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左的怒與火・四】推倒雕像的示威者戰勝了什麼?

撰文:廖士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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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後,弗洛依德事件成了思潮的新擂台,既在歐美喚起久違的示威場面,也令無數陣營相互撕裂、結合,往復之間,既有白左與保守的碰撞,也充塞政治正確的再扣問。如今,針對歷史的檢討之風悄然颳起,偉人雕像一一倒下,各國的本土視角也互有激盪。
隨着事件演變日趨激烈,經濟、政治、階級、種族話語逐一上場,有關人類苦難的解答,向來沒有標準答案。弗洛伊德之死,未必成為某個時代的起點與終點,卻必然是段值得銘記的歷史。
《香港01》為此準備七篇系列文章,此為第四篇。

美國非裔男子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一條人命,引起全美極大的震動,也燃起全球多地反歧視、反對種族不平等的示威運動,除美國外,尚有英國、墨西哥、日本、南韓、比利時、意大利、德國、西班牙、法國、澳洲、新西蘭等,可謂全球遍地開花。

在各處示威運動中,那些帶有歧視與奴隸主意象的「雕像」成為眾矢之的,遭到了全球多地示威者同步的搗毀,諸如英國多位奴隸商、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Leopold II)、加拿大國父與首任總理麥克唐納(John A. Macdonald)、英國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美國開國元勛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美國南方邦聯總統戴維斯(Jefferson Davis)等歷史名人,都未能倖免於難,甚至早在15世紀地理大發現時代活躍的探險家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也在追殺之列。

運動還進一步擴散到其他相關族群意象,例如「黑人牙膏」(Darlie)品牌,因為涉及對非裔的蔑稱,也面臨出產公司重新「評估」。

6月14日,示威者作狀用浮水棒打擊另外一名頭戴特朗普面具的示威者。(Reuters)

美國夢 噩夢還是美夢?

示威運動的發源地是美國,主要的動力來自對數百年以降黑人卑微地位的憤憤吶喊。關於美國非裔面臨的問題,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教授鄭戈在為科茨(Ta-Nehisi Coates)的暢銷書《在世界與我之間》(Between the World and Me)所寫的序當中提到,雖然半個世紀以來有了許多法律上的變化,但黑人的生活處境並沒有變得更好,他們並沒有得享「免於恐懼的自由」。對黑人來說,「美國夢」的敘事並沒有向他們敞開懷抱,例如白人會採用各種合法的手段(如貸款政策)把黑人排除在白人社區之外,「種族融合」的居住區是個不切實際的夢。

鄭戈舉例,根據相關經驗研究,一個年收入10萬美元的黑人家庭才可能生活在年收入3萬美元的白人家庭組成的社區;大多數黑人則生活在「黑人社區」,這裏充斥着毒品、暴力和混亂,公共服務極度欠缺。鄭戈認為,「《在世界與我之間》讓我們看到:黑人也是美國人,美國夢對他們中的許多人來說可能是一場噩夢」。

這類噩夢不僅存在於美國,也存在於白人殖民國家中,而終結這場噩夢,可說是弗洛伊德之死所掀起如此勢猛的「推倒雕像潮」追求的目標,表面上看似觸碰到了反奴隸制、反殖民、反種族歧視等問題,實則這種針對近現代歷史的不公不義之清算,對於當代的意涵卻有不少值得深思之處,推倒雕像在社會上引起的對立與討論,宛如迴音壁般,反過來質問着示威者對當代社會發展的反思。

6月9日,英國牛津,示威者在牛津大學奧里爾學院(Oriel College)外示威,要求校方拆走校內的羅德(Cecil Rhodes)雕像。羅德是英國商人及政治家,協助英國擴張在南非的殖民地,然而他以勞役黑人開採鑽石獲得財富,在擔任開普敦殖民地總督時,草擬黑人土地法案,更是南非長年種族隔離的始作俑者。(Reuters)

在推倒雕像潮背後,激盪起的思潮碰撞可區分為兩股,其一是進步派與保守派的「文化戰爭」(culture war);其二則是當代社會公平正義的深層反思。

作為文化戰爭的雕像保衛戰:保守派對進步派的反彈

「白左」與進步派對雕像的推倒、砍頭或潑漆等破壞,遭到保守派勢力一定的反擊,例如美國新墨西哥州「新墨西哥人民警衛隊」(New Mexico Civil Guard)即向試圖拆毀西班牙殖民者奧納特(Juan de Oñate)雕像的示威者開槍,致使有人中彈。

究竟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激烈衝突?「新墨西哥人民警衛隊」成員們向美媒《華盛頓郵報》記者說明,他們這樣做是擔心,一旦雕像遭毀,會進一步導致財產遭到廣泛破壞,成員們也表示他們並不是出於認為應該保留雕像才現身,而是認為應該以民主投票來決定去留;更有人稱自己武裝起來是為了以「視覺震攝」來防止暴力。

保守派的代表人物,要屬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面對昂揚的進步派聲浪下,特朗普不為所動,不僅以「永遠不會考慮」嚴詞拒絕將那些以南美戰爭時期南方將領命名的美軍基地改名,更在軍警開道下,前往白宮附近的教堂手持聖經拍了張政治意味濃厚的照片。特朗普表示,南方將軍命名的基地「已經成為美國偉大遺產的一部分,這是勝利,勝利和自由的歷史」,「我們作為世界上最偉大國家的歷史將不會被篡改。尊重我們的軍隊!」

英國首相約翰遜揚言,會盡全力去阻止別人移除國會廣場(Parliament Square)中的丘吉爾雕像。圖為6月14日,約翰遜在倫敦巡視零售商店的抗疫措施。(Reuters)

除了特朗普之外,歐洲也有幾位重要政治領袖反對拆毀雕像,例如英國首相約翰遜(Boris Johnson)認為邱吉爾是一位英雄,「如果我們開始清洗紀錄,移走那些不符合我們的態度的人的形象,我們就是在參與一個巨大的謊言,是在扭曲歷史」;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也說不會試圖拆除具有爭議的殖民主義時期人物雕像,但法國和非洲必須共同找出「對於地中海兩岸都可行的現況及未來」。

除了維護民主或榮耀之外,另一種反對這種政治正確的聲音,使用的訴說方法即別有蹊徑,如網絡上流傳一封匿名的「加州伯克利大學歷史學教授」公開信,認為「白人系統的種族歧視」其實並沒有事實依據,或者說人們所見的事實其實戴着有色眼鏡,他稱「如果我們使用完全相同的方法,我們將不得不得出結論,刑事司法系統甚至比反黑人更反男性」,因為如果只看比例,男性有絕對高的比例比女性被監禁,「就會得出一個錯誤的結論:司法系統歧視男性」。

當代社會公平正義的族群反思

在雕像推倒朝背後,也開始有另一個聲音逐漸被關注,例如在示威的發源地美國,有越來越多人開始探討更復雜細膩的族群社會問題,闡述其不能被BLM標籤簡化。

6月11日,高空拍攝美國西雅圖國會山區(Capitol Hill)街道,示威者在馬路漆上「BLACK LIVES MATTER」大字,又佔領附近區域,自稱為「Capitol Hill Autonomous Zone」(國會山自治區,CHAZ),之後改名為「Capitol Hill Occupied Protest」(佔領國會山抗議運動,CHOP)。(Reuters)

美國華裔教授孫雁即撰文談分享多年教學經歷所發現的更細膩的族群社會問題,他將非裔區分為本土與新移民非裔,指出前者在人生思考上比較悲觀與消極,常把社會問題歸咎於白人的陰謀,但後者卻是積極無比,認為可以憑藉努力而往上爬。一個非常不同的社會脈絡就是本土非裔聚集區域有着遺留已久的「反智文化」問題,諸如不重視教育、小區民眾對於「學白人」(acting White)的譏笑等等。除此之外,就算是白人社群,裏面也區分本土白人與新移民白人,後者如意大利裔與愛爾蘭裔,也在全球化脈絡下失去以往就業類別的優勢,也讓它們面臨社會流動向下的危機。此外更不用說拉美裔與亞裔的處境。

對於前述這股推倒雕像背後的政治正確潮流,網絡上也有從另一角度來探討社會公平正義的反駁,代表人物是在Facebook開啟直播、引起巨大回響的美國非裔政治家坎迪斯・歐文斯(Candace Owens),她稱以弗洛伊德生前多次涉及毒品、搶劫入獄來看,他絕對是個罪犯,但罪犯卻一夕之間變成英雄,「我不支持媒體將弗洛伊德虛構成一個英雄或烈士來代表美國的非裔群體」。

而就示威方而言,一種受到矚目的方式則是強打左翼情懷的Antifa組織,Antifa源於反對法西斯主義的左派,他們奉行街頭路線,並不相信與依賴建制,更反對白人至上主義者。2016年特朗普當選以來多次與白人至上主義者爆發衝突,這次運動中,Antifa更被特朗普視為眼中釘,打算宣布他們為恐怖組織。

2018年8月在維珍尼亞大學舉行的Antifa示威,以紀念2017年同日另類右翼與學生們爆發衝突的事件。(Getty )

雕像倒或不倒 改變了社會什麼?

圍繞雕像存廢的這場激烈對峙,固然反映了歐美為主的國際社會正在進行着一場文化戰爭,然而這場文化戰爭的背後,卻徒有社會對立,無法解決公平正義的問題。

過去前蘇聯等後共國家也曾紛紛移除列寧雕像,但在移除雕像之後,這些國家內部社會問題之繁雜與積重,許久都未能得到解決,甚至舒緩都談不上,據此,推倒列寧雕像的意義多淪為形式,而觸碰不到實質。

弗洛伊德之死引發的全球示威運動,乍看是遍地烽火,然家家有本難唸的經,譬如歐洲面對的中東難民與歐盟整合問題、澳洲、日本面對的原住民議題,以及眾多新移民在歐美紐澳國家面對的社會困境等,皆與美國有着相當殊異的面向,僅僅是同步推倒雕像,並不代表它們各自社會問題能受到重視與解決。各國社會如果不能正視其內部的族群社會結構、文化與資源分配問題,則此波推倒國際大範圍的雕像潮,恐會淪為無意義的狂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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