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黃遠康

上星期文憑試結果出爐，一方面破紀錄地誕生16名狀元，一方面僅得38.5%考生符合入讀本地資助大學的最低要求，成績可謂兩極化。同時，在家長大量投入教育資源栽培子女的趨勢下，是次結果亦突顯富有家庭與基層家庭學生的出路亦日漸兩極化，階級固化問題在未來恐怕只會有增無減。

翻查2020至2025年的資料，文憑試一共產生56位狀元，無一例外出身於第一組別（Band 1）的學校。當中，有21名狀元來自直資中學，佔37.5%。由於全港有123間直資或私立中學，佔整體數目僅約24%，即非津貼或官立的學生產生狀元的比例明顯較高，出現失衡。

狀元家庭起點高　資本力量要注意

而來自直資或私立學校的狀元當中，每年學費介乎25,300元至79,700元之間。換言之，中學六年的總開支就達到約24萬至44萬不等。而有向傳媒披露其報讀學科意向的狀元之中，多達38位選擇入讀醫科，打算修讀科學或人文學科各有5人，而選擇商科及法律則分別有3人和2人。

從以上資料可見，學校實力愈強，以及愈能夠負擔高額學費的學生，就愈有可能成為狀元。當然，前一個因素不令人意外，因為能夠入讀第一組別學校的人，本身智力、自律程度、理解能力、語文水平等本身已經達到一定的水準。在同儕之間的競爭，教師的鞭策，加上學校的精英化氛圍下，較易出產成績突出的學生是意料之中的。

然而，較少人注意的是，資本對於塑造個人學業和職涯發展的重要性。當原生家庭不斷投入教育資源催谷子女成績，例如報讀貴族學校，學習不同體藝技能，參加各式各樣的遊學團等等，都會大大強化子女在學習及應試上的優勢。當他們取得優異成績，報讀「錢途」無可限量的學科，就會繼續累積令人稱羨的財富、人脈和社會地位，並將之賦予其下一代，形成社會階級閉環，一如魏晉南北朝時期「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封建社會。

事實上，近年不同機構的調查顯示，窮人子女在學習上有明顯的劣勢。例如2023年教育大學公佈的統計數據中，只有約23%基層學生可以入讀本地資助大學，而出身中產家庭的學生則高達64.7%，相差超過2倍。另一個由城市大學進行的研究發現，中產家庭願意投入每月20%的家庭收入用作子女教育費。以一個月入5萬元的家庭推算，子女教育費就高達1萬元，幾乎等於基層僱員的每月工資。筆者擔心，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社會階級固化將會成為常態。

正視社會流動固化　增加現行學習資源機會

哈佛大學教授Michael Sandel在著作《成功的反思（The Tyranny of Merits）》曾經講過，當社會對精英主義出現推祟，而實際上所謂社會精英更多是來自於家庭背景及成長環境優越而取得的成就，他擔心社會只會集中論述這批社會贏家如何憑藉個人天賦和努力獲得成功，並將社會輸家失敗的原因歸咎於他們的懶惰，從而合理化弱勢社群的處境，並對他們的遭遇表現得更加冷漠，甚至減少在社會政策上的支援，令弱者愈弱的結構性問題積重難返。

因此，特區政府應該採取更加前衛和大膽的措施，改善資本對子女教育及人生發展帶來的優勢。首先，對於現存有助基層學童成長的計劃應該進行優化。例如「共創明Teen計劃」，除了可以考慮導師「1+N」，亦應容許學員1人同時向多名導師學習，擴闊知識層面及加強建立社會人脈；進行得如火如荼的「在校課後託管服務計劃」，亦應盡快增加參與計劃的學校數目，並特別針對貧窮家庭較多的學校提供較多服務名額和人手資源，協助基層學生打好學科根基。

其次，專上院校應該相應調整收生標準。現時絕大部分「錢途」理想的學科，對於考生的英文要求較高，而這個門檻往往成為因為家庭背景因素而未能入讀第一組別學校的學生之難處，變相更加有利於資本較多的人士。事實上，雖然專業學科如法律需要有較好的英文基礎，但是同樣需要邏輯思辯的能力，院校大可相應放寬收生條件，取錄英語成績未達標但有較強邏輯、表達能力、對相關學科展現濃厚興趣且來自基層家庭的學生，讓他們一樣有機會成為「人上人」。

最後，特區政府應該考慮參考外國經驗，成立「社會流動委員會」，邀請社會學家進行調查和研究，並定期發佈關於社會流動情況的數據，讓公眾可以得知現有狀況，減少社會輸家的羞恥感和被歧視感。同時，社會各界亦會有更加準確和客觀的指標，評價特區政府在促進社會流動性所做的努力。

香港信奉「獅子山精神」，相信雙手可以改變命運。但是時至今日，家庭與資本已經成為決定性的力量，實在有違主流價值和社會共識。希望特區政府加強重視教育和社會流動情況，建立一個更加重視分配正義的社會。

作者黃遠康是工聯會西貢區議員。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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