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劉健宇

由官方推動的歷史研究與應用，往往與國族身份建構與認同，和國家團結有重要關係。國家及／或政府掌握對本國歷史的話語權，對於回答「怎樣團結與領導國族」以及「我國與他／敵國的分別」時，尤為關鍵。

不少具有明確政治目標的國際組織及國家，近年積極對他國開展「認知戰」（Cognitive warfare），旨在促使他國人民認可一些不利該國治理的思考方式，繼而動搖政權的治理基礎。這個領域始自美國學者透過跨領域整合哲學、人類學、語言學、心理學、電腦科學及神經科學等領域，創立了聚焦「認知過程中訊息傳遞機制」的認知科學；一些學者從認知學習的角度出發，首次提出了「認知領域」概念，即涉及人類的認知、感知、理解、價值觀、決策等因素構成的領域。

本文將從中國、英國、美國與馬來西亞的案例，探討近年各國掌控本國歷史話語權的制度建設，反映歷史的功能既有「資政」，亦有助推動國家支持的意識形態。

中國：素有「存史資政」傳統

「存史資政」是我國悠久的傳統之一，歷朝均有設立史官並編修前朝歷史。2025年「九三大閱兵」前夕，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上海合作組織＋」會議發表重要講話，提出「弘揚正確二戰史觀，堅定維護二戰勝利成果」。配合近年內地對「歷史虛無主義」的警惕，以及提倡幹部熟讀中國共產黨的「大歷史觀」表明，執政黨對於歷史話語權的掌握，有極其重要的政治意義。

新中國成立後，我國首先於1951年成立「中央文史研究館」，原本旨在保障當時德高望重但生活困難的老學者；1969年起，中央文史研究館與國務院參事室合署辦公，現時該館主要職責為「敬老崇文、存史資政、文化建設」等，獲委任的館員皆是德高望重且著重等身的學者。此外，國務院亦先後成立了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中國地方志工作辦公室（前稱「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辦公室」；加掛「國家方志館」牌子）等；在內地31個省級行政區，亦有成立省級地方志工作機構。

除了以上文史工作相關部門推動修史工作外，我國亦視一些歷史研究為「國家任務」，上世紀末推展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及其後繼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等，以研究中華民族起源及上古史的研究為綱，均被列入國家「五年計劃」。而國務院亦設有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以資助內地高校從事包括歷史學在內的社會科學研究課題；近年更增設「冷門絕學研究專項」，以資助甲骨學、簡牘學、敦煌學、古文字學、少數民族語言文字與歷史研究、傳統文獻和出土文獻整理與研究等。

內地的經驗表明，歷史的研究與應用，與意識形態推動密不可分。無獨有偶，自李家超政府就任後，香港亦以「加強愛國主義教育」為綱，在各層面加強歷史的應用：2025年10月公布的優化高中中國歷史科和歷史科課程框架，以至民間集資運作的「香港地方志中心」亦是其中的成果。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方向實非中國的獨有現象。

大馬：以歷史團結各族人民

「歷史記憶」的建構，有時比歷史事實本身更為重要，一些多民族國家更嘗試通過重構敘事，以團結各族。2022年，馬來西亞第15屆國會選舉上，希望聯盟領袖、後來勝選就任首相的安華（馬來語：Anwar bin Ibrahim；中國外交部譯為「安瓦爾」）提出「昌明大馬」（馬來語：Malaysia Madani）口號，其中便強調在追求經濟與科技發展的同時，必須兼顧「民族的精神和靈魂」（馬來語：roh dan jiwa bangsa）。2024年成立的國家歷史學家委員會（馬來語：Majlis Sejarawan Negara），便由首相親自擔任主席，可見這項工作的重要性。

安華在國家歷史學家委員會的成立儀式上，提到大馬須建構一個植根於國家自身經驗的敘事，並對抗殖民主義視角的歷史敘事。回顧歷史，東南亞不少國家均有「排華」的往績，馬來西亞在脫離殖民宗主國獨立後亦難獨善其身。今天該國還對不少與種族有關的議題時有爭議，例如該國公立大學招生有優待土著的「固打制」，不少華裔學子就算公開試成績優秀也難以入讀本國心儀的學科；加上近年伊斯蘭黨（馬來語：Parti Islam Se Malaysia）興起，並在不少執政州份將保守風俗加諸於公共空間，也令當地華人憂心。

安華亦有表示，國家歷史學家委員會將肩負編寫參考資料、教學大綱、研究及宣傳等功能，更認為該委員會有助解決可能破壞國家穩定、和平與和諧的歷史扭曲問題，最終加強團結、加強馬來西亞人的認同感和鞏固國家。已故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曾提出「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Malaysian Malaysia），這個理念最終先在新加坡落實（即後來的「新加坡人的新加坡」），大馬國家歷史學家委員會也許會完成未竟的使命，其中不二法門或許是「歷史話語權」的掌控。

英國：「存史資政」但難逃爭議

除了團結國家外，國家主導的歷史項目也為資政提供重要參考。英國一些部級單位如外交部（FCDO）及國防部，亦曾有史家團隊。以外交部為例，其史家的角色是「就國際問題提供長期的、與政策相關的視角」，並為增進英國外交政策的「集體知識與理解」貢獻。有趣的是，英國作為一個政權相對穩定延續的國家，該國亦有設立類似中國「中央文史館」館員的榮職：（蘇格蘭）皇家史學家（Historiographer Royal (Scoutland)）。最近一個「皇家史學家」委任刊於1993年的《愛丁堡公報》（The Edinburgh Gazette），得主是聖安德魯斯大學蘇格蘭歷史系原主任、歷史學榮譽教授Thomas Christopher Smout。

英國亦有中央統籌的歷史項目。內閣辦公室自1908年設有「官方歷史計畫」（Official History Programme），旨在為未來的政府決策提供「經驗寶庫」（fund of experience），及為歷史學家和公眾提供一份「權威的」和「可靠的二手資料來源」。「官方歷史計畫」初時研究側重於海軍和軍事歷史，在1960年代則「擴大到涵蓋和平時期的特定時期或事件」。已出版的作品主題包括兩次大戰、福克蘭戰爭、國企私有化等。研究主題及參與研究的獨立史家，均由首相批准，史家更將被授予超出《檔案法令》（Public Records Act）規定的特權，可以查閱封閉文件，但最終稿件仍須得到政府批准。

最近一個「官方歷史計畫」批出的項目，是2024年的「英國政府在北愛爾蘭問題期間對北愛爾蘭的政策」——這個項目也被一些民間史家視為政府有意為爭議題目「一錘定音」，特別是民間向來視政府在愛爾蘭問題上包庇了不少為政府服務的「兇手」。值得一提的是，項目聯席主席上議院議員保羅比尤（Paul Bew）是知名的英國愛爾蘭裔史學家，及1970年代很多愛爾蘭事件的參與者，其子倫敦國王學院（KCL）教授約翰比尤（John Bew）則曾任約翰遜內閣幕僚，領導《安全、國防、發展與外交政策整合評估》的編寫，更活躍於大西洋智庫網絡，堪稱「史而優則仕」的最佳代表。

美國：修史重建「美國價值」

與英國類似，美國也看重的歷史學家在政府內部的角色。美國聯邦行政機關共有15個部級單位，部份有設立全職史家崗位，例如國防部長（特朗普第二總統任期改稱「戰爭部長」）辦公室自1949年便設有首席史家（Chief Historian）。國務院歷史辦公室則根據1991年《對外關係授權法》（Public Law 102-138）設立，並被賦權編纂並出版美國對外政策官方文獻史的責任；該法同時設立「歷史諮詢委員會」（Historical Advisory Committee, HAC）作為監督機構，成員包括9名來自美國外交關係領域有傑出貢獻的知名學者；六名成員代表美國歷史協會等組織；另外還有三名委任成員。

《美國對外關係》（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系列是該辦公室的核心研究成品，旨在呈現「美國重大外交政策決策的官方文獻歷史紀錄」。為此，參與編纂的史家被授予「全面且完整的權限」，得以查閱來自各個國家安全機構的檔案，包括國務院、國防部、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NSC）乃至情報界。

然而，隨着特朗普第二總統任期的開展，外界預測特朗普及其接班人，很可能在未來一段不短的時間主導美國政局。回顧其第一任期的措施，他已積極提倡「愛國主義教育」，但因受制於政敵及未能連任而功敗垂成，當中的措施便包括成立「總統『1776年』諮詢委員會」（The President’s Advisory 1776 Commission）。該委員會於其第一任期結束後、拜登就任總統前，曾發表了充滿爭議的報告書——很多專業的歷史學家質疑報告書的資料缺乏出處，也充滿偏見。

然而，當特朗普第二任期開始後，這些推動意識形勢的措施捲土重來。在眾多針對政敵的霹靂手段中，其中一項於2025年3月公布的行政命令「恢復美國歷史的真相與理智」（Restoring Truth and Sanity to American History），首先斥責了美國自由派主導的「歷史修正主義」，及美國最大的公共博物館組織「史密森尼學會」近年「將美國和西方價值觀描繪成天生有害且壓迫性的敘事」，嚴詞命令該機構「清除不正當的意識形態」。

從以上四個不同國家的案例可見，掌控本國歷史話語權幾乎與國族敘事密不可分，當中既有「存史資政」之用，也為國族認同提供論述。在今天泛政治化的時代，要保持專業的歷史研究方法，越來越不容易。

作者劉健宇是政策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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