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伍俊飛

香港經濟正經歷一種鮮為人察覺的慢性病。它的症狀不是劇烈的衰退，而是一種持續的窒息感：物價高企不下，本地消費在深圳等低成本城市的虹吸下節節敗退，而經濟增長的潛力被無形之手牢牢壓制。坊間對此的診斷常常歸咎於需求不足，於是習慣性地開出減稅、發消費券之類的短期藥方。然而，這無異於給一個患上嚴重代謝紊亂的病人注射營養針。香港經濟的根本病灶不在需求側，而在供給側。要解開這個死結，需要一種打破常規甚至帶有制度想像力的解決方案——在內地建設一塊香港的製造業飛地。這不僅是經濟多元化的選項，更已是關乎香港長期繁榮的破局之舉。

高物價源於高地價

香港的高物價絕非傳統的需求拉動型通脹，我們面對的是一種更為棘手的結構性成本推力。「高地價」是第一道枷鎖。香港的土地開發比例長期處於極低水準，住宅用地供應嚴重不足，導致地價與房價成為吸納社會財富的巨大海綿。這不僅僅是居住成本問題，更是直接傳導至所有商業活動的基礎租金。一間位於觀塘或九龍灣的普通辦公室，租金動輒與東京、紐約的核心區比肩。對於任何製造業而言，哪怕是高附加值的先進製造業，這樣的空間成本足以讓任何商業計劃書在財務模型階段就宣告夭折。

緊隨其後的是勞動力的萎縮與老化。香港的人口老齡化速度在全球名列前茅，勞動參與率在發達經濟體中處於低位。更為關鍵的是，產業結構長期偏重于金融、地產和專業服務，使得勞動力技能結構高度同質化。當需要工程師、技術工人和研發人員時，市場供給捉襟見肘，薪酬水準被進一步推高，形成一種高薪卻無人可用的尷尬局面。

單引擎擠壓新產業

產業單一化則構成了第三重約束。金融業佔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超過20%，但其就業人口佔比不足7%。這意味着，金融業的繁榮並沒有為大多數市民提供足夠的高品質就業崗位，反而通過溢出效應推高了整個社會的資產價格和生活成本。這種「單引擎」驅動模式在順周期時固然風光無限，但在逆周期或結構性轉型面前顯得脆弱不堪。創新活動被高地價和高薪酬擠出，新興產業因為缺乏生態支撐而難以萌芽。

此外，制度性摩擦增加了看不見的交易成本。儘管香港以高效廉潔的政府著稱，但在跨境要素流動、專業資格互認、金融和新興行業監管等方面，仍然存在許多不必要的繁文縟節。這種現象在金融領域表現為合規成本的攀升，在科技領域則體現為初創企業試錯成本的增加。

本地消費全線潰退

這幾股力量交織在一起，催生了一種獨特的滯脹雛形：經濟增長的潛力被鎖定在低水準，而價格水準卻居高不下。本地消費在與深圳等低成本、高效率的周邊城市競爭中，除了高端奢侈品和特定服務外，幾乎全線潰退。香港市民北上消費已成為常態，這不僅反映了貨幣購買力的差異，更深層地揭示了本地供給體系在效率和成本上的雙重劣勢。

面對消費外流和經濟放緩，常見的政策反應是向需求側發力。消費券、稅收減免甚至直接的財政轉移支付，這些措施在政治上易於操作，短期內也能營造出復蘇的幻象。然而，從供給端視角看，這些做法無異於緣木求魚。

香港需要供給側改革

當總供給曲線持續左移——即生產成本不斷上升、產能不斷萎縮時，刺激總需求只會帶來一個結果：通脹壓力加劇，而實際產出增長停滯。香港的困境恰恰在於，其生產端面臨的是結構性的供給約束。消費券可以暫時提振零售商的收入，但無法降低商鋪租金；減稅可以增加企業利潤，但無法解決工程師短缺的問題。這些短期措施不僅無法改變總供給曲線的趨勢，反而可能通過維持高資產價格，進一步強化高地價、高成本的既得利益格局，從而固化供給側的剛性。

香港需要的是一場系統性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包括通過大規模增加土地供應來降低要素成本；通過教育和職業培訓體系的革新來提升人力資本的品質與適配度；通過簡化商業規制、降低准入門檻來削減制度性交易成本；以及最關鍵的，通過產業多元化尤其是復興製造業來培育新的增長極，從根本上改變經濟對單一金融服務的過度依賴。

然而，知易行難。在香港現實政治經濟格局中，上述每一項改革都面臨着強大的既得利益阻力。大規模增加土地供應會觸及房地產擁有者和開發商的核心利益，削減制度性成本可能遭遇官僚體系的惰性，而產業多元化則意味着資源要從現有的高利潤部門重新配置到充滿不確定性的新興領域。在現有的利益博弈框架下，要推行徹底的供給側改革，無異於一場零和博弈。

沒有土地創科難成形

香港近年來積極擁抱創新科技，大力投入生命科技、人工智慧和金融科技等領域。北部都會區、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等規劃，展現出這個城市轉型的決心。然而，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始終懸而未決：科創的最終落地形態是什麼？

環顧全球成功的創新經濟體中，無論是矽谷、深圳還是特拉維夫，其核心特徵都是「研發—製造—市場」的完整閉環。製造業並非科創的對立面，恰恰是其最堅實的基座。沒有製造業，科創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根之木。設計出來的晶片需要晶圓廠流片，研發出的機器人需要組裝線調試，開發出的新材料需要中試基地驗證。當這些製造環節缺失時，創新的價值要麼停留在論文和專利層面，要麼被迫將核心環節外包至其他地區，導致知識溢出和產業生態建設的斷裂。

香港恰恰面臨這一尷尬。在本地發展製造業，哪怕是高附加值的先進製造業，都面臨着不可逾越的成本障礙。租金、人工、環保標準以及配套供應鏈的缺失，使得任何試圖在香港建立規模化生產線的嘗試都步履維艱。科創企業在香港完成了種子輪、天使輪或A輪融資後，往往不得不將生產基地設在珠三角甚至長三角地區，香港僅僅保留了總部和研發功能。這種「前店後廠」的分離模式，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區域分工，卻使得香港始終無法建立起完整的產業生態系統，無法享受製造業帶來的就業乘數效應和技術溢出效應。

強力降低成本不可行

那麼，是否可以通過強力手段降低香港本地的生產要素價格——尤其是土地價格——來為製造業騰出空間？理論上可行，但實踐中近乎天方夜譚。香港的財政結構高度依賴土地收入。從賣地收入到物業稅、差餉，房地產鏈條為政府提供了穩定且龐大的現金流。任何試圖大幅降低地價的政策，都意味着政府財政收入的斷崖式下跌，進而影響公共服務的供給能力和基礎設施的投資能力。

更重要的是，房地產與金融體系已深度捆綁。香港銀行業的大量貸款以房地產作為抵押物，業主的財富效應與房價高度相關，而股票市場中的地產板塊佔據着舉足輕重的權重。這種「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格局，使得任何可能導致資產價格大幅下跌的政策，都被視為對整個金融體系的衝擊。在香港這樣一個私人財富高度集中、金融穩定至上的經濟體，觸動地價無異於動搖整個社會經濟秩序的根基。

因此，從存量入手，試圖通過「切蛋糕」的方式重新分配利益，不僅阻力巨大，而且風險極高。這意味着一場激烈且具有破壞性的內部博弈。香港需要的不是一場零和博弈，而是一種能夠創造增量的智慧——在不動搖既有利益格局的前提下，開闢新的戰場，通過新增長點的培育來化解結構性矛盾。

建設製造業「飛地」

這就引出了香港經濟破局的唯一可行路徑：在內地建設一塊真正屬於香港的製造業飛地。這是一種「做加法」而非「做減法」、「做大蛋糕」而非「切分蛋糕」的智慧。其核心邏輯在於，在不損害香港本地既得利益者（如地產商、現有物業業主）的前提下，通過在內地獲得低成本要素資源，重建香港的製造業根基。

所謂的「飛地」，並非傳統意義上的跨境合作區，而是一種深度制度創新。它要求這片土地在法律、標準、管理、稅制等領域適用香港的制度，而在地理上位於內地。這樣既能利用內地相對低廉的土地成本、充沛的勞動力資源和完善的供應鏈配套，又能沿用香港的普通法體系、自由港政策和與國際接軌的商業環境。

助商飛一臂之力

這種模式的價值，在航空製造業領域表現得尤為典型。以大飛機製造為例，中國商飛的C919專案正處於從「製造成功」走向「市場成功」的關鍵階段。產能爬坡、國際適航認證、全球供應鏈管理是其面臨的核心挑戰，而香港恰恰在這些方面擁有獨特的優勢，能夠助商飛一臂之力。

香港民航處作為國際民航組織的獨立成員，其頒發的適航認證在國際上具有極高的認可度，且與美國的FAA、歐洲的EASA有直接的工作互認安排。如果在香港建立總裝基地或部件製造基地，C919的部件可以直接獲得國際認證，為整機獲取國際適航證開闢一條快捷方式。同時，香港正在建設的飛機拆解與高價值部件交易中心，可以圍繞C919打造「製造—運營—退役—循環」的完整閉環，為國產大飛機構建全球化的售後市場體系。自由港政策則使得從歐美進口的發動機、航電系統等高價值部件，在香港無需墊付高額關稅，大大優化了現金流和供應鏈效率。

香港管理互利共贏

然而，這一切美好願景都受制于一個現實：香港本地缺乏用於大規模總裝製造的土地。這正是「飛地」模式需要發力的地方。廣東江門的大廣海灣新區，恰好提供了這樣的空間載體。這片由香港政府參與填海所得的土地，如果能夠按照「香港管理、互利共贏」的飛地模式運作，就可以完美結合香港的制度優勢和內地的成本優勢。在這裏，可以規劃建設C919的香港總裝基地配套產業園區，由園區管理機構主導開發，適用香港的管理模式和法律制度，發展部段裝配、物流倉儲、測試中心等功能。

對於香港而言，這塊製造業飛地的意義遠不止於解決大飛機專案的落地問題。它代表着一種全新的經濟發展範式的探索。

首先，它使得香港能夠真正實現從「金融服務單引擎」向「金融+創科雙引擎」的轉型。金融業將繼續發揮其資金融通和風險管理的優勢，而飛地上的製造業則提供了技術轉化和產業化的平臺。科創企業可以在香港完成研發和融資，在飛地進行中試和量產，形成良性的區域產業分工。

制度疊加優勢互補

其次，它為香港的年輕人提供了新的職業發展路徑。長期以來，香港高等教育的畢業生大量湧入金融、地產和專業服務領域，導致人才結構性失衡。製造業飛地的建立，將創造對工程師、技術員、供應鏈管理師等崗位的大量需求，為香港年輕人提供多元化的優質就業機會，減緩社會流動性的固化。

再次，它有助於緩解香港的高成本壓力。雖然飛地本身並不直接降低香港本地的租金水準，但它通過提供低成本的產業空間，使得那些對成本敏感的企業和人才不必全部擠在香港本地。這種分流效應在邊際上可以緩解香港本地商業地產的緊張狀態，並降低整體經濟的運行成本。

最後，這種飛地模式為香港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提供了全新的切入點。它超越了簡單的「香港提供服務、內地提供工廠」的傳統分工，而是走向了「制度疊加、優勢互補」的深度融合。香港的國際規則、法律體系和自由港政策，與內地的產業配套、市場規模和要素成本，在飛地內實現對接，共同服務於大飛機、人工智慧、生物醫藥、新能源、新材料、機器人等國家戰略產業的發展。

在自我革新中前行

香港經濟的沉屙，源於供給側的結構性僵化。高昂的要素成本、單一的產業結構以及既得利益格局的固化，使得傳統的需求側刺激和內部存量改革都難以奏效。在此背景下，香港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短期救急方案，而是一場具有戰略眼光的制度創新。

在內地建設製造業飛地，正是這樣一條出路。它不觸動本地既得利益者的乳酪，而是通過創造增量空間來培育新的增長引擎。它充分利用香港的制度優勢和內地的發展縱深，為金融與科創的深度融合提供物理載體和產業基礎。以大飛機總裝基地為代表的飛地項目，可以開創陸港新型雙贏模式，不僅能夠説明國產大飛機突破產能瓶頸和國際認證障礙，更能為香港的產業轉型注入強大的動力。

當然，這一構想面臨着巨大的執行挑戰。飛地的法律定位、行政管理、收益分配、人員流動等一系列細節問題，需要中央政府和兩地政府以極高的智慧和務實精神進行頂層設計。然而，這一方向顯然值得摸索。香港的未來，在於能否從「島嶼城市」的思維定式中跳脫出來，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以更廣闊的視野和更創新的制度安排，重構自己的經濟版圖。

在維多利亞港的潮汐中，香港的繁榮從來都不是依靠一成不變的躺贏，而是在每一次危機和挑戰中通過自我革新實現動態前行。今天，當這座城市再次站在十字路口時，製造業飛地或許正是那個能讓它再次直上雲霄的關鍵支點。這不僅來源於對香港經濟現實和發展規律的洞察，更是對這個城市未來命運一種負責任的擔當。

作者伍俊飛是紫荊黨總裁，紫荊黨政策研究院名譽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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