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自冷戰結束和日裔美國學者福山提出「歷史終結論」以來，以歐美為代表的選舉民主、自由市場模式一度被世界範圍內許多人視為具有普世意義的人類終極選擇。然而隨着歐美社會持續發生重大危機，比如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2009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和2011年美國佔領華爾街運動，不少人開始從樂觀變為困惑，重新反思資本主義和選舉民主的內在困境。尤其是英國脫歐和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以來，面對歐美社會日益突出的問題，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探討新的可能性。

最近，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院長范勇鵬在《東方學刊》2025年冬季刊的「資本主義新動向：「封建」還是「加速」？」專題中梳理和分析歐美選舉民主、自由市場模式的問題和困境，認為西方左右翼都沒能抓住靠加速主義應對資本主義封建性問題的重點。該文從梳理封建問題的經典討論開始，分為封建—郡縣之辨意義上的封建問題、社會形態意義上的封建問題、資本主義的「封建性」問題，從中總結出關於「封建性」的兩個共同特徵，然後探討西方特別是美國出現的新經濟現象，即技術和平台企業所造成的一種類似於中世紀封建制度的社會關係。

該文認為新封建或技術封建是知識分子的一種觀察視角，美國科技企業群體內部的政治立場大相逕庭，比如以蘋果公司為代表的傾向於壟斷圈地的企業與喜歡高效集權的數字基礎設施型的企業存在區別。該文梳理了從新封建主義到加速主義的變化，認為加速主義對代議制民主和官僚系統的「深層國家」的批評雖有一定的現實性，卻有內在矛盾，最終會陷入寸步難行的困境。該文分析了被加速主義影響的特朗普和馬斯克，認為加速主義所包含的「用行政集權的CEO治國取代分權制衡的代議制民主」和「砸碎龐大的聯邦官僚機器，代之以技術資本黨羽和封建扈從式的忠誠者隊伍」，可能通向的是「戴着王冠的封建共和國」。該文總結稱，相比於實質都是機會主義的西方左翼或右翼的加速主義，中國不相信任何一蹴而就的加速主義浪漫想像，正在用自身的努力克服與超越封建性。歷史並未終結，以開放的心態來直面歐美模式的問題和思索新的出路，是當今世界的思想命題。為供讀者參考，《香港01》轉載該文，將該文分為四篇，以下內容為第三篇。

前文：資本主義新動向．一｜為何說西方國家仍普遍存在封建遺留

資本主義新動向．二｜技術和平台企業何以催生新封建主義

三、 從新封建主義到加速主義

雖然全球思想界熱衷談論新封建或技術封建，但我們不可忽視一點：這只是知識分子的一種觀察視角，或是像迪朗所說的一種「假說」，甚至只是一種比喻。新封建論者眼中代表着技術封建新勢力的那些人，卻從未聲稱自己要搞新封建，也很少談論封建這個話題。但是這不意味着科技和平台資本家對新封建理論所關注的那些問題沒有自己的立場和計劃。他們比知識分子更清楚地知道自己能幹什麼，要幹什麼，並且清晰地表達出自己的政治訴求，包括反對代議制民主和官僚系統。

但是他們選擇的路徑是不同的。雖然技術封建主義的提出者往往將蘋果、谷歌等與平台企業視同一類，但實際上科技企業群體內部又可分為不同的類型，各自政治立場大相逕庭。

第一類是數字產品型的企業，以蘋果公司為代表。因為其以單一的產品類型為主，傾向於壟斷圈地，在商言商，排斥政治權力干預，的確有新封建主義的傾向。新封建主義理論對這一類公司的分析適應度相對最高。蘋果公司對美國聯邦權力採取疏離拒斥的姿態，例如在是否提供公民手機數據方面，蘋果一直在與美國司法部、聯邦調查局、中央情報局等機構「鬥法」。在2020年達沃斯論壇上，矽谷右翼大佬彼得·蒂爾就批評以蘋果為代表的科技公司不接受美國政府的管理，想讓矽谷變成一個脫離美國本土的「帕洛阿托島」。

第二類是數字基礎設施型的企業，如大平台、數據服務等類型的公司。以彼得·蒂爾的帕蘭提爾（Palantir）和馬斯克的X、xAI和太空探索等公司為代表。因為其產品具有公共基礎設施的性質，不喜歡封建式的分裂割據狀態，有些業務高度依賴國防承包，因而總體上傾向於與政治權力合作，喜歡高效的集權體制，不看好三權分立、兩黨極化、否決政治和官僚主義。

蘋果等和帕蘭提爾這兩類公司對待國家政治的分歧，體現了矽谷資本歷史上一直存在的「兩種既有所交織，又相互分歧的商業基因」，以蘋果為代表的矽谷企業本來就建立在「逃避政治」的哲學之上。⁵⁷以蒂爾為代表的矽谷右翼，也曾經採取過逃離主義的立場，曾經計劃逃往海上、太空或虛擬現實中的避難所。但是自21世紀第二個十年以來，他們深苦於美國的社會分裂、政治極化和官僚機器無能，於是選擇與特朗普的MAGA合流，積極推動改造美國的計劃。他們雖然與美國軍方有密切合作，但同時也對舊的軍工複合體十分不滿，認為腐敗、裙帶關係和官僚主義使軍工系統變得低效而無能，他們希望用自己的方式來改造。最近更是躬身入局，一批矽谷高管以預備役身份加入美軍。

這兩種傾向固然都與加州意識形態有或深或淺的淵源，但是加州意識形態中的反大政府、大企業、大媒體，崇尚自由市場、自由工匠、自由意志主義和傑斐遜式民主的混亂想像，在今天已經分化整合，陣營逐漸清晰。蘋果公司式的「數據割據」與帕蘭提爾公司式的「加速主義」分道揚鑣。後者伴隨着特朗普的二次當選，走進了美國政治舞台中心。

加速主義⁵⁸的代表人物之一是電腦程式員出身的柯蒂斯·雅文，他長期寫博客批判美國制度，思想來源複雜：懷疑人類理性，反對啟蒙思想，反對民主（認為民主與自由不相容，必然走向法西斯，是人類最壞的制度，然而他自己又有法西斯傾向），崇尚君主制、CEO治國。他認為公司就是微型君主制，國家也應該採取公司的治理模式。雅文厭惡民主黨的政治正確，批評新聞媒體、高等教育、官僚體系勾結成一個大教會（the Cathedral）。⁵⁹這個教會把自由民主進步定為國教，意識形態掛帥。另一人物是曾經屬於左翼控制論文化圈子的前哲學教師尼克·蘭德，他也是反平等、反民主的，因而極為讚賞雅文的思想，稱之為「黑暗啟蒙」。

他們的思想影響到彼得·蒂爾。蒂爾是矽谷風投資本家，曾與馬斯克共同創辦Paypal公司，人稱「貝寶幫」。蒂爾從2016年大選開始押注特朗普，後來撮合馬斯克、萬斯和特朗普。某種程度上，特朗普和萬斯都可稱為蒂爾的「奇貨」。蒂爾同樣瞧不起民主自由的政治正確，30年前就寫書抨擊民主黨的多元文化。他認為美國問題的根源就是科技發展速度減慢，主張取消限制監管，加速技術發展，鼓吹「加速主義」。

加速主義哲學還影響了班農、特朗普的副總統萬斯、國務院規劃主任安東、白宮人工智能和加密貨幣事務的負責人薩克斯、馬斯克等人。早在2012年，雅文提出了一個口號：「解散所有政府僱員」（Retire All Government Employees, RAGE）。特朗普第二任期伊始，就讓馬斯克領導政府效率部（DOGE），大刀闊斧砍向官僚機構。有人認為，DOGE就是改頭換面的RAGE。⁶⁰

加速主義所針對的敵人，主要就是軟弱的代議制民主和官僚系統的「深層國家」。放在第一種類型的封建主義問題的框架內來看，這兩點似乎是存在矛盾的。正如前文指出的，代議制民主本身的分權性質和地方性特徵包含濃厚的封建特徵；而官僚系統，人們通常會認為是與封建相對立的，是現代國家和統一性的主要標誌。那麼加速主義為何要同時反對這兩者？我們要回到美國制度的歷史中來尋找答案。

（1）代議制民主。作為一個典型的「公司國家」，⁶¹美國制度先天缺乏政治權威，「主權在理論上屬於人民，但實際上不屬於任何人」⁶²。雖然經過兩百多年的聯邦集權努力，被三權分立和聯邦制鎖死的美國制度仍然未能解決權威的問題。正如英國哲學家白哲特所說，「它不具彈性，無法實施獨裁」⁶³。密爾也看到，美國沒有一種憲法手段能夠平息紛爭。⁶⁴隨着21世紀政治極化和憲法危機不斷加深，美國意識形態的衛道士福山也建議美國借鑑英國的「威斯敏斯特製度」，以便權力更加集中，避免「否決點」造成的僵局。⁶⁵

代議製作為一個開放的系統，其優點是可以向新興資本勢力的俘獲敞開大門，從而實現統治集團內部的新陳代謝，維持整個制度的穩定。但是當主權權威的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政府變成了一架腐敗、浪費、低效的機器並不斷陷入危機，這個制度政治上的吸納功能失靈，效率上也不再是一家合格的「公司」了。自1980年代金融資本崛起以來，建制派已經牢牢綁架了這個制度，使新興科技和平台資本要麼退而技術封建，要麼進而加速奪權，讓國家重新變回他們理想中的公司。

（2）官僚系統。從第一種類型即封建—郡縣之辨意義上的封建問題來看，中國的周秦之變從封建化到官僚化的發展是歷史的進步，在國家政治層面上建立起集權而立體的大規模治理結構。但是官僚制只是「治」道，需要「政」道的駕馭，政道則源於合法權威。王國維研究商周之變時發現，周公建政思想的核心在於避免殷商九世之亂，實現「求定而息爭」⁶⁶，有國有家者之合法性權威需要實現「不爭」，「立嫡以長不以賢」（《春秋公羊傳》 ），任天而不參以人。秦制雖然用郡縣製取代了封建制，但是延續了這個「政—治」關係的基本邏輯，皇帝的更替要息爭，官僚則要以賢能為標準而競爭。政與治兩個系統遵循共同的天道。

歐洲的官僚化產生於近代絕對主義王權國家，與中國官僚制度有類似之處，但兩者本質上名同實異。首先，中國官僚制度背後有一個從戰國開始形成的龐大而獨立的士人階層，這個階層並非像通俗史觀所說的那樣匍匐於皇權，而是有着作為自己的「規範知識」的道統。雖然現實中普通官吏往往會淪為坐嘯畫諾、墨守成規的五日京兆，但是士大夫「降而為官僚」終究令人不齒。⁶⁷它既要服務於皇權所代表的權威，也會對皇權形成一定的制度和文化制約，形成一個上通下達、來往自如的雙軌形式。⁶⁸近代歐洲的官僚則多是王權的附庸。其次，中國官僚制度從戰國秦漢到隋唐科舉而形成的客觀理性選拔，歐洲到19世紀中晚期才逐漸實現。再次，中國官僚制是國家軸心制度之一，歐洲各官僚體系最終都變成某種形式的代議制下之執行機器。今天學界多有鼓吹西方文官中立和非政治性者，實際上恰恰是這種所謂非政治性，使官僚系統淪為無靈魂無理念的行政機器，且通過政務官事務官之分而限制其政治地位，令普通民眾無法通過績效途徑而染指高層政治。但同時，流水的民選官員與鐵打的文官又使官僚機器實際掌握着法律應用和具體事權。無靈魂而有權力，這個集團自然會產生自我意識、形成本位利益，與資本等「社會」權力結成盤根錯節的利益關係以自肥。

美國官僚制更次於歐洲。英國議會制的行政部門以多數黨首腦為領袖，這種內閣制模式已為歐洲大陸所普遍採納。韋伯觀察到，只有美國採用了一種異樣制度。⁶⁹伍德羅 · 威爾遜也曾感嘆：「我國沒有一個像大洋彼岸的『英國內閣』那樣一個重要的最高行政部門。」⁷⁰美國憲法草率，對於行政權語焉不詳。建國之初，國家主要靠扈從掮客來統治。傑克遜開始了黨派「分肥」模式，被韋伯稱為純粹分封官職的幫派。⁷¹1883年《文官制度改革法》之後才出現了考試產生的事務官，但該法只覆蓋了當時十分之一的文官職位。到1993年人事管理局改革，又降低了文官選拔的客觀理性標準，造成倒退。2016年後兩黨都大搞忠誠掛帥、任人唯親、笑罵從汝，美國官僚制度更是變成自利而因循的機器。因而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時即大罵「深層國家」。2012年，蒂爾在與福山對話時批評規模龐大的美國聯邦政府，說它幾乎是一個準社會主義政府，卻沒有任何五年規劃。⁷²他對社會主義的理解與我們不同，但是他對美國聯邦政府這個系統笨拙低效、隨遇而安的觀察確實入木三分。

綜觀歷史，美國官僚系統要麼成為追求自肥的無靈魂「工具人」，要麼成為追隨政客的「幫派」，其根本原因在於，美國在「政」的層面缺乏合法權威的中心，在「道」的層面沒有充當規範性知識的道統（甚至美國宗教的獨特性也使其未能形成政治統緒⁷³），在「治」的層面未脫封建附庸文化（因而今天特朗普手下官員可一改過去數十年之官員形象，絲滑切換到王船山所稱之「諛臣」 ）。

因而，矽谷右翼的加速主義思想就是要改造這兩個方面。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評論馬斯克的政府機構「激進瘦身」時，就準確意識到他有可能是在同步推進向數碼化控制的技術統治轉型，「實際上在構建一種技術官僚與威權統治的混合體制」⁷⁴。早在2022年，雅文就開始規劃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國人要克服「獨裁恐懼症」，把絕對主權交到一個機構手裏，特朗普做老闆，選擇一個CEO來領導行政部門，絕對不受國會和法院的干擾；這個CEO接管所有政府機構，解僱所有公務員，替換成忠誠的「忍者」。這完全就是針對美國代議制民主和官僚制度的手術方案。

知識分子們所看到的新封建現象，反映了一部分技術資本的傾向，但是對另一部分技術資本而言，這只是它們「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一種偽裝。從特朗普第二任期開始，加速主義圖窮匕見，直接向現行政治制度開火，但不是為治療新封建主義，而是要改造資本主義，摧毀「你們」軟弱的資本主義民主，建立「我們」的資本主義CEO獨裁。例如，特朗普政府、蒂爾帕蘭提爾公司與馬斯克主導的政府效率部一度並肩協作，試圖將全美公民的各種信息數據庫整合到同一個平台上去，實際就是希望建立一個更大更強的「深層政府」。迪恩這樣的左翼知識分子顯然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她將新封建現象視作一種「退」，她的結論是極端資本主義進入了新封建主義的去中心化階段。⁷⁵她沒有看到的是「進」，這些新型資本不是真的要求去中心，而是通過去中心化的過程實現自己的中心化目標。

加速主義者對美國制度問題的診斷有一定現實性，他們的方法卻有內在矛盾。一方面，重置美國的主權裝置，構建中心化的政治權威，用行政集權的CEO治國取代分權制衡的代議制民主，確實指向了美國制度的病根之一，某些方面符合大規模政體演進邏輯。另一方面，砸碎龐大的聯邦官僚機器，代之以技術資本黨羽和封建扈從式的忠誠者隊伍，則與他們的目標南轅北轍，也不可能實現美國這樣一個大規模國家的有效治理。最後結果可能只是佩里 · 安德森所說的「戴着王冠的封建共和國」。

而且，由於特朗普團隊是由各種不滿者和野心家組成的大雜燴，各種政治議程和利益訴求的相互衝突註定了加速主義的野望絕無可能實現。

首先，最大的問題就是矽谷精英與MAGA基本盤的利益衝突。在移民問題，特別是H-1B簽證等問題上，兩者無法達成共識。在對外關係上，MAGA希望搞美國優先，矽谷精英中的馬斯克等派系則希望持續多邊合作，反對關稅戰，故而因《「大而美」法案》與特朗普翻臉。在氣候變化和能源政策上，MAGA與馬斯克等分歧巨大。在選舉體制之下，特朗普不可能棄MAGA而遷就矽谷精英。同時特朗普與工商業「老錢」、金融「快錢」也在暗通款曲，與科技「新錢」的關係也會受到制約。

其次，矽谷精英也非鐵板一塊，內部矛盾複雜。翟東升等認為，特朗普與馬斯克的衝突使科技右翼內部日益分化成三個派系：一是以風險基金、國防科技公司和國家安全機構為代表的國防科技派，與MAGA民粹立場有重合；二是以加密貨幣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矽谷建制派，與特朗普共同利益較深；三是馬斯克派系，其與特朗普團隊的分歧日顯。⁷⁶馬斯克的「美國黨」雖然不一定能產生重大選情影響，但與其他勢力聯合則可能誘發蝴蝶效應。

最後，加速主義的政治議程也會發生分化。例如，在追求「中心化」還是「去中心化」的問題上，矽谷右翼也在發生分化。人工智能和平台數據資本可能更傾向於中心化，追求他們的CEO獨裁目標。加密貨幣資本則可能更希望去中心化，或者是以去中心化為手段，在聯邦政府和美聯儲之外實現新的中心化。蒂爾本人就橫跨兩邊：一方面，他的數據和軍工合作業務傾向於中心化；另一方面，他的加密貨幣項目也許志在建立新的加密帝國，在美元金融秩序之外「另立中央」。

總之，加速主義的計劃看起來很「美好」，但在美國複雜的政治光譜、社會矛盾和科技產業類型等因素的干擾之下，最終會陷入「天鵝拉車」寸步難行的困境。

*本文原載於《東方學刊》2025年冬季刊，【資本主義新動向：「封建」還是「加速」？】專題，作者系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副院長范勇鵬。本文註釋略，詳見刊物或知網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