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新動向．二｜技術和平台企業何以催生新封建主義
編者按：自冷戰結束和日裔美國學者福山提出「歷史終結論」以來，以歐美為代表的選舉民主、自由市場模式一度被世界範圍內許多人視為具有普世意義的人類終極選擇。然而隨着歐美社會持續發生重大危機，比如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2009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和2011年美國佔領華爾街運動，不少人開始從樂觀變為困惑，重新反思資本主義和選舉民主的內在困境。尤其是英國脫歐和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以來，面對歐美社會日益突出的問題，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探討新的可能性。
最近，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院長范勇鵬在《東方學刊》2025年冬季刊的「資本主義新動向：「封建」還是「加速」？」專題中梳理和分析歐美選舉民主、自由市場模式的問題和困境，認為西方左右翼都沒能抓住靠加速主義應對資本主義封建性問題的重點。該文從梳理封建問題的經典討論開始，分為封建—郡縣之辨意義上的封建問題、社會形態意義上的封建問題、資本主義的「封建性」問題，從中總結出關於「封建性」的兩個共同特徵，然後探討西方特別是美國出現的新經濟現象，即技術和平台企業所造成的一種類似於中世紀封建制度的社會關係。
該文認為新封建或技術封建是知識分子的一種觀察視角，美國科技企業群體內部的政治立場大相逕庭，比如以蘋果公司為代表的傾向於壟斷圈地的企業與喜歡高效集權的數字基礎設施型的企業存在區別。該文梳理了從新封建主義到加速主義的變化，認為加速主義對代議制民主和官僚系統的「深層國家」的批評雖有一定的現實性，卻有內在矛盾，最終會陷入寸步難行的困境。該文分析了被加速主義影響的特朗普和馬斯克，認為加速主義所包含的「用行政集權的CEO治國取代分權制衡的代議制民主」和「砸碎龐大的聯邦官僚機器，代之以技術資本黨羽和封建扈從式的忠誠者隊伍」，可能通向的是「戴着王冠的封建共和國」。該文總結稱，相比於實質都是機會主義的西方左翼或右翼的加速主義，中國不相信任何一蹴而就的加速主義浪漫想像，正在用自身的努力克服與超越封建性。歷史並未終結，以開放的心態來直面歐美模式的問題和思索新的出路，是當今世界的思想命題。為供讀者參考，《香港01》轉載該文，將該文分為四篇，以下內容為第二篇。
二、技術發展帶來的新封建問題
21世紀，關於封建性的討論在西方內部重新出現，不過這次以新封建或技術封建主義的形式出現。新封建主義理論家們所關注到的西方特別是美國出現的新經濟現象，就是技術和平台企業所造成的一種類似於中世紀封建制度的社會關係。新封建主義觀點的出現，源於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心態從樂觀向懷疑的轉變。
（一）樂觀：資本主義黃金時代
馬克思揭示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趨勢，但是技術進步總是不斷使人們對資本主義充滿樂觀想像。二戰後，經濟學家們致力於證明，技術進步使資本主義變得更加平等，如西蒙 · 庫茲涅茨認為工業化會讓不平等自動減少。羅伯特 · 索洛認為技術進步讓所有群體一起受益。經濟學教科書也不斷告訴學生，技術進步是帕累托改進。到里根時期，一個原本諷刺性的詞語「涓滴效應」反而成了人們對資本主義最終會帶來經濟平等和普遍富裕的期許。這種普遍樂觀情緒，在兩個領域得到反映。
一是在政治思想領域，福山提出了歷史終結論。他認為冷戰結束標誌着共產主義的終結，人類歷史已經到達終點，即西方的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在所有社會的發展模式中，都有一個基本程序在發揮着作用，這就是以自由民主制度為方向的人類普遍史。」³³他在《「歷史終結」之後》中說道：「在某種程度上，不管人類歷史過程將走向何方，它都不會趨向共產主義，而是走向馬克思主義所謂的資產階級民主。」³⁴
二是在新技術知識分子中，產生了所謂的「加州意識形態」。它與福山觀點的類似之處是排除了其他未來的可能性，斷言關於未來的社會和政治辯論已無意義。加州意識形態看似像福山預言的那樣跳出了政治辯論，是一種左派和右派混合而成的意識形態。但是其中的左派雖然喊着反對大企業的口號，卻崇尚保守派的目標，相信媒體、計算機和網絡會創造出完美的市場。右派喊着反對國家的口號，追求的是同樣的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前景。實際上，加州意識形態代表着左翼對右翼的投降。「他們在政治上似乎是無可挑剔的自由主義者——他們希望信息技術在網絡空間中創造一種新的『傑斐遜式民主』，加州意識形態為高科技自由市場的勝利提供了一種宿命論般的願景。」³⁵
（二）懷疑：資本主義停滯時代
但是，技術所帶來的美好幻境沒有持續多久，這種樂觀精神很快就受到挫折。2007年次貸危機和隨後的全球金融危機、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以及2011年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使人們不得不反思技術和資本主義到底帶來了什麼，甚至技術本身的發展也慢了下來，造成西方相對優勢的急劇衰落。
瑞典學者卡爾 · 弗雷認為過去的樂觀主義在今天看來十分荒謬。他將近代以來的歷史分成幾個階段：英國工業革命的「大分流」造成社會階級分化；美國的第二次工業革命是「大平衡」，勞動者普遍受益；計算機時代的「大逆轉」減少了中產階級工作崗位。數碼技術並未讓世界變得扁平，美國經濟和政治都在兩極分化。他的結論是，機器學習、人工智能、機械人等領域的技術大都是取代性技術，使中產階級境況惡化，人們對技術的看法更悲觀，美國人會投票要求限制自動化發展，民粹主義會利用人們對自動化的焦慮。³⁶與之類似，馬斯克認為人類會淪落為人工智能的寵物，赫拉利預言絕大多數人類會成為「無用階級」。
在這種懷疑情緒之下，人們開始從金融化和數碼化兩個方面反思資本主義。
首先，金融化方面的反思不可避免地觸及金融化所帶來的經濟不平等和社會階層固化，比如佔領華爾街的2011年之後，雖然有曼昆這樣的經濟學家堅持為美國的「1%」辯護，³⁷學界還是有不少人談論起西方國家的階層固化和財富世襲問題。例如，皮凱蒂關注資本主義的世襲趨勢；³⁸斯蒂格利茨關注貧富分化背後的尋租動力；³⁹林厚庚等的《金融化與不平等》指出了美國經濟金融化所造成的不平等現狀，美國的代際流動性近數十年來顯著降低；⁴⁰巴西經濟學家布雷瑟—佩雷拉等在其新著中也指出，新自由主義興起之後西方進入「租金資本主義」時代，企業家讓位於食利者，財富的增長不再來自創新與生產，而來自利差、股息與債券收益。⁴¹
其次是數碼化方面的反思。法國左翼學者塞德里克 · 迪朗在2014年出版的《虛擬資本：金融怎樣挪用我們的未來》一書中借用了法國左翼歷史學家布羅代爾的說法，即資本主義金融化是「秋天的標誌」。⁴²他對金融化的反思很快轉向對數碼化的反思。他在2020年出版的《技術封建主義》中指出，取代金融化資本主義的將是技術封建主義。
新封建問題的提出，意味着一種新的觀察視角出現。
其實在前述加州意識形態中，已經反映出新技術和生產方式帶來的等級性和封建性的上升。加州意識形態有兩個明顯傾向：一是反對自由主義的代議制民主；二是反對大組織，包括大企業和大政府的官僚機器。作為替代方案，他們提出一種近似於傑斐遜式民主的去中心化的直接民主制。但是當時的評論者多未意識到，他們所想像的傑斐遜式民主本身就有着濃厚的封建色彩。⁴³歷代美國人思考問題的原點總是會回到美國立國基因中的這種封建性，矽谷精英也不例外。
加州意識形態在麥克盧漢的「地球村」觀點基礎上，提出新技術的賦能可以使個人更能夠對抗大企業和大政府，並且形成電子化的直接民主。一方面，這種觀點似乎符合左派的反大企業資本主義立場，認為「電子集市」內的直接民主將不可避免地戰勝資本主義的大企業和官僚主義敵人；另一方面，又表現出右派即老保守派的完美市場理想。這反映出西方知識分子的思想混亂：所謂技術對個人的賦權、社區媒體對大眾媒體的取代，大公司和大政府權力被推翻，既有可能是走向他們所嚮往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也有可能是向封建性的回歸。個人之間的自由競爭，帶來的不一定是平等的自由社會，也可能像封建時代一樣形成人對人的依附和統治，出現領主和農奴。在這種只有一部分人能夠接觸到新技術的「高科技種植園經濟」中，⁴⁴類似中世紀行會手工業匠人和美國早期農場主心態的政治理想，有可能導向的是一個暴君被無數的小暴君所取代的社會。而中世紀的歐洲人早就體驗過，地方的暴政往往更難忍受，農奴「寧要國王的專制權力也不要領主的專制權力」⁴⁵。加州意識形態崇尚的網絡交往，正如約迪 · 迪安所說：「並不能消除等級制度，相反，它利用我們自身的選擇來對抗我們，從而進一步鞏固了等級制度。」⁴⁶
（三） 新封建主義
事實上，技術和平台資本主義確實在向着這個方向發展，激發了左派和右派知識的共同擔憂。他們提出了不同版本的新封建理論。
波斯納和韋爾2018年出版的《激進市場》，被迪朗稱為右翼—新自由主義的新封建論（但實際他們也非簡單的右翼）。該書認為，平台資本所帶來的新勞動關係，實際上非常古老，可稱為「技術封建主義」（technofeudalism）。該書主要觀點包括：（1）數字經濟巨頭對用戶的剝削；（2）數字經濟巨頭用服務而非金錢來交換用戶的數據也是一種剝削；（3）人工智能具有天然的壟斷性；（4）要通過一種數字經濟用戶的工會，來與大公司談判獲得數據的貨幣回報。⁴⁷
隨後，保守派城市理論家柯特金在2020年也提出了「新封建主義」概念。他認為西方正回到一個更加封建的時代，其特點是財富和財產更加集中，向上流動減少，人口停滯不前，教條主義增加，一個新的、等級森嚴的社會正在出現。新的階級結構類似於中世紀，「新封建貴族嫁接到一個強大的中央國家上」⁴⁸，蘋果、亞馬遜、谷歌、臉書等企業正在創造一個「科學的種姓制度」⁴⁹。
左翼新封建主義觀點的代表人物主要是迪朗和瓦魯法基斯。
迪朗在《技術封建主義》中提出，數碼技術和智能算法統治下的資本主義已經是一種封建主義。他主要是基於馬克思的地租理論來立論，認為出現了以下四種封建性的租金形式：（1）知識產權租金；（2）自然壟斷租金，靠平台基礎設施收取租金；（3）無形資產的級差地租；（4）動態創新租金，未來的創新需要大數據等無形資產，也會產生創新租金。⁵⁰因此，西方已經不是生產性的資本主義，「封建式掠奪超越了資本主義生產，租金的無序性取代了利潤的有序性」⁵¹。
瓦魯法基斯的《技術封建主義：什麼殺死了資本主義》是左翼新封建主義觀點的最新代表。⁵²他的一個主要觀點就是資本主義已經死亡，隨着新技術新產業的發展，西方已經進入技術封建主義階段。瓦魯法基斯把電子商務、社交媒體等平台資本稱為「雲資本」，平台勞動者已經越來越成為「雲農奴」，雲資本可以繞開市場向生產商收取「雲地租」，不同平台之間形成壁壘森嚴的「雲領地」。過去能夠對資本進行制衡的國家權力變得越來越弱，因為這些平台不僅能夠控制人們的生活，還能控制人們的思想和言論，甚至選票，因而也就能控制政治權力。像扎克伯格這些平台資本家所打造的元宇宙，就是要構建獨立的平行世界，與現實中的國家分庭抗禮。在自己的領地上，雲資本家就是掌管一切的封建王侯。瓦魯法基斯認為資本主義死了，卻並不是被共產主義所取代，而是倒退回封建主義。
對於這種「新封建主義」觀點，中國學界主要是兩種回應：一種是承認其「新」，並借用其一些觀點和方法分析中國的平台資本現象；一種是否認其「新」，從政治經濟學角度對其做出批判。後者如康翟、謝愛民認為，平台資本「並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及其根本矛盾」⁵³。潘越、程恩富認為，技術封建主義的本質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技術化延伸，技術封建論「遮蔽了資本主義剝削的本質」，我們要「警惕歷史隱喻對革命主體性的消解」。⁵⁴這些回應和批判有其價值，但是如果局限於平台資本現象分析和政治經濟學批判，我們就被拉入了這些新封建論所預設的議題空間。技術封建主義的「新」與「不新」，都涉及更廣泛的議題，以下舉幾例。
其一，西方新封建論者強調租金替代了市場和利潤，超經濟剝削取代了經濟剝削，其實並不意味着資本主義的消亡，只是暴露出資本主義本身的野蠻性。資本主義從來都不僅僅靠經濟剝削，今天資本主義出現違背市場經濟和利潤原則的倒退，從來都不是什麼新鮮事物，而是資本主義本身的一種形態而已。中國崛起最大的世界意義之一就是讓西方越來越難以對全世界進行超經濟剝削，於是使其日益暴露原形。
其二，西方新封建論者大都沒真正碰觸西方制度的問題。在其中不少人的觀念中，市場資本主義曾經是健康的，代議制曾經是民主的，所以他們對新封建的批判實際包含着對資本主義的辯護，他們提出的解藥也都是隔靴搔癢。但是他們不願談的是，代議制本身就是封建制度的遺留，選舉也是封建貴族社會的制度形式。西方現代民主無非是一種把財產權轉化成政治權力的工具。當西方資本主義停滯，資產階級歷史進步性消失，社會貧富分化和財富積累出現世襲化傾向，那就一定會帶來權力的世襲化。從世襲財產到世襲權力，無怪乎今天西方越來越像封建社會。
其三，從第一種類型「封建—郡縣」意義上的封建問題來看，封建的一個特徵就是地方權力的割據。西方文化強調自治，這其實也是源自封建傳統。在近代反封建的過程中，國家的統一政治建設始終未能突破天花板。比如，英法德西意美等都未能實現真正的融合和一體化，所謂聯邦制和地方分權制都是具有封建性的國家建構半成品，歐盟更是一個未完成就陷入重重危機的制度實驗品。因而，當西方的資本主義現代化發展停滯，國家建構階段告一段落，封建因素就開始消解統一國家，重新進入各種地方性、特殊性力量割據的狀態。技術封建、雲割據、數據莊園等概念，就是這種封建性政治結構在數字領域的反映。從中國的歷史經驗來看，統一的官僚系統的出現有利於克制封建性因素。但是，由於資本主義整體的封建性基因，西方國家從19世紀中葉以來建立起的官僚系統，並沒有因其具有統一性的潛能而成為反封建的有效力量。這導致西方知識分子也未能從中央集權的政治統一性中找到反封建的工具。齊澤克和瓦魯法基斯在談論黑格爾哲學時，還不忘調侃蘇聯式的中央委員會以示幽默，⁵⁵恰反映其對政治歷史認知的局限。
總之，西方關於技術封建主義的討論雖有啟發，但並未看到問題的全貌，做不到理論的徹底，也很難真正提出有效的方案。正如莫羅佐夫所說，這證明了西方知識分子的弱點，「好像左派的理論框架如果不動員腐敗和變態的道德語言，就無法再理解資本主義」，他們從資本主義關係轉移到對封建主義的回憶上，「放棄了對剝削性社會經濟關係最原始和最有效的攻擊角度」。⁵⁶因而，最後不是淪為對資本主義歷史倒退的悲觀主義哀鳴，就是陷入對未來方向的唯心主義空想。
*本文原載於《東方學刊》2025年冬季刊，【資本主義新動向：「封建」還是「加速」？】專題，作者系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副院長范勇鵬。本文註釋略，詳見刊物或知網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