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港第三季GDP增長達3.8%，創近一年半新高，而最新失業率為3.8%，仍處偏高水平。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上周日﹙11月16日﹚在網誌提早「報喜」，稱金融市場暢旺帶動消費信心，失業率將隨經濟向好。然而，就業市場只能說是「革命尚未成功」，事關本港仍然有近15萬人無工開，背後所牽涉的經濟結構困局也會持續帶來巨大挑戰。

經濟指標逐漸回暖
就業市場持續低迷

本港第三季GDP增長3.8%，為超過一年半最佳單季表現；失業率最新回落至3.8%，仍然處於較高水平，有近15萬人失業。坊間早有說法指，香港似乎正面臨典型的「無就業式經濟復甦」，即經濟指標逐漸回暖，就業市場卻持續低迷。

細究其因，本港經濟自1980年代由製造業為主轉型為轉口貿易業和服務業為主之後，隨着金融業和地產業的蓬勃發展，逐漸形成從「實業為本」走向「金融地產主導」的結構轉型，導致GDP增長存在明顯缺陷——增長動力主要來自資本密集的金融業與擴張性的政府消費開支，而非能夠創造就業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近年經濟下行，缺陷更加凸顯。

資料顯示，過去40年來，製造業佔GDP比重從24%持續萎縮至僅約1%，隨之則是金融業佔比的不斷攀升。尤其是新冠疫情過後，金融業佔GDP比重從2019年的17%躍升至2023年的21%，恒指今年更一度飆升近四成，IPO集資額暫錄2,400億元，表面風光無限。這無疑能創造巨大的帳面數值，但卻未能惠及普羅就業市場，金融業從業人員僅20萬人，佔總就業人口5.6%，可謂「旺財不旺丁」。同時，政府消費開支在GDP構成中的比重持續上升，達到13%；而這種由資本與政府驅動的增長模式，難較轉化為普惠大眾的就業機會。

經濟「復甦」背後
結構性失業未解決

財爺最新網誌提到，本港股市及樓市都穩住，交投量增加，新盤去貨不錯，市面氣氛良好、活動多，能夠帶動零售氣氛。言下之意是指，等待資產價格上升，衍生財富效應，就能緩解經濟困局。然而，股樓上升，固然能創造龐大的「紙上富貴」，但這種經濟模式十分脆弱、被動。一來天下没有只升不跌的資產，萬一價格回落，又當如何？二來，全球推動新興產業發展之際，香港是否仍要繼續只崇拜金融地產，活在「紙上富貴」之中？

細心剖析本港就業市場，兩極化與結構性失衡情況顯然而見。一方面，持有學士學位學歷人群的收入中位數，從2019年的31,000元穩步上升至2025年的37,800元，增幅達到22%，也遠超所有打工仔中位數22,300元。這批高學歷人士佔就業人口38.6%。但另一方面，餘下六成就業人口情況則未許樂觀。例如建造、零售、餐飲等傳統行業仍然是失業重災區，失業率分別高達7%、4.9%和6.4%，收入中位數分別為23,000元、16,000元、17,000元。這些傳統行業從業者，並没有從GDP增長當中受惠，原因值得深思。

更令人憂慮的是青年就業困境。15至24歲青年失業率高達14.1%，是整體失業率的近四倍。就連專上教育群體的失業率也從2019年的2.9%升至3.9%，顯示問題不在於勞動力素質不足，而在於金融地產為主的經濟結構進一步加固之後，根本無法創造足夠的優質就業崗位。倘若結構性失業持續惡化，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會演變為整代人的發展危機。

收入分配啞鈴化
加劇社會不平等

同樣值得警惕的是，經濟發展成果未能普惠大多數勞動者，反而加劇收入分配的「啞鈴化」現象。如上所述，由2019年至今，持有學士學位學歷群體的收入增加22%，達37,800元，是唯一持續顯著增長的群組。然而，佔就業人口佔44.1%的中學學歷群體收入僅增16%，為18,000元；持有副學士和教育文憑等學歷群體的收入增幅最低，只有11.3%，為23,000元。這種「中間萎縮」的分配結構，顯示社會「向上流動」階梯正在斷裂，單靠持有中等學歷已難以追趕收入，中產階層亦正面臨嚴峻的「向下流動」風險。

若按行業進行分析，問題同樣嚴峻。金融、地產業收入增幅達25%，而零售、餐飲業雖有16%至18%增幅，但基數極低，從業者始終處於收入底層。這種行業間的收入鴻溝正在固化社會不平等。若政府繼續忽視，或使整代中低技能勞動者陷入貧困與失業的惡性循環。

令人不解的是，在失業率最高的行業，政府卻大規模輸入外勞。新冠疫情結束之後，政府自2023年推行為期兩年的「補充勞工優化計劃」，放寬26個非技術及低技術工種外勞來港工作，包括侍應、售貨員等職位。截至今年5月，該計劃累計輸入50,682名外勞。他們主要集中在建造、運輸、零售及餐飲業，恰好與近年的「失業重災區」高度重合。

外勞政策亟待檢討
替代效應大於互補

政府原意是解決「人手短缺」，但制定政策時卻忽略問題本質在於「薪酬待遇不足」，以為可以簡單利用較為低廉的外勞填補缺口，無異於壓抑了市場透過提高工資和改善條件來吸引本地勞工的自然調節機制。再者，數據顯示，自大規模輸入外勞後，建造業、運輸業、餐飲業、及零售業行業的失業人數增加了逾兩萬人；可見在低技術工種中，外勞與本地勞工已形成直接競爭，替代效應遠大於互補效應。

比外勞政策更加值得檢討的是政府的經濟理念和發展目標。香港勞動人口尚未恢復至疫情前的399萬人水平，目前維持在382.23萬人。不過，香港真的需要追求勞動人口數量的恢復嗎？一個經濟體的理想勞動人口規模，應取決於其產業結構和生產效率。如果經濟成功轉型為高增值路線，對低技術勞力的需求自然減少，更應注重勞動力的素質而非數量。

中文大學商學院講師李兆波指出，香港正面臨結構性失業，失業率長遠可能維持在4%左右。這種預測絕非危言聳聽，而是對當前政策的警示。政府將「補充勞工優化計劃」延長至明年上半年完成人力推算中期更新出爐之前，儘管當中已經收緊輸入侍應生及初級廚師的一些要求，但不少勞工組織早已促請當局切勿過度依賴輸入外勞，更加不要以此怠惰思維應對長遠人口政策和人力資源規劃。當周邊地區積極因應時代革命推進產業升級與投資人力資本時，香港這種就業政策無疑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着實難免令人擔憂。

打破經濟增長迷思
合理分配繁榮成果

香港的就業市場危機，本質上是經濟發展的危機，因為自1980年代以來，經濟結構就從製造業為主，轉向依賴金融地產創造巨大賬面財富。GDP增長固然重要，但若只以GDP數字作為衡量經濟表現的唯一標準，而且漠視產業結構失衡帶來的分配不均，甚至用金融市場的繁榮掩蓋就業市場的頹勢，「風光」恐怕難以持久。當失業人數近15萬，當青年失業率高達14.4%——這些都不再是冰冷的統計數字，而是無數家庭生計受損的現實寫照。

破解困局需要政府擺脫思維桎梏，重新審視「發展經濟」與「提高生產」和「改善民生」的關係。具體而言，應當深入研究如何制定香港需要的產業政策，以引導資源流向、培育新興市場、開拓全新動能；同時也要推出勞工保障措施確保經濟轉型不會犧牲就業穩定，例如加強職業培訓與再教育，幫助傳統勞動人口適應新興市場需求；另外更要持續秉持「公平正義」原則改革財富分配結構，包括透過政策引導提升薪酬水平、改善低薪行業工作條件；至於外勞政策，則要在制定人口政策和人才戰略之下，持續優化本地優先機制。

健康的經濟發展不應只體現在GDP數字上，更應反映在就業機會的創造與民眾收入的提升。近年世界各地政府開始主張「包容性增長」概念，強調在經濟持續增長的同時，讓更多人能夠公平、合理地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並將社會、經濟與環境的協調發展視為核心。香港好不容易「由亂及治」，但如果政府仍然只是沉醉於表面的風光而忽視結構的困境，那麼今日的經濟增長終將成為明日的社會危機「導火線」。香港需要的不是表面的增長數字，而是普惠的發展成果——這應是政府施政、尤其是財政司司長不容迴避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