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學研．二｜從學術界跨入產業界 創科專業師生如何轉變身份
2023年12月18日，香港X科技創業平台發布了首份《香港創科人才指數2023》報告。報告通過與創科領域人士的40場深度訪談，372份有效調查問卷，以及對前後5年數據的對比，指出：「學院派」創業在香港成為主流；從香港各大學走出的創業公司數量在近五年間增長近4倍；學院派創業者更佔香港基因獨角獸一半以上。那麼，高校師生究竟如何完成從學術界到產業界的身份轉變？這樣的模式又是否可持續？
「產學研」專題報道之二
「學院派」成科創企業主流
《香港創科人才指數2023》報告指出，儘管香港的創科文化尚未真正形成，但近年來有顯著提升，在2023年全球初創生態系統報告（Global Start-up Ecosystem Report）中，香港在「新興初創生態系統」（Emerging Ecosystem）的排名中上升至第二位。不過，在該項排名的計分小項中，香港在知識（Knowledge）一項得分很低——該項以研究和專利活動等衡量得分，包括專利的數量、複雜性、潛力和研究的影響力指數。
香港城市大學高級副校長（創新及企業）楊夢甦認為，香港有很好的大學和人才，為創科提供了好的基礎，現在只是需要有合適的土壤，而土壤是一整個生態系統，有賴於政府、產業界包括投資界的配合和支持。「說香港是『學院派』（創業為主流）也有道理，比如說深圳沒有很多大學，但它的創新做得很好，走的是另外一條路。」但楊夢甦說，「學院派」這個說法並不準確，「現在的社會不要太輕易地去劃分派別，這些是『學院派』，那另外一個是什麼派？是『草根派』還是什麼『街道派』、『社區派』？」
楊夢甦是城市大學「HK Tech 300」創新創業計劃的負責人。該計劃自2021年發起，城大先後投入了6億元港幣，旨在建立一個小型的創科生態系統，目前已有超過1,900名有志創業城大學生、校友、研究人員和其他人士參加相關的資助訓練課程，並且成功培育逾900個初創項目，當中超過200間初創企業獲天使基金和創投基金的投資，有十幾家企業已經到了A輪、B輪融資，都是幾千萬的規模。「再給一段時間，你就可以看到有些潛在的『獨角獸』跑出來了。」他還表示，官產學研各個領域做的事情，從整體上來講就是建立創科生態，包括創科文化，而「HK Tech 300」項目起到的是在領域上開拓和先鋒的作用。
鼓勵「不怕失敗的文化」
很多初創企業都經歷過「失敗」，楊夢甦則認為，應該重新定義在創科投資領域的「成功率」：「如果你投資一家公司，希望將來賺大錢、給你很多回報，這是一種對『成功率』的定義；但如果是初創企業，尤其是高科技的企業，它失敗的風險高，生存率不高，5年生存率不到10%，這是全世界有統計數據的，不管你是在香港還是在矽谷、中關村。那麽，如果說投資的300個項目90%都關門了，這個計劃是失敗了嗎？不是啊！這些項目有可能失敗，但是參與這項項目的同學們，這些年輕人經過了幾年創業的過程，他們得到的收穫、他們的成長是最關鍵。項目是失敗了，但他們成長了，所以整個是成功的，在培養人才上面我們是成功的。我們會繼續支持他們第二次創業，有回報的機會就會大很多。」
楊夢甦強調要鼓勵「不怕失敗的文化」：「為什麽我們在創新科技上面，相對比如說美國，有一定的要追趕的地方，就是我們害怕失敗，大家都求穩，不敢去做創新的東西。」他提到，城市大學於去年1月成立了「城大創新學院」，核心目的就是培養一些有志於創立「Deep Tech Start-up」（深度技術的初創企業）的學生，例如創新創業博士課程，就是從博士題目的立項到博士論文的答辯，整個過程都要貫穿科研、創新和創業等要素。
「校企合作」供小於求
「校企合作」是連接高校與業界的重要橋樑，也是產學研重要的環節；然而，要讓學界與業界產生有共同價值的合作並不容易。香港大學經管學院助理教授黃珊解釋，大學和工業界的目標不同，教授們關注的問題往往和工業界的實際問題存在距離。此外，大學和企業合作中，雙方都要付出很多成本，例如企業要提供錢、人力和數據給大學，而數據和人力可能比錢還要難提供。同時，教授與企業建立合作的話，往往花費很多時間和精力，從去理解企業的問題、到提出問題的過程，就要耗費不少成本。所以，基於目前大學對教授的考核和激勵模式來說，也許教授們會覺得這樣的成本太高而「得不償失」。
「我個人認為，在『校企合作』的市場中，企業和大學都有需求，怎樣更好地合作和創新，還有很多探索的空間。」黃珊表示，目前業界的共識是：成功的高校合作的成本，要遠低於企業自己僱人研發的成本。大型企業可能更有資源與學校建立合作關係，很多大型企業都有高校合作團隊。另一方面，如果是與小型企業合作，這些公司往往沒有研發的需求，而是更加關注於產品生存的問題，但小型企業往往也更容易與高校建立合作，因為他們的要求更低、公關需求更多。「有些校企合作更多是一種公關性質，比如說辦一些聯合的項目，企業可能將大學看作一個招牌。這種合作模式更普遍一些，大小企業都是有需求的，但和創新過程的關係就不大了。」黃珊補充道。
那麼，怎樣的校企合作才是真正有創新價值的合作？黃珊指出，企業的創新過程與學術界不同，企業面對業務性的指標，很難有深入思考的機會，難以靜下心來花費很長時間去攻克一個難題。中國企業前瞻性的研發（Research and Development，R&D）投入，相較歐美企業而言要少，因為迫於業務的壓力，他們一般不得不「短視」。所以，學術界要做的就是站在企業的前面去思考，提出前瞻性問題，或者攻堅一些具有共性的難題，而不是把個別企業做得好的具體問題搬到學術界。她提醒：「如果你的研究內容讓企業覺得，這是學術界才考慮的問題，跟我們沒什麽關係，那很難產生合作交流。」
業界與學界難取難捨
當教授和企業所關注的問題並不一致，可以怎樣拉近雙方的距離？在領導「HK Tech 300」項目之前，楊夢甦除了兼任生物醫學講座教授，亦深入業界發展，創辦了多家初創公司。他觀察到，學者與業界的思維模式不同，但是底層的邏輯是一樣的，就是希望能夠創造出有價值的東西：「比方說，做教授、做學者，要經過很多的嘗試，最後找出一些發現或者發明，證明了你的想法，證明了你的原理，這就達到了你的目的。但是做產品就不一樣了，產品需要穩定性、可靠性，需要變成大規模生產，這樣的要求又不一樣了——變成商品既要實用性，還要考慮成本，這就是不一樣的一些思維。」
2019年，香港大學數學系主任袁曉明收到科技巨企「華為」的工作邀請，擔任華為雲算法創新Lab首席科學家，帶領團隊進行算法研發工作。那時，他的顧慮是應否辭去教授的職位，全職投入華為：如果是兼職工作，就需要重新分配時間，慎重考慮要將多少時間放在工業界，而這部分時間並不會帶來論文的產出。「大學的考核指標主要就是看產出、看論文，所以唯一需要考慮的是：願不願意用一部份時間是用來做一些不會產生論文的事情，那就看你的價值觀了。」在袁曉明的價值觀中，工業界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比論文還重要，因為他始終相信，作為應用數學家，做的東西要有應用價值，「天天寫論文的應用數學家大概也不太能夠Verify自己科研成果的真正價值，學術界是一個維度，最後你的東西要落地、接受實際的檢驗，那是另外一個維度，現在看來甚至是一個更重要的維度。」
業界實踐拓展學界視野
袁曉明最後決定一邊在大學工作，一邊幫助華為研發。幾年過去，他感慨，工業界的工作不僅沒有影響到自己在大學內的科研，反而極大地拓寬了他的思路，幫助他看到了很多未被開發的領域、找到了新的研究方向，「像一個挖金子的人找到一個金礦的感覺。」
袁曉明以運籌學中經典的「裝箱問題（Bin Packing）」為例解釋他的工作：「碼頭上有一些不同尺寸的貨物，如何用最少數量的集裝箱把所有貨物裝下？」所有學數學的大學生都知道這個問題，但當它在實際應用中出現時卻複雜得多。在做雲計算時，他和團隊需要解決虛擬機發放的問題，通俗地說，在雲計算環境下，用戶不需要實體的電腦，而是向雲服務商在雲端購買CPU與內存的某個組合，將請求發送給雲服務商，再由雲服務商在真實的物理服務器上完成計算。也就是說，物理服務器相當於集裝箱，而用戶們的不同請求則是要被裝入的貨物，那麼雲服務商自然希望用最少的服務器來「裝下」所有的用戶請求。
解決這個問題的複雜之處在於：一是數量極大，全國可能有數以千萬計的用戶；二是用戶發到雲端的請求隨時可能發生變化；三是這些「集裝箱」還受到數據安全、電器元件的物理屬性等約束條件。因此，這個問題表面上與教科書上的「裝箱問題」很相似，但實際難度卻大得多。袁曉明在華為雲的團隊，曾帶着這個問題請教了學術界很多教授，但沒有人聽過這個問題，更沒有人知道怎麽求解。
袁曉明的經驗告訴他，學術界只有與工業界深度合作，才有機會碰到上述那種實際問題，而在任何一本教科書上、任何一篇論文裏，大概都不會出現那個問題；因此，如果不去工業界，就永遠不知道這些問題。同時，這些問題本身也是很好的學術問題，所以，學術界與工業界的合作可以為科研帶來極有意義的、全新的研究課題。他補充道：「另一方面，這個問題你在學術裏研究出新的成果，馬上可以應用到實際場景，可以直接檢驗用你的新算法能夠為企業節約多少成本，馬上就有一個數據告訴你。不像論文發表，只要經過兩個審稿人的同意，論文就可以發表了；但是不是真的有用，沒辦法檢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