又有哪些是為鞏固我們國際地位的？他們各自的權利和義務，是否應該有所不同？

人才輸入計劃貌似簡單，派發身份證的KPI不難超出預期。但我們需要的不是一群手持香港身份證的「過客」，而是吸引和培養以香港為家、推動這座城市發展的「香港人」。從戰略高度規劃香港的人口政策，建構更全面、精細及具遠見的制度，香港才能迎向成為1000萬人的世界級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