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大疫面前官僚體制潰亂 問責程序勢在必行
上周五（2月7日）凌晨，最早在網絡預警武漢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眼科醫生李文亮搶救無效，死於此次震動全國的疫症中。去年12月30日，李文亮等人對疫症示警，但隨即遭到當地公安部門訓誡並被迫寫下承諾「閉嘴」的保證書。他的離世點燃了輿論的怒火，外界預料一場早已被武漢乃至全國民眾期盼已久的問責風暴即將到來。
從疫情顯現時刻意打壓輿情，到對外釋放錯誤消息，再到疫情蔓延開來之時應對失措，湖北省會武漢乃至全省官僚系統的表現使得民怨四起。上周六（2月8日），中國國家衞健委副主任王賀勝緊急空降湖北，任湖北省委委員、常委，或許將成為中共「換將」的開端。
列數官僚體制七宗罪
「一問三不唐志紅，準備不足邱麗新，人不傳人是高福，物資充足王曉東；等待授權周先旺，深感內疚馬國強，可防可控王廣發，答非所問蔣超良。」這是流傳在內地網絡上一則取名《湖北八駿圖》的段子，短短56字寫盡湖北官場在應對這場公共危機中如何失去人心。
坦率講，儘管此類公共衞生危機多非人力所能控制，極度考驗執政者的危機處理能力，然而回顧整個疫情發展至今天難以控制的局面，可以說天災雖有，人禍亦不淺，湖北黨政負責人難辭其咎。
具體來說，第一，應對不及時，嚴重不作為，錯過黃金時間。目前披露的資訊顯示，去年12月1日武漢市已出現第一例不明肺炎患者。據專門收治肺炎患者的武漢市金銀潭醫院院長張定宇的說法，12月29、30日左右，隨着轉診病人逐漸增加，他就「覺得這個疫情可能有些嚴重，有點超出我們當初的想像」。可直到今年1月20日國家衞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鍾南山揭開真相之前，整整50餘天時間裏，從武漢市到湖北省的各級官員都沒有人站出來採取果斷措施，一再貽誤時機。
第二，刻意隱瞞真相，發布不實資訊，誤導公眾。去年12月底至今年1月初，武漢市一些醫生已經預感到疫情的嚴重性，並報給了上級部門。比如，武漢大學中南醫院重症醫學科主任彭志勇在接受《財新》雜誌採訪時表示，他早在1月初已預判「很可能會傳染別人」，並報告給了武漢市衞健委。
可面對如此嚴重的潛在危機，不論是武漢市官員還是湖北省官員，非但沒有及時發布消息，反而罔顧人民的知情權，隱瞞真相，一直強調「可防可控」、「未見人傳人」、「不能排除有限人傳人可能，持續人傳人的風險較低」。這一官方表態嚴重誤導了公眾，不僅官方活動照常舉行，民間社區還在1月18日舉辦了「萬人宴」，導致疫情快速蔓延。情節更為惡劣的是，為了掩蓋真相，當地官方動用公權力對醫院與醫護人員施壓，令其「閉嘴」，這導致若干無辜的醫務人員放鬆警惕，多人感染。李文亮便是被封口的「吹哨人」，結果他自己未能躲過疫劫。
第三，疫情大爆發後，行動緩慢、決策倉促、調配不力，從上到下依然大搞形式主義。湖北省、武漢市應對疫情的步伐被批評一直滯後於疫情蔓延。比如，1月20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作出批示，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後，湖北省、武漢市才成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但即便如此，隨後武漢宣布封城後，因為前期組織協調的混亂和決策時嚴重考慮不周，醫院床位非常短缺，救援物資和生活必需品供應全線告急，不僅一線收治病患已經難以保障，甚至連醫護人員都難以自我保護，超負荷工作和防護物資缺乏讓其長期處於幾近崩潰的狀態。然而，湖北和武漢的主政者對外口口聲聲承諾，「物資儲備和市場供應是充足的」。最後，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在描述工作心態時，雖然表示了「內疚、愧疚、自責」，但在意的只是讓「黨中央、國務院操心」，而不是給武漢市民帶來的嚴重傷害。武漢市長在承認「預警不夠」時，卻推脫要有「授權之後才能披露」。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在記者會上只顧着念稿子，答非所問，更是令輿論譁然。
在十萬火急的疫情面前，圍繞物資調配權力，湖北和武漢紅十字會系統也接連爆出不少醜聞，讓輿情火上澆油。武漢肺炎疫情大爆發後，湖北省、武漢市和中國民政部均規定，由湖北省、武漢市的紅十字會來統一接受和管理捐贈物資。但令人失望的是，在武漢乃至湖北省大量醫院頻頻出現醫療防護用品告急、向外界發出求援資訊後，來自各地的大量捐贈物資竟然一度因為湖北省、武漢市紅十字會的傲慢和低效、繁瑣審批程序而不能及時發放。
此外，也許事情正如武漢市長周先旺所透露，公布疫情的權力來自中央、來自國家衞健委。事實上，人們看到的是，身為醫療衞生領域的專業管理部門，國家衞健委在1月20日之前竟然毫無存在感。其所屬的國家疾控中心一眾專家型官員雖然在1月初已知道武漢肺炎人傳人的真相，卻沒有公之於眾，而是自私地謀取學術成果，忙着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NEJM）等海外頂級醫學期刊發表論文。
不陣前斬將難平民憤
凡此種種，民間的怒火壓抑到極點，李文亮之死所引發的「國葬」便是一個極為明顯的信號。湖北省作家協會原主席方方表示，「對於瀆職者不作為者不負責者，我們必須一層一層追究。」
上周六（2月8日），就在中央派出調查組全面調查李文亮事件之時，北京同時宣布調整湖北政壇高層，「空降」國家衞健委副主任王賀勝南下任湖北省委常委。雖然目前尚未公布王賀勝的具體「分工」，但鑑於其畢業於天津醫學院及多年在衞生系統工作，擔任過天津衞計委主任，且參與指導此次武漢防疫的經歷，「臨危受命」自是不必贅言。值得注意的是，這是武漢肺炎疫情以來，湖北高層的首次調整，人們希望這是一個清晰的信號。
在此之前，習近平在上周一（2月3日）主持召開有關此次武漢肺炎疫情的第二次政治局常委會會議。在會議上，中共高層不僅對「不服從統一指揮和調度、本位主義嚴重的，對不敢擔當、作風漂浮、推諉扯皮的（行為）」給予警告，威脅追究直接責任人責任、問責黨政主要領導甚至懲處失職瀆職者，據透露更「研究了其他事項」。這表明，中共可能不會等到疫情局勢遏制後才啟動問責程式，北京亦相當不滿湖北官場和中央職責部門的表現，並極有可能在民怨沸騰的情況下問責湖北和武漢主要黨政負責人。
迫於來自北京的壓力，湖北省官方已經開始動作。上周二（2月4日），武漢市紀委宣布嚴肅查處了市防疫應急物資儲備倉庫違規發放口罩問題，決定免去夏國華武漢市統計局黨組成員、副局長職務，並給予其黨內嚴重警告、政務記大過處分；對武漢市發改委主任兼市統計局局長孟武康和武漢市政府辦公廳副主任黃志彤予以誡勉談話。與此同時，湖北紅十字會專職副會長張欽亦在問責中被免職。然而，他們顯然不是此次應對疫情的關鍵角色，公眾也不會滿足於這一層次的問責。
事實上，應對重大公共事件，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專門會議研究部署，其來有自。近期如兩次應對武漢肺炎疫情，遠期如2018年8月聽取吉林長春長生公司問題疫苗案件調查及有關問責情況的匯報，2015年聽取天津大爆炸的處置匯報，其中只有2018年8月新華社通稿出現「研究其他事項表述」，當時國家市場監管總局黨組書記、副局長畢井泉引咎辭職。
最可以對照的是2003年非典型肺炎（SARS）來襲期間，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在4月17日召開會議，專門聽取有關部門關於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的彙報。會議通稿雖然沒有出現其他事項表述，但隨後時任衞生部長張文康和北京市長孟學農相繼卸職。
不過，湖北政壇乃至中央職能部委在武漢肺炎重複上演的應對不力表明，不僅僅是某一兩個人執政能力水平問題，它只是一個縮影，告訴人們從SARS疫情到武漢肺炎，中共整個官僚體系的進化還很難適應當下現代社會的政府公共管理要求，或者說，用習近平本人的話，這是對中共國家治理水準和治理體系現代化的一次大考。令人沮喪的是，這一官僚體系的表現遠談不上及格。因此，問責湖北或許可以回應輿論關切，但絕不是問題的結束，中共亟需將其「第五個現代化」落在整頓官僚機器之上，而不是會議室裏。武漢乃至湖北官場接連爆出醜聞，不問責難息民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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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200期《香港01》周報（2020年2月10日）《從廟堂到江湖 誰該為肺炎恐慌潮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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