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伊藤詩織：從「被強姦的女孩」到導演——我想活着講自己的故事

醒來的時刻伊藤正在酒店的床上，下體傳來撕裂般的疼痛。壓在她的身上的，是幾個小時前與她相談甚歡業界大前輩——山口敬之，當時日本東京放送公司（TBS）華盛頓分局局長、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御用記者」。伊藤幾個星期前給山口發郵件詢問實習機會，獲得對方欣然答應，未曾料及，她會在那家惠比壽的壽司餐廳里失去意識。
「我真的喜歡上你了」、「我想儘快帶你去華盛頓，你合格了」——山口的話迴蕩在伊藤耳邊。

這是2015年4月3日，此後十年間，伊藤被迫無數次向警察、法官、記者和鏡頭外的陌生人重述那個夜晚，講述那天早上的她如何試圖抵抗、卻像她掙扎着哀求他停下的話語一樣無力。

「遭到強暴之後，我感覺自己好像死了。」——伊藤說。她皺起眉頭，目光隨着回憶沉入左下角。「那時我覺得自己不再是自己，但我還活着，還在呼吸，但有什麼東西卻變得截然不同。」

提起山口，伊藤陷入思考，彷彿正在腦海裏搜刮着合適的英語詞彙。為了宣傳關於她這段遭遇及後續調查的紀錄片《黑箱》，伊藤再次來到香港、坐在鏡頭前。一陣短暫的沈默後，她開口對記者說：「你知道⋯⋯我至今不知道該怎麼稱呼山口，我不能說他是罪犯。」

「第二次性侵」

逃出酒店後，伊藤的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把身上經歷的一切洗掉」。她不知道，這會讓關鍵的證據消失。那天早上她跟正在讀高中的妹妹說好，要一起去一家很漂亮的夏威夷咖啡廳吃班戟。她看着年幼許多的妹妹，想起自己從小在日本長大所不得不經歷的種種性騷擾，決定不能保持沈默。

根據日本內閣府發佈的一項最新調查，近3000名受訪者中，約4成人曾在20至30歲期間經歷非自願性行為，20%稱曾在15-19歲期間有這類遭遇，另有15%在就讀小學時就曾經歷。

但接獲求助的警方沒有給伊藤溫柔的對待。在3名男警員的注視下，她被要求躺在一張墊子上，一旁的警員一邊移動着一個放在她身上的人型模特，一邊向她提出各種私密的問題，試圖重現她遭到強暴當晚的過程。「那是第二次性侵，我認為。」——伊藤後來對媒體說。

6月，警方準備逮捕山口，行動卻被高層緊急叫停。時任警視廳刑事部長中村格後來證實，由於案件「證據不足」，他阻止了逮捕，調查自此陷入停滯。東京地方檢察廳後來亦以「嫌疑不足」為由決定不起訴。

2016年，25歲的伊藤做了一個沒有日本女性會做的決定：召開記者會，實名揭露性侵事件。

「我希望這些出席媒體見面會的資深的記者能去質問叫停調查的人」——伊藤說，「但正如你所說，最後（見報）的報道寥寥無幾。」

日本政府的調查數據顯示，2017年，日本性侵受害者中只有不到4%會向警方報案。該調查由內閣府所屬的男女共同參畫局每隔3年進行，在過去十年間，報案的受害者比例最高時也不超過7%。

「被強姦的女孩」

公開以後，伊藤成了人們口中那個「被強姦的女孩」。威脅和辱罵伊藤的郵件、社交媒體留言排山倒海而來。其中一名女性發來一封長長的郵件，告訴伊藤：「我為與你同樣身為女性感到羞恥。」

在BBC後來發布的紀錄片中，自民黨前女國會議員杉田水脈曾經對着鏡頭說：「被強暴這件事她（伊藤）自己也有責任」、「女性在社會上生存，這種事情像山一樣多」、「男性一方也遭受了嚴重的受害」。紀錄片播出後，杉田水脈又在社交平台上表示：「如果是我的女兒做了這種事（公開受害經歷），我一定會罵她。」

伊藤陷入了自己最黑暗的時期之一：「我覺得我在日本已經活不下去了。」

學者們指出，性侵的殘酷不僅在於性侵行為本身，也在於社會常常透過沉默、質疑或指責而對受害者造成的二次傷害。美國俄勒岡大學心理學榮休教授、史丹福大學行為科學前副教授Dr Jennifer Freyed將其歸納為一種「制度性背叛」：對性侵的否認或淡化其傷害、對受害者的指責、有失公正的調查或懲罰等都可能構成這種背叛......Freyed認為，這種二次傷害有時甚至比原始創傷更具破壞性。

轉機出現在一場攝影展。美國攝影記者Mary F. Calvert的作品中，一名曾在海軍部隊服役的女孩Carri在遭到性侵後自殺，她在日記本的其中一頁畫了自己的手腕，上面佈滿一道道割痕，一旁的文字寫着：「如果事情可以如此簡單」。

伊藤說：「那就是我，我在照片裏看到了自己。」

Calvert的作品讓伊藤產生了深深的共鳴。另一張照片中，Carri的父親Gary站在去世女兒的房間裏。她在看見自己的同時，也看見了自己的父親。她感受到「故事」所擁有的強大力量、以及作為一個「講故事的人」的使命。

以記者的身分揭露真相

伊藤最終堅持下來了，她拿起紙和筆、帶着攝像機，自己調查性侵案。「我把希望寄托在通過講故事改變社會上。但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在某種程度上犧牲了自己的生活。令我驚訝的是——我覺得自己仿佛從懸崖上跳下、準備好這樣做了，然後，我不知不覺就取得了一些進展，而且我還活着。」

2017年，伊藤出版回憶錄《黑箱》。同年，日本修訂其110年未曾改革的性犯罪法，提高了性犯罪的量刑，同時將男性也納入為法律的保護對象。然而，改革後的性侵法仍然以施害者是否採取暴力和恐嚇行為作為犯罪與否的標準，而非以受害者是否同意性行為為準。在法庭上，這意味着那些利用藥物或職務之便等實施性侵的施害者，很大可能得以逃脫法律的制裁。

直到2023年，日本才再次修改法律，將受害者意願作為裁判標準。

《黑箱》出版之時適逢Metoo運動剛剛從荷里活開始，逐漸蔓延到世界各地，越來越多受害者站出來發聲，曾經反對她公開性侵案的家人也逐漸改觀並站在她的身後——「我覺得我終於不用再當那個穿着堅硬的盔甲戰鬥的人，因為那實在是太累了。」

就在一切似乎都漸漸開始變好的時候，2019年10月，伊藤自殺未遂。

在後來製作紀錄片的過程中，伊藤找到了自己從醫院的病床上醒來後拍下的畫面。回想起來，她也感到匪夷所思：「誰會在從醫院醒來後馬上就拍攝？真的...我不知道我腦袋裏在想什麼。」但她察覺到，那是自己想要活下去的證明——「雖然我很想逃離眼前發生的這一切，但我更想活着講述自己的故事。」

在各種意義上，記者的身份似乎都拯救了伊藤。在早年的一次採訪中，伊藤描述了自己在報案時被要求「再現」性侵過程的經歷。她說，在那個於她而言無異於是「第二次性侵」的時刻，她將自己的身分從受害者切換成了一名記者。

在BBC記錄下來的一段自述中，伊藤說：

「讓我能夠繼續的唯一方法就是把我的情感徹底分隔開——我必須把它當成是我在報道的一個故事：我以記者的身分追尋真相，超然而冷靜。」

「我至今不知道該怎麼稱呼山口」

儘管刑事公訴的希望早早落空，伊藤對山口提起的民事訴訟歷時兩年後勝訴，法院判定山口在未獲伊藤同意的情況下與其發生性關係，要求賠償330萬日元（按當時匯率約為23萬港元）。

在訴訟後的媒體見面會上，山口堅持否認自己有任何違法的行為，稱自己或許做了「在倫理上令人後悔的事」，卻並沒有犯罪。

在她看來，這樣的結果完美反映了日本司法系統的弊端：「法官對案件的判決是，是的，在沒有『同意』的情況下我被侵犯了。但在日本這並不違法。這不是一宗刑事案件。」

伊藤坐在眾多記者之間聽着，時不時抬起頭，手裏始終拿着筆記錄。不過兩年前，伊藤還因為在一篇新聞報道中不小心看到山口的照片而驚恐症發作。但在媒體會上，在場的她只不過是一名見證者——「這對我來說是最重要的」，伊藤說，「無論山口說什麼都沒關係」。

與創傷共存

紀錄片在海外上映後，伊藤忙着出席各種電影節、宣傳活動。上月底，在香港出席電影映後談的其中一個晚上，伊藤與工作人員站在影廳外的走廊，看着《黑箱日誌》的電影海報，她忍不住說：「這張照片中的我看着好生氣。」

現實中的伊藤是個活潑的多的人。被問及朋友眼中的自己，她想起的第一個詞是「瘋子」。

去年，她在歐洲議會參與主持了一場有關性別與腐敗的對談。那天她穿着牛仔褲和一件亮眼的紅色上衣，伴着一首叫作「I Will Survive」的70年代老歌，在議事廳里跑來跑去，唱着、跳着跟參會者互動。

拍攝和製作這部紀錄片用了8年，在這期間她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回顧自己留下的調查錄音和錄像、影片日誌，反覆重溫自己的創傷。電影的剪輯室裏放着一張沙發，剪輯期間，每當伊藤受不了的時候她就會睡着，但到了影片快剪完的時候，她睡着的時候越來越少了——「這代表我能夠應付它（創傷）了，我不必再讓大腦關機了。」

伊藤說：「它（創傷）永遠不會消失......人們說：克服它。但那不是你能克服的東西。你只是去面對它、以某種方式與它共存。」

對她而言，這是製作這部紀錄片的另一重意義，她在剪輯室中和電影院裏、在媒體的鏡頭前一次又一次回到過去，就像接受創傷治療中的「暴露療法（Exposure Therapy）」。如今，伊藤到各地宣傳電影的時候總會打趣說：「如果你也經歷創傷，就去拍部電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