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有事 干卿底事?
台灣近年在「安倍主義」的撩撥下,信仰了「台灣有事,日本有事」的連動敍事,此般勒索概念在有心政客宣導下隨之放大,「台灣有事,全球有事」的劇本也開始流行,並在輿論間複製另一重勒索。根本而言,如今的台灣慣以勒索的方式尋求集體安全,以衝突的形式許願兩岸和平,反映其內部對於「和平」存在偌大渴望,卻也同時流於一類虛無主義般的自我安好,台灣徒呼負負一再攀扯其他,卻壓根忘了台海他日有事,即是台灣自己有事的事實,台灣信手把台海有事與外在廉價連結,無疑避重就輕,捨本逐末。
毫無疑問,當下的國際秩序並不和平,兩岸關係發展窒礙難行,但「和平」作為現階段兩岸最大交集共識,這一點尚未有任何動搖。雖北京方面持以「和平統一」解決台灣問題,台灣多數以「和平現狀」守勢以對,雙方在兩岸未來的政治安排上南轅北轍,所幸「和平」兩字依舊寫在兩岸官方隔空互動的字典裏,成為兩岸頻繁衝突中少有的公約數。
事實上,不論西方輿論與台灣內部獨派如何炒作「中國威脅」冷灶,北京對台以「和平」方式謀求統一的意志從未出現過戲劇性轉折,北京的這一點堅持是被台灣輿論長期低估的一點。與之相對,台灣社會事實上也低估了自己對於兩岸要和平的堅持力道。
從台灣內部戮求「和平」想望去解構台灣官民對於「和平」能起的功能,其結果不僅複雜,並且矛盾叢生。首先,台灣社會期待兩岸和平顯而易見,這從台灣人支持兩岸維持現狀比例長年在民調佔比居於多數,便可以窺之一二。原因也不難理解,一則是和平本就是普世價值上的一般嚮往,兩岸雖存在巨大政治分歧,但仍能堅持和平狀態的現狀,實屬不易,支持兩岸關係維持現狀的台灣民意,實際支持的是兩岸和平的現狀,是一則再樸素不過的理解;二則是在兩岸現實底下,一旦和平秩序遭受戰爭破壞,台灣內部自知討不到任何便宜,故被動以維持現狀為名,守住和平為最大願望。
然而,當和平成為常態久了,台灣社會在政治操作不安下,反而出現一波又一波民粹騎牆式的躍躍欲試,成了一類飽暖思淫慾的典型寫照——錯誤期待「集體安全」,以及誤判「以戰逼和」是台灣官民在回應兩岸問題時的兩大盲區。
首先,相對蔡英文政府在初執政階段,尚能持以「維持兩岸現狀」維護和平的行事,如今在同樣為謀求和平的手段上,卻早已畫風丕變,改以「以戰逼和」方式,以為得用衝突倒逼出台海和平的結果。諸如在美國要賣軍火的慫恿下,台灣內部堅信起「豪豬」戰略自我武裝,甚至出現民進黨高官言說要以導彈打北京作為反擊等不切實際的語言。綜觀台灣不惜軍費巨資自我武裝,乃至言語恫嚇北京,實情並非台灣想要打一場仗,而是想借由提高大陸武力犯台的成本,嚇阻對台戰爭的發生。
可以說,在兩岸軍力失衡現實明擺眼前,輔以無法預期會否有他國介入下,台灣「擁武自重」行為的真實目的不在於打,而在於防範打。在防範打為首要目的下,「擁武自重」最直接的副作用,升高兩岸軍事敵意螺旋,卻不在台灣官民的風險控管中,這無疑是台灣構築自我安全觀中最大的荒謬——缺乏對軍事敵意控管意識,是台灣自己需要克服的問題,這一點無涉他者,不論是北京,還是華府。
相對台灣對於自己的盲點視而不見,將台灣安全問題一鍋端給他者連帶負責,此間的問題顯然更為嚴重。台灣近年眼見中美格局出現變化,幻想以「台灣問題國際化」自我強化安全處境,於焉以夾帶議題的方式,不計兩岸風險譭譽,將台灣安全、兩岸前途與西方集體安全進行捆綁,不啻以身試險。不論是在「安倍主義」下「台灣有事等於日本有事」的敍事,還是將地理範圍無限擴大的「台灣有事等於全球有事」,又或是喜迎外國官員訪台「壯膽」,台灣政府與社會瀰漫濃烈「安外以攘兩岸」的心思斑斑可見。
只不過,構築在安全勒索基礎上的集體安全觀,並不足以為他日台海有事,確保西方來援提供任何承諾。舉凡「日本有事」、「全球有事」更像是台灣對外以傳道、勒索般的口吻,「勸人為善」而已。台灣把自己有事片面且自信與外在連結,就動機而言,與「以戰逼和」一致,圖的是台灣要安全的目的,但問題是一旦兩岸真啟戰端,「台灣有事」是真,「日本有事」、「全球有事」本身就是偽命題,根本不堪一試。
台灣如今兩手,一方面以衝突形式祈願兩岸維持和平現狀,另一方面以勒索方式寄希望於西方集體安全的保護,儘管兩手皆為求取兩岸和平與台海不戰而來,卻因毫不在意最實際也最直接的兩岸間風險管控,自墮「我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困局,令兩岸和平空間越收越窄、自我戰場化的實現率越來越高。台灣明明比誰都有立場與動機盼望和平,卻自致和平於虛無之中,一句「台灣有事」,當真干卿底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