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將軍澳街頭，我偶遇一位故人。她是我老家的鄰居，一位全失明人士。當時她正步履蹣跚地走向港鐵站，我趕忙上前攙扶。相認之後，她告訴我，她與同是失明的丈夫已輪候公屋多年，現時只能暫住於將軍澳的過渡性房屋。那裏的傷健設施比公屋少，兩人至今未能完全熟習環境，日常生活充滿挑戰。後來我家訪了他們，除了協助將居住問題反映給政府，也更深刻體會到：像他們這樣正輪候公屋、有迫切住屋需要的人，只是冰山一角。

事實上，許多亟待援助的家庭處境相似。根據房屋署最新數據，截至2023年12月底，一般公屋申請的平均輪候時間為4.1年，而輪候冊上的申請數目超過13萬宗，其中長者及有特殊困難的家庭佔相當比例。這些冰冷數字背後，是一個個真實的家庭困境。長遠來說，政府必須持續增建公屋，從根本增加供應；短中期而言，也應透過優化遷出機制，加快公屋流轉效率，讓真正有需要的人得到適切支援。

近日，天水圍天恩邨公屋母子發生墮斃慘劇，引起社會對遷出機制的熱烈討論。據了解，該母子患有精神病，在申請公屋時未如實申報資產，包括沒有上報擁有兩塊估值共70多萬的土地。房屋署去年底向他們發出「遷出通知書」，結果八個月內兩人相繼墮斃。這悲劇令人深感痛心，社會上既有聲音質疑當局不近人情，甚至否定整個公屋遷出制度；同時也有理性看法認為，事件主要檢討應針對特殊案例的處理方式，而不應否定遷出機制的正當性與合法性。

這啟示我們，現行遷出機制的重點不在於「要不要執行」，而在於「如何更好地執行」。對於涉及精神健康問題、長期病患或特殊困難的家庭，機制需要建立更完善的識別和支援配套。具體而言，前線人員需要接受更專業的培訓，以提升對特殊個案的敏感度與處理能力；同時也應建立跨專業協作機制，讓精神科醫生、社工等專業人士能參與評估過程，為特殊情況制定更適切、更具彈性的處理方案。

回想過去，香港的公屋富戶問題曾引起社會廣泛關注。不少公屋停車場泊滿名車的「盛況」令人記憶猶新，當時社會對此怨聲載道。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與前房屋署署長羅淑佩積極應對，高調打擊公屋濫用，包括推出「舉報濫用公屋獎」及提出修訂《房屋條例》。自2022年7月至今年初，當局已成功收回超過7,000個被濫用和違反租約條款的單位，這些措施獲得社會廣泛好評，有效維護了公屋資源分配的公平性。當局在處理備受關注的「何伯」、「何太」疑似濫用公屋個案時表明會嚴肅跟進，也獲得多數市民支持。

筆者認為，打擊濫用公屋工作具有充分正當性與合法性，有助公屋資源流轉。若當局因個別事件而放寬相關要求，不但予人朝令夕改之感，更會毀掉過往努力。當然，當局也需從不幸事件中汲取經驗，在堅持原則的同時，進一步完善執行細節，讓制度既保持應有的力度，也能展現適當的溫度。

每當想起那位失明的舊鄰居仍在過渡房屋中艱難度日，就更讓我們明白：一個完善的遷出機制，不僅要堅定維護公平原則，加快單位流轉，也要細緻關顧每個特殊情況。唯有在制度效率與人文關懷之間找到平衡，才能讓寶貴的公屋資源真正落到最有需要的市民手中—無論是像我那對失明鄰居般的輪候者，還是正面對遷出困難的特殊家庭，都能在這個制度下得到應有的保障與尊嚴。

作者張美雄是西貢區議員、黃大仙及西貢區康復服務協調委員會委員。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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