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特朗普政府12月4日公布2025年版《國家安全戰略》（NSS），篇幅不算長卻八度提及台灣，把台灣同時寫成半導體中樞、第一島鏈關鍵節點與通往第二島鏈的「必經之地」。四天後，中國外長王毅在與德國外長會談時拋出「台灣地位已被七重鎖定」，從《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一直講到聯大2758號決議與中日聯合聲明，目的同樣是把台灣鎖死在自己的敘事框架裡。

在中美關係愈走愈向「勢力範圍」邏輯靠攏、中日關係因「台灣有事論」急速升溫的當下，台灣問題成為眾矢之的。但如果把這一連串文本當成國際政治經濟學上的「政策說帖」，冷靜讀完，美國最新國安戰略對台灣究竟是保障多、還是風險多，答案對台灣來說並不樂觀。

從反對到不支持

與2017年特朗普第一任期的NSS相比，2025年版的一個最大變化，是在台灣與台海安全問題上「說得更多」，卻「承諾得更少」。

首先，文件把「嚇阻台海衝突」列為優先事項，明白寫出理想作法是「透過維持軍事壓倒性優勢」，宣示美國要在從日本延伸到東南亞的島鏈上，部署足以「在任何地點阻止侵略」的軍力，並強調這樣的態勢，是為了阻止任何試圖奪取台灣、或讓防衛台灣變得不可能的行為。文字看起來強硬，從數字上看也很顯眼：2017年版本只在一句話中三次提到台灣，如今是三個段落八次點名。

然而，在關鍵政治語言上，這份文件卻明顯「降級」。過去美國官方文件慣用的說法，是「反對任何一方片面改變台海現狀」，並明確重申「一中政策」；2025年版則改成只說美國會「維持其長期以來對台灣的公開政策」，並以「不支持」任何單方面改變現狀取代「反對」。美國國防官員與智庫學者都提醒外界不要過度解讀這是政策急轉彎，但措辭從主動「反對」變成被動「不支持」，強度弱化是事實。

換句話說，華府願意在文字上把台海擺到新戰略的正中央，但留下的迴旋空間比過去更大：既可以說自己沒有改變對中的基本框架，也可以在未來談判時，用這份文件的模糊處當作調整空間。被寫進八次的台灣，看似「受重視」，實際上只是被放進更具操作彈性的談判欄位。

美國將戰場風險往外推

美軍印太司令巴帕羅（Samuel Paparo）在雷根國防論壇上，順勢解讀這份戰略：印太是優先作戰戰區，構成對美國安全、自由與繁榮主要威脅的區域就在這裡；新戰略提出的，是一套以第一島鏈為核心的「拒止」構想，強調要採取主動而非被動姿態。

但文件同時說得很白話，美軍「不能也不應」獨自承擔這一切。盟友必須加大投入與支出，更重要的是要採取實際行動，落實集體防禦。這段話若以國際政治經濟學來讀，其實就是把安全成本重新分攤：美國維持軍事技術優勢與核威懾，第一島鏈的常態風險與前線代價，則交由日本、韓國、菲律賓、澳洲與台灣等多方承擔。

前台灣國防部台灣政策代理主任王洛伶的觀察頗具代表性，其評論新版NSS延續「以實力求和平」與「美國優先」邏輯，對西半球與美墨邊境投注大量篇幅，對台灣則明白說「遏止衝突是優先事項」，但同時強調台灣與盟友必須增加國防開支。這與其說是安全承諾，不如說是帳單附在報告裡。

至於歐洲學界則對這份戰略的批評集中在兩點，《德國之聲》評論分析稱，其一是文件對歐洲措辭尖銳，甚至用「文明消亡」的極端語言，把移民與「非歐裔人口」上升視為安全威脅；其二則是美國對歐洲不再談共同價值，而是要求歐洲「自食其力」，把過去80年的跨大西洋安全架構，粗暴地推向一種「各自為政」的新常態。評論認為，這樣的論調已很接近十九世紀版本的勢力範圍政治，即美洲是美國的後院，歐洲自己負責，其他地區視情況處理。

這樣的結論只能是：美國正在做的是「戰略收縮」，不是「全球承擔」。

台灣成為「值錢的風險點」

無獨有偶，研判美國「戰略收縮」的觀點也在台灣內部發酵中。前國民黨立委蔡正元即稱特朗普發表這份報告，儼然「1823年門羅主義2.0」，其重申對中南美洲的影響力，是在暗示中國與俄羅斯不要插手委內瑞拉、巴西、阿根廷等國，某種程度等於宣告美國不再以民主、人權之名四處干預，而是把資源優先用在自己的勢力範圍。前國民黨立委邱毅的說法則更直白，指出文件清楚寫道：美國利益、賺錢優先，日韓得為駐軍付全額費用，台灣則在急忙端出400億美元特別軍購預算，希望「讓特朗普高興」。

前台灣國安局局長李翔宙則從安全結構切入，指出新戰略把台灣的地位抬得很高，說台灣扼控通往第二島鏈的通道，又管著全球三分之一海運經過的南海航道。然而，抬高地位的同時，也開出高額帳單：美國期待台灣投資「絕對性嚇阻」能力，發展反艦導彈、無人系統等不對稱戰力，並把日本、韓國、甚至菲律賓全都納入「台灣有事」責任框架。換句話說，台灣成為一個「值錢的風險點」，誰都離不開它，但誰都希望別自己掏出最多錢。

日本「台灣有事論」與北京「七重鎖定」

再回頭看看現正架在火上烤的中日關係，若說美國NSS是「文本版的戰略收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台灣有事日本可能軍事回應」則是「口頭版的安全前推」。這番話不僅令北京震怒，更觸動王毅在與德國外長會談時的長篇歷史敘事。

王毅列舉《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無條件投降、戰後中國在台受降、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然對包括台灣在內的全部領土行使主權」、1971年聯大2758號決議、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與1978年和平友好條約，稱這一系列文件已從政治與法理上「七重鎖定」台灣地位。

細究這段話有兩個層次。一是對內，透過戰後國際文件重新包裝「台灣自古以來是中國的一部分」的官方敘事，把台灣問題徹底國內法化、歷史化，防堵任何「一中一台」論述的縫隙。二是對外，尤其是對日本，明確提醒東京仍然是《波茨坦公告》的義務承擔者，是戰敗國，不具重新定義台灣地位的資格。高市早苗的「台灣有事論」在北京看來，不只是對台海現狀的挑釁，更是對戰後秩序的挑戰。

於是乎，一個有趣的文本對照躍上紙面，一邊是華府的國安戰略，用八次提及，把台灣描繪成半導體工廠、貿易航道節點與第一島鏈拒止環節，另一邊是北京的外交長篇，靠七重鎖定，把台灣定義為中國一個省、戰後秩序的一部分。

在這兩套敘事裡，台灣都被放在「不得不處理」的位置，但台灣自身作為主體的發聲與算計，卻幾乎缺席。台北政壇政客近年來更熱衷的是，從美國文件裡挑一句「嚇阻台海衝突是優先事項」當成安全保證，把八次提台灣包裝成「被看重」，或者從北京的表述中抓住隻字片語，遂稱北京「不敢打」、「不會打」。

問題在於，當華盛頓把用詞從「反對」調整為「不支持」，當東京在台灣問題上越講越硬，當北京把台灣地位框進七層鎖定裡，質言之，台海問題更像是一場多層次的成本分配遊戲。

誰碰台灣問題就要付出成本

對美國而言，台灣是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的重要一環，但長期目標是去風險化，把關鍵產能帶回本土或至少分散到其他「可信賴夥伴」。在這個過程中，台灣從「不可替代供應者」變成「可被部分替代的風險點」，華府自然會重新計算願意為其「出手」的成本。

對日本而言，「台灣有事論」有助於說服國內社會接受軍費增加、憲法解釋鬆綁，並在面對中國與俄羅斯時，爭取更多美國支持。但東京是否真的準備好為台海戰爭付出代價，則是另一個問題。

對北京來說，台灣既是「核心利益」，也是牽動中美關係與東亞安全架構的最大槓桿。王毅的「七重鎖定」不只是在重申立場，也是在告訴外部世界：誰碰這個問題，誰就要承擔與中國關係全面惡化的成本。

是以，問題其實很簡單也很殘酷：這場圍繞台海的文本戰與戰略重組，誰在計算，誰在付錢？美國在算的是戰略收益與財政負擔，日本在算的是軍事風險與國內政治，中國在算的是統一時間表與國際代價。唯獨台灣仍沉迷於在各方表態與報告上的「被重視」，不願正視承諾降級、成本升高與安全空窗，始終不存在成本概念是台灣回應國際政經局勢的最大盲點，真正的現實是：台海問題不是誰喊得大聲，而是誰能付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