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百年・實幹｜1992-2001：經濟優先 政治且慢
1992年至2001年是中共百年歷史中一個重要的轉型階段，也是中國改革開放提速時期。政治方面，中共未跟從東歐各國的時代潮流推動西方選舉制改革，而是在主要集中於改善治理能力的同時，持續探索協商制、民意代表制及民主集中制； 經濟方面，中共持續將工業化、完善產業體系、提高國民實際收入作為目標，非公經濟發展壯大。
在那段講求「實幹」的時期，為適應市場經濟潮流趨勢，經濟體制改革被放在優先位置，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也被重構，中共從一個充滿浪漫主義的革命黨，逐漸向實用主義為特徵的執政黨蛻變。這種態度也為後來數十年的經濟奇跡打下基礎。
空談誤國 實幹興邦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對於剛剛經歷了1989年政治風波的中國來說，國內許多事情尚未理順頭緒，國際上又遭遇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給中國人帶來更大的震撼和困惑，圍繞姓「資」姓「社」的爭論遲遲得不出結論。
在輿論上，討伐資本主義化改革的文章陸續在《人民日報》等中央級媒體刊登，經濟特區和引進外資被指責為「和平演變的溫床」和「做外國資產階級的附庸」；另一邊，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使用筆名「皇甫平」刊發一系列評論，提出要解放思想和大膽改革，不要拘泥於「姓資姓社」，引發一場思想交鋒。而在實際工作中，改革出現了停頓，再加上「六四」事件後西方對中國實施經濟制裁，致外貿出口下降，旅遊業萎縮，市場疲軟、生產萎縮，中國的經濟發展已接近於停滯。
有鑑於此，1992年1月至2月，88歲高齡的鄧小平先後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視察，明確肯定改革開放取得的成績，並發表了重要的南方談話，才為「姓資姓社」的爭論畫上休止符。鄧小平一錘定音：「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在南方談話的「思想大解放」下，中共同年召開的十四大最終明確提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另一方面，在「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的鼓勵下，作為中國改革開放前沿陣地的深圳蛇口工業大道豎立起了繼「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之後的第二塊標語牌——「空談誤國，實幹興邦」。此後，中國加快了開放的步伐，歌頌改革開放的歌曲《春天的故事》在大江南北傳唱，彼時的國民也認識到，開放與變革正成為中國的主旋律。
從上到下的改革浪潮在全國也掀起了一股「下海潮」，大批知識分子和政府官員紛紛投身商海。人社部的數據顯示，1992年有12萬公務員辭職「下海」，還有1000多萬公務員停薪留職（若創業失敗可再回歸體制）。「重政輕商」的固有思維打破後，人們不再回避「錢」字，甚至出現了以「恭喜發財」代替「您吃了嗎」作為見面問候語的趨勢。
對於下海的民眾來說，創業是九十年代最鮮明的印記。1994年從河南商丘財政局辭職下海創業的公務員李新憶述，「是環境給了他一次機遇」，他認為市場經濟為年輕人帶來更多的機會。與李新有相似感受的是從北京辭職到深圳打拼的高偉，他曾在家書中向父母述說「下海」的感受，「現在我已進一步體會到深圳確是一個大舞台，而且比內地要大得多，每個人都有風險和危機感，過去的資歷在這裏沒用，很多在內地是風雲人物，到了深圳也只能委曲求全，也有的在內地默默無聞，在深圳卻取得成就。」
「下海潮」湧動的背後，國民也見證了「不談政治談掙錢」的變遷，彼時政治體制改革不再在公共輿論中佔據重要地位，此後也未能像80年代的政改一樣引起強烈反響。因此也有評價稱，在南方談話後，「力排眾議，撥正船頭」的鄧小平重構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將中國共產黨從一個革命激進黨轉為以改革為導向的實用主義政黨。
國企改革 壯士斷腕
鄧小平之後，另一個以實幹和務實形像享有巨大聲望的國家領導人，則是在九十年代主導國企改革的國務院總理朱鎔基。不過，改革中的利益分歧將他推向風口浪尖，輿論態度分成兩極，反對者稱他為「經濟沙皇」和「中國的戈爾巴喬夫」，支持者則以「鐵血宰相」的稱號來稱讚他的魄力和決斷。
當時在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背負著傳統體制沉重負擔的「老國企」因效益不斷惡化難以為繼，為了加快國企改革的進程，中央推出了被視為壯士斷腕的「抓大放小」方針，即集中力量搞好關繫國計民生的關鍵企業，對中小企業則採取「放任」的態度，讓其在市場經濟規律的作用下優勝劣汰。
此後，「鼓勵兼併、規範破產、下崗分流、減員增效」等一系列雷厲風行的措施，讓數千萬國企職工丟了「鐵飯碗」，引起全社會的極大關注。一些未得到合理安置的工人，因為難以承受下崗帶來的經濟壓力，選擇示威抗爭來表達不滿，大量個案觸發社會矛盾。
「下崗潮」後來被看作當時經濟體制改革的必然結果，但對於五六十年代出生的民眾來說，無疑是人生一大轉折。新中國建國時，工人階級是無產階級的中堅力量，社會地位最高，待遇福利最優厚。但在一紙政令下，當了數十年「主人翁」的工人們卻不能再與企業「共存亡」。
1999年的春晚小品節目《打氣》中出現過一句經典台詞「工人要替國家想，我不下崗誰下崗」，當時被狠批為奇葩台詞和在傷口撒鹽，可見工人對「下崗潮」的委屈與感傷。在下崗人數為佔全國之最的東北，吉林大學團隊曾走訪200多位下崗職工。在不得不接受失業的現實後，這些工人只祈求能維持生計，「能買米能買油，粗茶淡飯餓不死就行了。」
一些下崗工人在找到出路前，更要捱過一段迷茫的日子，遼寧瀋陽紡織廠的工人王翠鳳就經歷過這段彷徨的時光：「下崗後我心情特別悲觀，覺得沒有出路，從年齡等個人條件來說，就是幹什麼都不行。」幸運的是，她後來依靠編織技能找到了第二次職業生涯，甚至擁有了自己的公司，變成「下崗再就業」的明星。
無論國企職工是像王翠鳳那樣成功「華麗轉身」，過上更好的生活，還是在那段艱難歲月中一蹶不振，下崗潮的回憶對國民來說異常沉重。但陣痛過後，國有企業三年脫困的目標最終基本實現，經「瘦身」後保留下來的更加精幹的國企絕地復蘇，並開始全面轉虧為盈。
民營經濟 兼容並蓄
在國企改革進行的同時，非公經濟也有了更為寬松的發展環境，民營經濟進入了史上最快的發展階段。中國社會逐步形成一個新的階層，他們是「先富起來」的一群。1994年，美國雜誌《福布斯》在香港出版的中文雜誌《資本家》刊出中國內地億萬富豪榜，上榜的內地富豪共有19名。外界普遍認為，這是民營企業老板首次以自家財富形式向國人顯示了實力。榜單問世後更引起各種複雜的反饋，有人對這份財富盛宴感到震驚和懷疑，也有人對這批風生水起的民營企業家表示艷羨和嫉妒。
而對執政者來說，如何在新時代、新形勢下定義這個階層的性質，成為了一個新的課題。《中國共產黨章程》寫道，黨的目標是「消滅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儘管在九十年代的中國，意識形態的角色已經弱化，但民營企業家能否入黨，依然長期飽受爭議且非常敏感。
及至2000年，江澤民在視察廣東時首次提出「三個代表」思想，並於翌年的建黨80周年講話中，宣示在黨員資格方面相應增加「其他社會階層的先進分子」，才令舊思維中被定義為「剝削階級」的民營企業家，也可以「先進分子」的身份加入中國共產黨。最終於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三個代表」被寫入黨章，而民營企業家成為黨員代表走上政治舞台，也始於這次大會。
作為當時其中一名黨代表，江蘇遠東集團總裁蔣錫培受訪時坦言，輿論氛圍曾是民營企業遇到的最大的困難，「一些人根本不理解民營企業，不理解我們民營企業家，無論是表面的還是潛意識的……我們現在看到了這種變化，人們在觀念上逐漸接受了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此外，十六大的報告還明確提出要對私有財產予以保護，這也被蔣錫培視為「定心丸」，「我的財產得到了法律保護，心裏更踏實了。」
在往後的評價中，中共接受民營企業主入黨的動議被認為其歷史中的里程碑，學者狄忠蒲（Bruce Dickson）稱這是一項務實的舉措，也是中共以「調適」自身來拯救自身；中國問題專家鄭永年亦認同，這是中共調整自身以適應中國變化中的政治現實。
究其原因，鄭指出，市場經濟的發展改變了中國的社會結構，當傳統的統治階級（如工人和農民）衰弱之時，企業家階層的角色變得日益重要。擁抱新興階層必能使中共擴大其社會基礎，而中共也必須盡量代表社會利益，「在很大程度上，黨能否維繫其對日益多元的社會的主導，取決於它能否位於所有的社會力量之上，並協調這些不同且相互衝突的利益。」
改革之路 與時俱進
總的來看，鄧小平一代新的改革思路是把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分開，在一個輕重緩急的次序中，經濟改革處於更重要的位置，政治改革變為次要。而從世界範圍來看，在一個長期實行計劃經濟，商品意識、市場競爭意識都不強，規模很大但基礎較弱的國家，實現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平穩過渡，同時保持經濟的高速增長，並非易事。而1992年至2001年這十年間，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取得新的重大進展，經驗可謂非常寶貴。
回看這條改革之路，無論是對市場主義經濟的辯論，還是國企改革和下崗潮帶來的社會影響，抑或是民營企業主入黨的論戰，都可以看到，每次改革必然伴隨著爭議與質疑，每次創新也必然製造新的問題。但在當時那個摸著石頭過河的年代，鄧小平定下了發展經濟的實幹原則，往後的中共領導人也採取比較務實和與時俱進的態度來處理種種危機，願意以實際情況出發和接納新事物，也有快刀斬亂麻的決心去除一些沉痾痼疾。
而對於國民來說，也正是在「去政治化」的影響下，大部分老百姓保持政治冷感，社會心態溫和，此後亦沒有再出現八九民運、文化大革命等大規模政治風潮。另一方面，從經濟體制改革開放中獲得利益的社會精英階層也形成一種新的力量，他們更關心政權的穩定，這種政治文化氛圍令九十年代進入一個「求穩定」的階段。
實際上，在九十年的後半階段，還發生了不少激勵人心、凝聚社會的事件，其中包括1997年香港回歸和1999年澳門回歸、1998年戰勝百年一遇特大水災等等。此外，1999年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北約轟炸一事引起國民激憤，反美情緒急劇升溫。「弱國無外交」的屈辱記憶被喚醒後，中共「同仇敵愾，團結御侮」的處理方式也獲得國民的支持。
及至新世紀來臨，2001年北京申辦奧運會成功、中國正式加入世貿組織、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會議首次在中國舉行等事件，也反映中共領導的中國正愈發於國際舞台扮演核心角色。這種巨大的改變無疑也給了國民足夠大的信心去迎接下一個飛速發展的十年。
值得注意的是，在那段「實幹」的大背景下，人人都被提倡賺錢、拼執政業績。在社會經濟層面，之前的經濟優先發展政策很快演變成了單面向的「唯GDP論」。而過度強調經濟增長背後，腐敗問題初現，城鄉差距擴大，並在下一個十年步入「躁動」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