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政壇再次把一件原本屬於「憲政例外」狀態的工具，推回到政治日常的中心。國民黨與民眾黨正式啟動彈劾賴清德的相關程序，並同步移請監察院彈劾台灣行政院長卓榮泰。表面上，這是對行政院「不副署」行為的究責，實質則是把台灣少數政府與議會多數長期對撞的結構性矛盾一次照亮。

爭議的起點，是台灣立法院三讀通過《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案後，行政院以財政負擔、舉債上限與施政排擠為由提出覆議，卻遭藍白佔多數的立法院否決。隨後，行政院長卓榮泰宣布不副署該法案，賴清德亦公開支持行政院立場。行政部門將此舉定位為憲政體制下的「最後救濟」，強調立院修法已侵害行政權、破壞權力分立；在野陣營則反指行政權以程序手段實質否決議會多數，等同架空立法院。雙方各自端出憲法條文與學理背書，但彼此之間已不存在說服對方的空間。

若僅把這場衝突理解為法條詮釋之爭，顯然低估其政治本質。《財政收支劃分法》牽動的是中央與地方的資源重新分配，而資源意味著治理能力，也意味著選舉動員。在地方多數由不同政黨執政的現實下，「錢流」直接影響地方政治的能量結構。當資源分配與選舉前景高度重疊，任何一方都難以把爭議單純視為技術問題，協商自然被視為讓步，讓步則被解讀為示弱。

正因如此，彈劾被推上檯面，卻未必是為了達成彈劾的法律效果而言。依現行制度，要彈劾賴清德須跨過立法院三分之二同意的高門檻，再送交憲法法庭審理，以目前席次結構來看，要成功賴清德去職的可能性極低。在這樣的前提下，彈劾的政治功能反而更為清晰——成為一個高度可見、可延展、可反覆動員的程序舞台。從程序委員會排案、全院委員會審查、是否要求賴清德到立法院說明，到全台巡迴公聽與說明會，甚至提出明年5月20日前後投票的時間表，彈劾被設計成一條長線戰役，而非一次性動作。

這也暴露出台灣政黨政治的現實算計。若真認定行政院已失去執政正當性，制度上更直接的手段其實是倒閣不信任案，透過可能的立法院改選，將政治僵局交由選民裁決。但倒閣意味著高風險，席次重洗的後果無人能保證。相較之下，彈劾的政治成本較低，卻能製造高度對抗的敘事與持續曝光的舞台，既可對賴清德施壓，又不必立即承擔改選的不確定性。不倒閣先彈劾，反映的正是台灣在野在風險與收益之間的精算選擇。

對賴清德與民進黨而言，這場風暴的壓力並不在於彈劾是否過關，而在於治理被拖入長期消耗。少數執政面對議會多數，本就難以只憑程序合法性取得政治正當性，當行政權選擇把衝突推向制度極限，反對黨勢必以更高強度的制度手段回擊，讓政治持續停留在說明、答辯與動員之中。當協商不再是選項，政策推進與預算審議就成為附帶損害，制度雖然仍在運轉，治理卻逐步失血。

這場彈劾風波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某一方的論述是否更站得住腳，而是台灣政黨政治發展與政治文化的轉向信號。彈劾本是憲政體制中的最後防線，如今卻被常態化為對抗工具，又走程序本應是排解政治衝突的出口，如今卻成了延長朝野政黨衝突的預備跑道。短期內，這樣的策略有助於鞏固各自的支持者，中期則會讓任何妥協都顯得政治上不可承受，長期下來，消耗的將是台灣社會對制度的耐性，以及對民主能否產生治理結果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