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立法堵截3D打印槍械 莫讓比特變成子彈
來稿作者:劉健宇
近日,澳洲雪梨著名邦迪海灘(Bondi Beach)發生槍擊事件,造成十多人喪生。同時,香港警務處國家安全處首次引用《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非法操練」罪拘10名男女,指他們涉嫌在工廈內收藏武器並進行類似軍事形式的訓練。據報道,執法人員在該涉案單位檢獲一部疑用作自製槍械的立體打印機。兩宗案件令人不禁聯想:假如沒有警方阻止及早行動,犯罪份子用立體打印槍械掃射人群的慘案會否發生在香港?
香港曾於2021年修訂法例,成功堵截實體「真槍元件」的走私,但在面對數碼藍圖(Digital Blueprints)的虛擬滲透時,香港卻落後於不少普通法適用地區。當犯罪分子不再依賴走私實體槍械,而是轉向「下載圖紙、在地打印」的「鬼槍(Ghost Guns)」模式時,香港必須及早識別並根治這一漏洞,與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律看齊。
應將監管從原子延伸至比特
近年,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的總體國家安全觀,已囊括了「新興領域安全」及「科技安全」,當中自然包括不法份子使用立體打印技術製作武器。香港《2021年火器及彈藥(槍械宣布)(修訂)規例》雖然將「槍械」定義擴展至槍管、機匣等具體元件,但立體打印技術的演進已模糊了製造邊界。從技術層面看,槍械製造已從工業化的集中生產轉變為分佈式的數據製造。筆者曾於2022年撰文《修例監管立體打印槍械提升香港反恐力》呼籲收緊法例;時至今日,已有疑犯嘗試通過相關技術製作武器,筆者當日的擔憂已不幸言中。
在法律定性上,我們必須區分三種關鍵的數據形式:一是描述幾何形狀的參數化設計文件(CAD),二是用於打印的網格文件(STL),三是直接指揮機器運作的指令代碼(G-code)。在缺乏明確法律指引的情況下,持有這些檔案往往可能被辯方律師解讀為「言論自由」或「學術研究」。然而,「直接指揮機器運作的指令代碼」本質上是數碼化的製造模具,其功能性遠超一般資訊傳播。若執法人員在電腦中發現成套的槍械設計圖但未見實體,目前將難以舉證,形成執法上的灰色地帶。香港必須參照國際先進經驗,將監管觸角從「原子」(Atoms)延伸至「比特」(Bits)。
星澳管有數碼藍圖亦屬犯法
新加坡便採取「嚴格防範」模式。該國的《2021年槍支、爆炸物和武器管制法》(Guns, Explosives and Weapons Control Act 2021, GEWCA)於2025年全面生效。該法第13條極具前瞻性地將「未經授權管有槍械製造數碼藍圖」(Unauthorised possession of digital blueprints for manufacture of guns, etc.)列為刑事罪行,並實施嚴格責任制,即只要持有相關檔案且無合理辯解,即屬違法,最高可處罰款及監禁。這種做法旨在在實體槍械「打印」前,切斷威脅。
澳洲新南威爾士州《2025年槍械(立體打印的數碼藍圖)(修訂)法》(Firearms (Digital Blueprints for 3D Printing) Amendment Act 2025)規定,管有槍械或槍械元件的立體打印數碼藍圖最高可判處監禁15年。這一刑期與管有違禁實體槍械看齊,向社會傳遞了極強的訊號:在數碼世界持有武器,等同於在現實世界持有兇器。更重要的是,該法案對於「管有」(Possession)數碼藍圖,涵蓋了疑犯對儲存在個人及可控制的他人的雲端或資料儲存設備中,無論該設備是否位於本司法管轄區。換言之,新南威爾士州通過「推定管有(Constructive Possession)」的概念,有效堵塞了利用海外伺服器,以至是不起眼的儲存設備(如USB)規避法律的漏洞。
及早築起數碼防線以防恐襲
香港實應盡快參考新加坡及澳洲模式,修訂香港法例第238章《火器及彈藥條例》,或在《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附屬法例中,增設針對「違禁武器數碼藍圖」的特定罪行。法律必須明確定義:凡管有可用於立體打印或數碼加工的槍械設計圖檔(包括STL及G-code),在無合法授權下即視同管有槍械組件。同時,法例必須引入「推定管有」以涵蓋「雲端存儲」及「虛擬控制權」,確保執法人員有權對存儲在境外的違法數據進行追責,讓犯罪分子在網絡空間無處遁形。
另外,加拿大與英國則展示了「意圖導向」與「邊境延伸」的治理思路。加拿大的《C-21法案》(Bill C-21)已於2023年12月15日獲得皇室御准。該法在《刑法典》中新增罪行,禁止在明知用於非法製造或販運的情況下管有或分發計算機數據。英國則透過《2025年邊境安全、庇護及移民法》(Border Security, Asylum and Immigration Act 2025),將立體打印模板(Templates)列為「用於嚴重犯罪的物品」,賦予執法人員在邊境及境內搜查電子設備的更大權力。
環觀各地,不少普通法適用地區與新加坡、英國、澳洲、加拿大,均已將監管目光放置於製作槍械的數碼藍圖。當主流普通法適用地區都已紛紛築起「數碼防線」時,香港若不及早行動,恐為極端分子在港發動恐襲提供機會。
作者劉健宇是政策研究員、香港大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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