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牆的時代】各國高牆林立 硝煙四起 人類如何共存？
自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柏林圍牆倒下，世界便開始鬧哄哄地走向全球化。可是，冷戰之牆拆毀後，新的障礙又開始竪立，長度不亞於冷戰時期。「牆」這個字眼在《牆的時代》（Divided: Why We're Living in an Age of Walls）這本書中代表了障礙物、圍籬及各種形式的分歧和隔閡。書的副題是《國家之間的障礙如何改變我們的世界》，每一章都以介紹實體的牆作為引子，剖析這些牆如何意味着當地有怎樣的分裂狀態。
全書分為八章，着重全球化世界最具挑戰性的幾個題目：民族主義在統一及分治上的力量（中國、英國、非洲），移民的效應（美國、歐洲、印度次大陸），以及宗教和政治的交會（以色列、中東）。
撰文：方蘅
英國《每日快報》（Daily Express）認為，《牆的時代》是「針對當今世界許多重大問題平易近人的入門作品」。作者提姆．馬歇爾（Tim Marshall）是一位外交事務權威專家，擁有二十五年的採訪報道經驗，走遍約40個國家，了解各地的矛盾衝突。
民族統一VS自治訴求
說到牆，不得不令人想起世界十大奇蹟之一的萬里長城，這座分隔文明與野蠻的牆位於中國，也就決定了本書要以中國為首章內容。中國至今都存在民族矛盾，西藏、新疆的分離勢力始終是一種威脅。本書中，每章除了介紹最主要的矛盾之外，亦涉及社會各方各面，例如這一章除了談及民族間的矛盾，還觸及沿海和內陸、城市和農村間的財富不平均造成的社會裂痕。面對種種暗湧和分歧，中國政府的做法是控制資訊流通，防止思想散布。於是在網絡時代，防火牆長城應運而生。
英國有一座哈德良長城（Hadrian's Wall），建成於羅馬帝國時期，現在已經坍塌。這座長城區隔了羅馬人已征服的地區（英格蘭）與未征服的地區（威爾斯和蘇格蘭）。在歷史上，英格蘭和蘇格蘭大部份時間都是涇渭分明的國家，屬於不同民族，經常吵吵鬧鬧，最後於1707年通過《聯合法案》（Acts of Union 1707）正式結合。不過，蘇格蘭在聯合王國內的獨立性卻日益增加，並曾於2014年舉行獨立公投，結果因國會承諾賦予蘇格蘭議會「廣泛的新權力」而未脫離聯合王國。
另外，北愛爾蘭一度出現武裝糾紛。該地新教徒希望留在聯合王國，天主教徒則希望與愛爾蘭統一，曾爆發三十年之久的武裝衝突，最後於1998年達成分享權力的和平協議。然而，當地仍是一個深刻分裂的地方，殘存圍牆，區隔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地區。一旦跨界、沒有圍牆，就可能發生暴力衝突。
非洲可以說是歐洲殖民者亂畫邊界線的受害者。歐洲殖民者在畫線創造非洲的民族國家時，經常與當地已有的民族（有時被稱為「部落」）毫無關係。非洲有一座摩洛哥圍牆（Moroccan Wall），穿越西撒哈拉沙漠，部份伸入摩洛哥，使撒拉威人組成的波利薩里奧陣線（Polisario Front）遠離摩洛哥認定的領土。
整個非洲到處都有獨立運動，暴力衝突慘絕人寰，例如1994年盧旺達發生種族滅絕慘劇。又由於各民族仍常跨越民族國家的國界，某一國家內部的衝突很快會蔓延到另一國家。在非洲，歐洲人劃分的國界仍是以外交手段解決領土糾紛為基礎，國際社會對摩洛哥和波利薩里奧陣線針對西撒哈拉的主權都不承認。技術上，西班牙仍是西撒哈拉的行政當局，即使實際上它的大部份地區已由摩洛哥控制。
強大的部落關係又會使國家循着部落界線處理政治，例如南非就設有「傳統領袖省議會」（Provincial House of Traditional Leaders），反映不同部落的意見。部落主義鼓勵偏袒示惠，會造成貪瀆腐敗，是一大流弊。非洲國家的統治中，如何平衡部落主義是一大課題。
邊界爭端與種族分歧
美國總統特朗普說過，要在美墨邊境建高牆。其實，美墨邊境一直都有牆。十九世紀，墨西哥政府本欲引入美國人口作為科曼奇族人和墨西哥拓墾者的緩衝。誰知新移民多為新教徒，墨西哥人多為天主教徒，美國的蓄奴制亦不為主張廢奴的墨西哥接受，結果造成衝突，終引發美墨戰爭。
終戰時，墨西哥被迫簽訂條約，丟掉約三分之一領土，從此，美國就沿南部邊界建立圍牆。由此可見，這並不只是今日共和黨的手段。特朗普總統提出在美墨邊境興建高牆，阻截來自墨西哥的移民，折射出美國國內種族分歧的裂縫。在美國國內，白人、黑人、拉丁裔人、亞裔人在一起生活，可是，種族歧視卻是主要問題，未曾緩解。
歐洲的柏林圍牆於1990年倒下，東西德隨後統一，其後，更成立了歐盟。可是，歐洲仍然出現深重的裂痕。東德人摒棄共產主義，卻未必代表他們準備好接受殘酷、自私的資本主義。西德人歡迎統一，卻抱怨接收了一個失敗的經濟體。2004年一項民調發現，每八個東德人就有一位懷念柏林圍牆拆除前的日子；到了2015年，仍有至少一半德國人覺得東西部經濟和文化上存在差異。
放眼整個歐洲，歐盟成立後，許多政治精英低估了向西移動、尋找就業機會的人數。2008年的金融海嘯更是火上添油，許多歐洲人覺得，歐盟從未成功取代民族國家，皆因歐盟的動作太快、太傲慢。移民危機逐步上升，至2015年到達巔峰。中東和非洲的衝突內戰造成大量難民湧入歐洲，歐洲初時願意收容他們，但很快就不勝負荷。
印度和孟加拉之間則有全世界最長的邊界圍籬，以阻止偷渡客。2011年，在印度潛居多年的少女拉斐妮想偷渡回孟加拉省親，攀爬鐵絲網時披肩給鈎到了，邊防依格殺勿論令開槍，使她掛在圍籬上哀嚎數小時，最終因失血過多而亡。印、孟邊界數百年來本來沒有實質邊界，卻硬生生將共同生活的社群分隔開來，故此習慣跨境來往。
據估計，本世紀孟加拉遷往印度的人數超過一千五百萬，對印度人的工作和居住空間構成壓力，因而出現反孟加拉人的浪潮。至於孟加拉，也有來自緬甸的羅興亞人湧入的問題，這些羅興亞人是穆斯林，與緬甸佛教徒格格不入，也不被緬甸政府承認為公民。
印度和巴基斯坦邊界則有克什米爾問題。1947年，克什米爾人本有權選擇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該地統治者本身是印度教徒，居民則多是穆斯林，因而選擇中立，導致穆斯林起義，最終將整個地區劃分為兩半，用圍籬隔開。
政治擺脫不了宗教
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基於宗教分歧而對立。在分隔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西岸地區的圍牆上，布滿了各種塗鴉。圍牆還可吸引旅客，西岸地區就開設了一家旅館，取名「圍牆酒店」（Walled Off Hotel），形成所謂的衝突觀光。圍牆的存在，是因兩國邊界自1948年以巴戰爭爆發、以色列建國以來，就一直是暴力相向的爭議。以色列在1967年兼併東耶路撒冷，但巴勒斯坦人當時卻聲稱，未來巴勒斯坦若建國，將以東耶路撒冷為首都。（編按：巴勒斯坦於1988年宣布獨立，定都為耶路撒冷——與以色列首都一樣，雙方存有爭議。）
巴勒斯坦地區分約旦河西岸和加沙，比較世俗的組織法塔赫（Fatah）主導巴勒斯坦臨時政府，治理西岸地區；激進的伊斯蘭主義組織哈馬斯（Hamas）則控制加沙。對待以色列，法塔赫接受兩個民族分別建立兩個國家的概念，哈馬斯則拒絕巴勒斯坦全面解放以外的任何替代方案，兩派之間時有衝突。
中東地區到處可見小型高牆，說明該區域恐怖主義暴力猖獗。2014年，全世界只有百分之五的人口居住在阿拉伯世界，遭遇的恐怖襲擊次數卻佔全球百分之四十、衝突相關的死亡人數約佔百分之六十八，因此獲收容的難民也佔百分之五十八。阿拉伯人最大的分歧是宗教，因伊斯蘭內部分裂為遜尼派和什葉派。在政治上，阿拉伯人試過民族主義和仿造社會主義，也經歷過強人統治，「伊斯蘭國」（ISIS）聖戰士統治下的生活證明是失敗的；另有一些國家則生活在王室世襲統治之下，似乎稍為穩定。阿拉伯人較少國家民族觀念，也沒有完全擁抱個人自由，政府崩解時，許多人就撤退回民族國家的前身——宗教、族裔和部落。
綜觀全書，作者道出圍牆所帶出的分歧、分裂。但他也引述諺語「好圍籬製造好鄰居」，說明實體上和心理上難以避免真實界線。在普世接受人類皆為兄弟、世界不再競逐資源之前，仍將興建圍牆，但與此同時，也可在圍牆間的空間注入希望，建造橋樑。書中在講述嚴肅的地緣政治之時，加入了牆的意象，引出哲學思考和文學趣味，增加了可讀性。
《牆的時代》
副標題：國家之間的障礙如何改變我們的世界
作者：提姆．馬歇爾
譯者：林添貴
出版社：遠足文化（台北）
出版日期：201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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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於第186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0月28日）《《牆的時代》以牆為喻剖析地緣政治》，網上標題為編輯重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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