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小小事】教育不足致歧視 康復者:當年唔知咩叫精神病

撰文:李穎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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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係唔係黐線㗎?」「你喺青山走出嚟㗎?」精神病這個名詞,不少人在日常生活中也會掛在嘴邊,不過這概念模糊又廣泛,說到精神病實際上是怎樣的,能答得上的人少之又少。歸根究底,是因為香港的教育從來也沒有一門課,教人如何判斷自己的精神健康、甚麼是精神病。
精神健康教育不足的後果,不止是令人無法了解身邊受此問題困擾的親友,有時甚至連自己患上了情緒病也不得而知。
攝影:李穎霖
拍攝及剪接:馮嘉雯

原來有種病叫精神病

2003年,時值非典型肺炎肆虐,香港的經濟亦一落千丈,在經濟低迷的環境下,關靄詩被公司裁員,失去了工作。然而,壞事沒有為她留下一點喘息的空間,一波接着一波的衝擊猶如海浪般拍打在她身上,到了年末,她的父親因急病與世長辭:「爸爸嘅喪禮令我面對好大壓力,都冇畀自己抒發悲傷情緒。」接連的打擊令各種情緒在身體中堆疊,慢慢地,問題由起初的失眠,發展至一些連她都無法解釋的古怪行為。「例如我夜晚2、3點瞓唔着,就會換晒衫、着晒鞋咁落街遊走。我記得自己有呢啲行為,但係我解釋唔到。」作為康復者的她以溫和的語調,說着當時的情況。

香港人常把「黐線」掛在嘴邊,但又有多少人真正了解這疾病?(李穎霖攝)

情緒大起大落,有時思想會變得負面,有時會不受控制地一直大笑,但沒有人知道關靄詩發生了甚麼事,包括她自己。「自己冇意識到原來有個病叫做精神病添。」那個年代的精神健康推廣有限,不止她不了解情緒病,她的家人亦然:「屋企人又冇意識到我呢個叫做病患,初初重以為我係撞邪,可能係喺爸爸喪禮上面(和靈體)有咩衝撞。」

因對精神病的認識不足,關靄詩發病初期未到適切的協助。(李穎霖攝)

到發現關靄詩需要的其實是專業協助時,已是過了幾個月的事,那時她已須直接入醫院的精神科接受治療:「醫生話我個病遲發現,所以屬於重症。」2004年的春天,她被確診患上狂躁抑鬱症。

當年的精神健康教育不足,不但令病患延遲了治療的時機,更衍生出更多後續問題。

污名化問題一直存在

「1995年嗰時冇病叫狂躁抑鬱,只係寫重症精神病,係𠵱家先咁多名,當時最多都係得精神分裂。」香港精神康復者聯盟執委會主席鄺志輝形容着他患上狂躁抑鬱症的那個年代。曾因誤入邪教而患病的他,於90年代被醫生確診「重症精神病」,在信仰、哥哥、中途宿舍職員等人的幫助下,走過了10多年的康復之路。然而,面前等着他的道路仍然崎嶇。

香港精神康復者聯盟執委會主席鄺志輝在各方的幫助下,走過了10多年的康復之路,然而面前的道路仍然崎嶇。(李穎霖攝)

「大眾對精神病最早嘅認識,係天水圍有人帶埋兩個小朋友跳樓,之後佢哋先察覺到原來呢種叫『黐線』、精神病。」那時媒體對同類事件大肆報導、渲染,往往以涉事人士有精神病紀錄作結,他認為此舉加劇了那年代市民對康復者的歧視。「同埋當年有電影(《癲佬正傳》)講殺幼稚園學生,污名化咗精神病人。因為精神病當年係 selling point,賣到報紙又有票房,啲人會睇。 」說起來,鄺志輝的語氣帶着無奈:「好多跳樓、殘害身體嘅新聞,其實康復者做得出嘅少之又少。」

一句「有殺冇賠」成了經典電影台詞,同時也變成了康復者身上的無形烙印,而這也勾起了鄺志輝剛得到「2蚊乘車優惠」時的往事。那時他尚未有印上相片的個人八達通,需出示殘疾人士登記證,證明自己是合資格的受助人:「當時嘅歧視問題係因為張證後面寫住精神病,司機一睇見即刻好大聲,好驚咁話:『你有精神病就唔好搭巴士啦,唔好累死我哋啲人!』跟住我哋就好尷尬咁落返車。」閒言閒語令康復者大受打擊,但歸根究底,問題是源自精神健康教育不足。

殘疾人士登記證後的「精神病」,曾令他受盡歧視。(馮嘉雯攝)

政府唔做,康復者自己做

「政府唔做精神病教育,淨係做醫療,講極都唔多理。」但好在有藥廠和有心人士贊助,鄺志輝等一眾康復者開始以自己的力量,向群眾推廣精神病知識,兩年前更開始真人圖書館的活動,讓受過培訓、願意分享患病、復原經歷的康復者成為「真人圖書」,供「讀者」閱讀,希望以這一群活生生的「圖書」破除大眾對精神病人的誤解和歧視:「希望同精神病人一齊行康復嘅路,令人知道咩叫精神病。」

政府多年來未在社會推動精神病教育工作,一群康復者索性「靠自己」。(李穎霖攝)

真人圖書館的活動漸見成績,而近年亦多了演藝界人士願意公開自己受情緒病困擾的經歷,鄺志輝覺得在明星效應的加持下,市民對精神病多了一份了解:「市民開始覺得呢啲係情緒病,係都市病嘅一種,唔會好似好極端、次次都係地鐵放火。」政府在政策的制定上,亦開始重視病人、康復者的意見,但距離真正的平等、了解,他認為路仍很長:「始終靠我哋呢啲NGO係好有限,好似喺香港,除咗喺學校,我哋未喺其他地方做過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