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兩岸政策，過去常被包裝成一套「可控交流」：政治可以對抗，民間仍可往來，官方可以緊繃，親友仍能探望，唯這套敘事如今正在被抽掉最後的緩衝層。12月11日，台灣陸委會對外說明，台內政部預告修法，擬將特定身分公務人員赴陸探親、探病、奔喪的親等範圍，從四親等縮到三親等，理由是有人「濫用四親等名義」，而且「社會不太能接受受管制公務員去看表妹」。

12月稍早，華碩陸配員工錢麗因被指涉及舉報CEO挺台獨、宣揚武統等行為，在跨部會會商後遭廢止依親居留許可，連帶失去在台工作與健保資格，最終在12月3日自主搭機離台。這兩件事看似分屬不同領域，一個是公務員管理，一個是移民居留，但拼在一起，卻勾勒出同一種治理姿態：把兩岸接觸全面風險化，把身分、血緣與政治忠誠重新綁在同一條繩索上。

先看親等限縮。陸委會的說法很直白，稱四親等是表哥表妹，三親等是叔伯阿姨，改成三親等比較符合社會觀感，更重要的是，台灣政府「發現」有人濫用四親等赴陸。這種官方表述看似合理，因為「濫用」本就需要修補漏洞。但問題在於，當政策論證從「制度必要」退化成「社會不太能接受」，這就不再只是管理，而是把政治風險轉嫁為道德審判，即不是能不能去，而是要去看誰，「會不會看起來不順眼」。

於是乎，「表妹」成了一種象徵，象徵的不是親等，而是政府對私人生活的可疑程度正在升級。當受管制者的家族關係被拿出來衡量「社會能否接受」，政策就不自覺滑向另一條軌道，即國家機器不只管公務員的職務行為，也開始塑造公務員應該擁有怎樣的私人連結。今天是表妹，明天可以是誰？當理由是「觀感」，邊界就會隨政治氣候熱脹冷縮。

更值得注意的是，台灣內政部與移民署的另一套論述，是以「中共積極誘拉」與「異常盤查」為基礎，強調公務員赴陸港澳的人身安全風險升高，並把相關精進措施定在明年1月1日起實施。隨著兩岸對抗升高、灰色地帶手段增多，本就讓跨境往來更複雜，但治理的難題，不就正在於政府如何處理風險？是精準、可驗證、可救濟的管理，還是把所有接觸都先貼上高危標籤，再用更重的行政手段把路徑一刀切掉？

本月初的華碩陸配案無疑把這種趨勢推到更刺眼的位置。錢麗被指控以中國法律檢視公司同仁、向陸方舉報，甚至經營與解放軍相關的社群內容。民進黨政府認定其行為「有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虞」，因此註銷戶籍與身分，並廢止依親居留許可。到這一步，討論焦點已不只是個案本身是否該處置，而是處置的制度訊號：居留不再是穩定的法律地位，而是可被政治風險評估隨時撤回的「暫時性待遇」。這對在台陸配與陸籍人士而言，代表生活的基礎不再堅固，工作、健保、家庭安排，都可能因一紙行政決定瞬間蒸發。

民進黨支持者或許會說，這是國安必要，反對者則會直言，這就是政治迫害，但更冷冽的看法或是，一套「零信任治理」正在成形。在民進黨意識型態幽靈執政下，治理核心不是針對某一個人，而是透過高調處置與規則收緊，建立一種集體的寒蟬效應：在陸台人可以在台生活，但最好不要成為「政治麻煩」，台灣人可以赴陸探親，但最好不要讓台灣社會覺得「這看起來不太對勁」。問題是，當「不太能接受」變成政策語言，公權力就會不斷往私人領域滲透，直到每一段關係都需要自證清白。

事實上，這套模式對民進黨而言才不陌生，過去的民進黨政客還會略提「交流可降低誤判」，把民間往來視為某種緩衝，但在今天的政治環境裡，交流早就不再被視為緩衝，而是重新定義成漏洞。於是民進黨治下的治理語彙從管制變成防堵，從審查規範變成遏止嚇阻。就連公務員將來赴港澳也要被納入更嚴格的通報與懲處架構，新制預計明年7月上路，違規者可能遭記過，甚至允許各機關依涉密程度訂更嚴標準。

就宏觀角度來看，這當然不可謂單點修法，不容民進黨輕描淡寫，這不啻是一條完整結合法律的制度鏈延伸，從提高門檻、延長申請期，到強化通報、拉高懲處，最後再用「觀感」補上合法性。

然而，制度鏈的另一端，必然是代價作用在何處何人身上。最先承受的，往往不是能在媒體上發聲有頭有臉的人物，而是最基層、沉默，也最容易被貼標籤的陸配家庭、跨境婚姻、在台工作的陸籍人士，或只是想赴陸探望親友的受管制公務員。當一個社會把跨境連結視為原罪，把親緣往來視為可疑，把居留地位視為可撤回權利，表面上看似要更安全了，實際上卻是在用切斷人與人之間的連結，來換取一種政治上的安全感。

當賴清德政府收緊兩岸人員往來空隙，邁開「六親不認」的步伐，冷酷政策自當走向居留並不保證民眾能安穩生活，而血緣也不再構成民眾往來的正當性，甚至家庭還可能變成民眾被審視的理由。試問，一個不斷把生活政治化、把親情風險化的台灣政府，究竟是在防範滲透，還是在製造更深層的社會不安？當「防止濫用」與「社會觀感」成了政策萬用理由，下一步就很難再回到精準治理，而更像是朝向一種永遠收緊、永遠可疑、永遠需要自證忠誠的社會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