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財政部最新數據，美國聯邦政府債務總額在10月21日首次超過了38萬億美元。距2025年8月中旬突破37萬億美元僅兩個月。而今年初大約是36.2萬億美元，不到一年時間，在沒有嚴重危機或戰亂的情況下，債務暴漲約2萬億。回看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的時代，1976年9月30日（財政年度結束日），美國聯邦總債務為約為6200億美元。今天的債務是當時的61倍。相比之下，名義GDP 是1976年的 15 倍（從$1.79萬億到$28萬億），而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後，實際GDP則僅為 4 倍。這個現象意外嗎？事實上，早在1971-1973年布萊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崩潰後，美元徹底與黃金脫鈎，哈耶克當時就清楚地認識到：「若沒有資金的剛性限制，政府支出的無限增長便無從遏止。」

很多人有一種錯覺，認為美國是現代財政紀律的典範：預算透明、法律健全、政府開支受到嚴格約束。但實際情況卻大相逕庭，美國的財政支出幾乎沒有任何「硬約束」。美國的預算程序看上去非常嚴謹：總統先提案，國會兩院分別審議，最後通過撥款法案。但問題在於，這套程序只是程序。美國憲法沒有規定必須平衡預算，國會預算決議也不是法律，只是一個指導性框架。真正具有法律效力的是那些單項撥款法案。換句話說，只要國會願意多花錢，預算目標隨時可以推翻。

更糟糕的是，美國唯一的「硬約束」——債務上限，也早已淪為政治遊戲。每當債務逼近上限，國會就各種辯論拉鋸扯皮，但最後總會妥協——上限提高，支出繼續。這樣的戲碼幾十年來不斷重複，美國的債務上限越提越高，財政自律形同虛設。

因此，美國的財政預算早就不以量入為出的「平衡預算」為原則，赤字預算成為常態。更過分的是，即使是赤字預算，在執行中往往還會超支。比如2020年疫情期間，最初預算赤字預期為1萬億美元，但隨着刺激法案一輪又一輪出台，最終赤字飆升至3.1萬億美元，是原計劃的三倍。

哈耶克在《貨幣的非國家化》中寫道：「如今，財政部長輕而易舉地就能編制出『支出超過收入』的預算，並且在執行中再次輕鬆超支，與過去那種謹慎理財的傳統相比，這已形成一種截然不同的財政風格。」哈耶克明確指出，財政支出的無限膨脹，是因為民主政府無法抵抗「購買選票」的壓力。「在當前這種無限制的民主體制下，政府掌握着向特定群體提供物質利益的權力，因此被迫以「購買支持」的方式來湊足多數。即使出於最善意的動機，任何政府也都無法抵抗這種壓力，除非它能夠指定一條自己也不得逾越的剛性界限。」

這道破了現代民主財政的根本困境。在美國，幾乎每一項預算都對應着龐大的利益集團——軍工開支關係到國防承包商，醫保預算牽動製藥業和工會，農業補貼涉及中西部票倉，新能源計劃又與環保遊說團體相連。削減任何支出，都意味着得罪某個集團。於是，預算辯論從不是圍繞「該不該花」，而總是在討論「誰能花更多」。政客們為了選票，不斷用赤字預算換取支持，共和黨承諾減稅，民主黨承諾福利，沒人關心收支如何平衡，財政紀律成了選票的犧牲品。

更嚴重的是，「政府一旦輕易答應一種訴求，便會激發更多群體提出新的要求，這種過程自我加速，即便那些真心希望遏制膨脹的人也無力阻止。」哈耶克預言的「民主財政的自我放縱」，正是今天美國政治的真實寫照。

另一方面，凱恩斯主義（Keynesianism）又為大規模政府支出賦予了冠冕堂皇的理由。特別是危機來臨時，如2008年金融風暴、2020年疫情，政府擴大開支，舉債刺激，更成了消除失業，穩定經濟，救民於水火的責任和「善舉」。 對此，哈耶克不無諷刺地說：「事實上，自從財政部長們被經濟學家們告知，赤字是一種『功德』，甚至被告知，只要還有閒置的資源，政府額外開支就『不會讓人民付出代價』之後，任何有效限制政府支出迅速擴張的障礙都被摧毀殆盡。」

自1971年尼克遜（Richard Nixon）終結金本位制以來，美元不再與黃金掛鈎，而是與「美國國家信用」掛鈎。換言之，美元的價值基礎在於人們對美國經濟、美國貨幣和財政政策的信任。如果目前的趨勢持續，美國國債到2030年可能突破50萬億美元。美國可以超支、印鈔、借債，但無法強制他國相信它。長期以往，如果財政赤字最終轉化為信任赤字，後果不堪設想。美國有如此多的經濟學家，不懂嗎？但事實就是喚不醒裝睡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