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導權成為關鍵詞 北京對台工作會議再確認長期戰略框架

撰文:陳鄭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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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對台工作會議2月9日至10日在北京召開,根據官方通稿,全文延續既有語彙,雖沒有出現嶄新口號,也沒有推出新的政治公式,但重新強調權力位置與戰略節奏,尤其「主導權」成為關鍵詞,明示了北京接下來對台工作的長期佈局。

若僅以「沒有新意」評價今屆對台工作會議,恐怕低估了這場會議的意義。今年通稿最關鍵的一句話,是「牢牢把握兩岸關係主導權主動權」。這並非泛泛之論,而是整篇文件的軸心。綜觀過去對台工作會議從來重申一個中國原則與九二共識,今年依舊如此,但「主導權」的表述被明確置於政策論述的前段,意味著北京對台已不再僅僅強調政治立場,而是有意強調議題設定權與節奏控制權。這種語言變化,反映的並非情緒升高,而是策略穩定。

在台海局勢長期受美台互動與區域安全環境影響的背景下,北京的對台政策已不再局限於兩岸之間的直接互動。當通稿同時強調「反對外部勢力干涉」時,其指涉對象不言自明。這樣的語句安排,使得兩岸問題被重新放回北京所定義的主權框架之內。換言之,北京並未單純回應台灣內部政治變化,而是試圖重新確立兩岸議題的定義權,將所有變量納入既有邏輯。

2月9日至10日,2026年對台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王滬寧出席並講話。(新華社)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通稿在政治紅線的重申上語氣平穩,卻更加制度化。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堅持九二共識、堅決打擊台獨分裂勢力、反對外部干涉,這些語言本身並不新穎,但在結構上更顯完整。尤其是「堅定支持島內愛國統一力量」的表述,將台灣內部政治力量區分為「可合作」與「不可合作」兩類。這種分類,既是統戰語言,也是一種政策定位,意味著北京在策略上預設台灣內部存在可對話對象,同時也明確劃出排除對象。政策的邏輯因此從抽象原則,轉向具體對象。

與此同時,「維護台海和平穩定」的措辭也再次出現在通稿中。這一語言在近年台海軍事活動頻繁的背景下,顯得耐人尋味。北京一方面強調反分裂與反干涉,另一方面又反覆使用和平穩定的語言,這不是矛盾,而是一慣的和戰兩手策略。前者鞏固內部立場與底線,後者則回應外部觀感與國際輿論。當國際社會高度關注台海風險時,北京在官式文字中主動佔據「穩定維護者」的位置,實際上也是一種形象管理。

至於在兩岸經濟與交流層面,通稿延續「深化兩岸融合發展」的政策路線,提出支持台商台企發展、促進青年赴陸學習與就業、擴大基層與民間交流等方向。這些內容並非附屬,而是長期戰略的一環。融合發展從來不僅是經濟政策,而是結構性連結策略。透過市場吸納與社會交流,北京試圖在政治分歧之外建立現實利益基礎,使兩岸關係在經濟層面形成某種黏著度。當外部環境動盪時,這種黏著度便成為政策緩衝器。

在這樣的背景下,國共兩黨日前重啟智庫論壇交流,以及相關高層接觸,無疑構成了一條輔助線索。對北京而言,這類交流並非對等談判,而是其對台工作架構中的一部分。通稿中所謂「支持島內愛國統一力量」的表述,已預示這種互動的政策定位。北京不將對台政策寄託於單一人物或單一政黨,而是把任何可對話力量納入其整體佈局之中。因此,國共交流的定位更像是一類渠道,而非核心,真正的核心,仍然是對台工作會議所確立的戰略框架。

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王滬寧在北京會見國民黨副主席蕭旭岑率領的國共兩黨智庫論壇台方代表。 (新華社)

如果從整體觀察,今年的對台工作會議呈現出一種高度穩定的政策延續性。沒有突然升高的威嚇語言,也沒有戲劇性的突破宣示。這種穩定,恰恰是當前階段的特徵。北京選擇以制度化文件語言重申既定方向,顯示其對台政策已進入常態化運行,而非急性、臨時性應對,包含主導權、紅線、融合發展與和平穩定在內,構成一套自洽的邏輯體系。

由此,問題也順勢轉化到另一層面,即當北京突出強調掌握主導權時,台灣如何回應這種議題設定?當和平穩定被同時用於對內與對外敘事時,國際社會又將如何解讀?今年的對台工作會議固然沒有給出新答案,但已清楚表明,北京的戰略框架不會因台灣內部政治變動而調整節奏。兩岸關係的未來,未必取決於短期事件,而在於誰能在長期框架中保持主動。

是以,這或許是今年通稿最深層的訊息,在強調統一目標的同時,北京更在意的是過程控制。當過程被牢牢掌握,結果便被視為時間問題。因此,對台工作會議不應視作單次政策發布,而是對既有戰略的一種再確認。在主導權與和平穩定之間,北京試圖同時佔據政治高地與道德高地,而這種雙軌語言,將成為未來一段時間內兩岸互動的主要背景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