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你體︱運動公社】一場宗教戰爭 小保加和河床的對決

撰文:運動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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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保加和河床的對決是一場戰爭,更甚於一場足球打吡。兩者曾經象徵著工人階級與中產階級的對抗,但現在卻成為了宗教狂熱運動——如果不用上「宗教狂熱」甚或原教旨主義者的極端舉止來類比雙方的球迷,是難以讓讀者想像得到他們的瘋狂。在瘋狂背後,我們結合阿根廷的歷史發展,去談談這一場歷史上最偉大打吡的變遷。
撰文︰高俊賢@運動公社

兩家傳奇球會都建立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碼頭地區,象徵著20世紀阿根廷經濟的輝煌。自1870年代起,有大量外資和海外移民湧入、鐵路工程興盛,加上貿易發達,足球同時伴隨外國工人流入阿根廷。

1901年5月,兩群青年人把他們所屬的足球隊(Santa Rosa及La Rosales)合併成河床。球會命名作「河床」,是因為球會創辦人發現在流經當地的河流(Rio de la Plata),有水手在踢足球,而英國稱呼這條河的名稱,正好是「river plate」。1905年4月,一群意大利移民接受愛爾蘭工人Patrick McCarthy教導足球技巧後,在保加(La Boca)地區成立小保加,而他們選擇以藍、黃作為球衣主色的原因,只是因為碰巧眼見掛有瑞典國旗的船隻在附近駛過。

打吡(derby)在足球的意味,離不開地域或階級對抗。雙方最初是地域距離極近的宿敵球會,但在1923年河床搬遷至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北部郊區Nunez之後,地域對抗開始演變成階級對立。

自1923年搬遷球場以後,河床逐漸成為富人象徵。(視覺中國)

這一次球場搬遷以後,河床逐漸成為富人象徵。踏入20世紀初,歐洲經歷第一次世界大戰,但是遠離戰火的阿根廷以龐大的農牧業和工業出口貿易換來龐大財富,國內人均收入甚至與西方發達國家同等(1930年代之前,阿根廷在這項數據上仍然列入世界首二十位)。在這個背景下,阿根廷開始推行聯賽職業化。河床一擲萬金羅致Carlos Peucelle及Bernabé Ferreyra(兩人的轉會費分別是6600鎊及2.3萬鎊,但在當時來說已經是天文身價。後者更打破當時全球球員轉會費紀錄,維持了17年才被打破),所以才得到「百萬富翁」的稱號。

阿根廷人把對足球的熱情灌注在生活裏,似乎更掩蓋了對政治、經濟的關注。(視覺中國)

仍然保留工人階級味道的小保加,被外界寄予抗衡河床的希望,雙方在1930年代各自贏得4次頂級聯賽的錦標。在阿根廷的發展水平匹敵西方國家的年代,阿根廷打吡在地球的重要性可謂首屆一指。

南美自由盃上演了第59屆決賽,才迎來首次阿根廷國家打吡。(Getty Images)

但是,30年代軍人政權上台後奉行進口替代政策(限制外來工業成品進口以促進本國工業化),使阿根廷本土企業競爭力日漸下跌。及至90年代尾,阿根廷因為貨幣危機,積欠龐大外債,最終在2002年宣布停止償還本息(等同於對外宣布破產)。昔日阿根廷打吡的階級對抗意味早已褪減,餘下來的就是雙方球員、球迷抱著昔日的歷史,在球場內外樂此不疲地互相奚落。阿根廷報刊《El Grafico》的Martin Mazur曾經這樣形容雙方的對決:「在100年前阿根廷打吡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對決,但現在對決只是純粹的仇恨。比賽裏2000位防暴警察不停巡邏,展現球場內的火藥味,粗野對抗、紅牌(一場兩張是家常便飯)和各種爭議成為了打吡的一部分。」

仍然保留工人階級味道的小保加,被外界寄予抗衡河床的希望。(Getty Images)

當地球上大半球迷都留意西班牙國家打吡和利物浦、曼聯的對決時,阿根廷這場足球盛會的氣氛依舊狂熱。但是,阿根廷人把對足球的熱情灌注在生活裏,似乎更掩蓋了對政治、經濟的關注。文學批評家Terry Eagleton甚至形容,對於當權者來說,要把人民的注意力從政治不平等和各種壓迫之中轉移至別處,最好的方法就是足球。對於阿根廷人來說,superclasico就是獨一無二的精神鴉片。馬克思說過,宗教是人民的鴉片,而從這種意義來說,足球與宗教性質相同。

昔日阿根廷打吡的階級對抗意味早已褪減,餘下來的就是雙方球員、球迷抱著昔日的歷史,在球場內外樂此不疲地互相奚落。(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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