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初，新台幣兌美元的匯率如火山噴發般從32元一路衝破30元，短短數日內升值近10%，引爆金融市場的緊張神經。這場升值並非普通市場波動，而是呈現出高度政治經濟操作的輪廓，尤其是在美台關稅談判暗潮洶湧之際，台灣政府的回應更顯得欲蓋彌彰，激起輿論對於「新廣場協議」是否重演的集體焦慮。

若用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語言來解釋此次現象，新台幣的急升並不單純是資本市場自發的結果，而是地緣政治大小權力之間，在貿易不平衡與戰略依附間進行的非明文博弈。

儘管賴清德與台灣央行總裁楊金龍齊聲否認有來自美國政府的任何施壓，但韓國央行行長李昌鏞已在公開場合明示，美國正透過各種方式向亞洲主要貿易夥伴施壓，要求貨幣升值，以補償美方貿易逆差。這種情況下，台灣的沉默反倒比否認更引人疑竇。

美日廣場協議再版？

國際貨幣政策博弈從來不只靠白紙黑字，更多時候是靠「視窗指導」（window guidance），即政府不直接出手干預市場，但透過預期管理與默許信號，誘導市場達到政治目的。這正是「海湖莊園協議」（Mar-a-Lago Accord）在台灣被熱議的原因。

此種默契性協議與1985年日美之間的《廣場協議》異曲同工。當年日圓大幅升值，美國出口競爭力回穩，但日本經濟泡沫隨之破滅，開啟了「失落的三十年」。時至今日，台灣是否正處於類似的戰略讓步期，讓匯率成為對美談判的「誠意展現」？

回看歷史與理論，貨幣升值對出口導向型經濟體，無異於殺雞取卵。在現行國際金融秩序下，匯率即是一經濟體競爭力的調節器。強升的貨幣意味著出口報價成本上升、毛利壓縮，尤其對中小企業與傳統產業更是一記重拳。

而這一切，發生在台美尚未完成實質性關稅談判之前。若說台灣是為了爭取更低的關稅條件而默許新台幣升值，那也應是有配套保護出口產業的策略與過渡期，而非如今回應失序、政策混沌。

（延伸閱讀：「台版廣場協議」發酵？　恐還是海底冰山一角 ｜ 點經）

貨幣政策如影子戰爭

事實上，新台幣此輪暴升並非孤例，包含人民幣、韓圜、泰銖、馬幣等亞洲貨幣也在過去一周對美元升值，但幅度遠不及台幣。這一現象可從「美元霸權」的貨幣體系重構視角理解。

當美國內部面臨通膨壓力與貿易赤字，特朗普遂期望透過關稅與貨幣政策雙軌並進，意圖重建美元的競爭基礎，不乏評論直指這已不單單是關稅的貿易戰，更是「貨幣的影子戰爭」。而台灣作為美元體系的高敏感度區域，在政治上又對美依賴深重，自然成為最先做出貨幣升值回應的國家。

這種結構性依附讓台灣在全球貨幣政治中成為風險首當其衝的實驗室，如當美元走弱時，亞洲必須升值來維持其貿易地位的合法性，否則就面臨來自美國財政部的「匯率操縱國」指控。

有台媒指出今次新台幣暴力升值過程中，最具戲劇性張力的是，在央行尚未積極干預之際，保險業與出口業者即為了自保而集體對沖美元資產，引發了進一步的升值螺旋，評價這彷彿就是一場自我實現的預言，官方政策的不作為成了市場的信號，導致台幣被迫強升，並引來炒匯資金的短期流竄。

台灣「唯美是從」的代價

長期以來，台灣的對外經濟政策始終深陷在一種矛盾的格局：一方面仰賴出口與外資作為成長引擎，另一方面又無法擺脫對單一大國，即美國的依賴與朝貢式外交，好似除了「唯美是從」，別無他法。

在美台談判中，台灣輿論憂慮與質疑的重點在於，若台灣選擇貨幣主動升值作為「獻禮」，那麼是否應設立明確的換取條件？例如降低關稅門檻、技術轉移或是美國市場準入保障。但迄今為止，賴清德政府對談判細節諱莫如深，台灣社會對政府的策略與底牌一無所知。

但就另一方面來看，台灣政府面對到特朗普政府的「霸凌式外交」，也確有啞巴吃黃蓮般的苦楚，哪怕美國屆時宣布降低對台徵收的「對等關稅」，但一如台灣媒體人陳文茜近日警示的，「新台幣猛升可能是台灣要進入下階段美國關稅談判的條件」，「新台幣升值等於對仍留在台灣的高科技及出口產業，尤其根留台灣的台積電及其周邊企業，凡未遷到美國的，變相的關稅。每升值11%，等於課徵11%關稅」，結論是：這形同1985年（日美）廣場協議，對台灣高科技、出口來說，比被課徵32%關稅還要糟糕。

總的來說，這不僅僅是美台之間政治透明度的缺失，更是直接暴露台灣主權經濟治理能力的缺口。當台灣政府連「談了什麼」都不願清楚交代時，又如何期待企業界能配合政府戰略調整供應鏈、重新規劃資產配置？

有台灣經濟學者指出，若新台幣匯率升值幅度持續達到10%以上，眾多依賴薄利多銷的中小企業將無法生存，出口商從賺錢變賠錢，「做得越多賠得越多」，最終演變為失業與產業空洞化危機。

美國壓力是「房間裡的大象」

放眼眼下的國際政經局勢與發展，經濟全球化不再，經濟碎片化已是既定事實。特朗普主政下的美國加速對全球供應鏈重組與貨幣操控，背後是對美國國內製造業復興的戰略考量。對台灣而言，單靠對美輸誠換取關稅減免，是短期避險策略，卻可能埋下長期的制度風險。

如果台灣選擇繼續在台美關係中單邊讓步，那麼未來是否也會在勞工條件、環保標準、數字稅務等其他談判項目中持續被動承受？而這一切的代價，是民間投資信心與產業競爭力的耗損。

可以說，對現時的台灣而言，所謂的「美國壓力」就是「房間裡的大象」，全然明顯卻被台灣政府視而不見、不做討論也不思風險，抑或乾脆不反抗爭辯，而台灣產業與民間需要與期望的，不過是這個自詡民選、民主又自由的賴清德政府，可以對如匯率是否作為對美談判籌碼？談判「底線」在哪？讓步後的代價由誰承受等等的問題誠實回應，如果賴清德政府連回答這些問題的勇氣都沒有，那麼外界對其「未戰先降」的批評就無從辯駁，自甘沉默與選擇服從，台灣最終淪為大國戰略的附庸，也只是剛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