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美國邁阿密聯邦法院，巴拿馬總統諾列加（Manuel Noriega）被美國判處40年有期徒刑；當時美國起訴的罪名之一就是販毒，但誰都知道，真正的原因是諾列加想要拿回巴拿馬運河的主權。而在後來的1999年，美國最終還是歸還了運河，是當時美國「去殖民化」的標誌性事件之一。短短三十多年後，類似的一幕再度上演，地點換成了紐約南區聯邦法院。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Nicolás Maduro，又譯馬杜洛）被美國起訴，罪名之一還是販毒。那麼，這次非法「審判」，特朗普最後得到什麼？

首先，《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對國家主權、國家元首的地位和人身保護，有明確的規定，在國際關係的基本規則中，無論外界如何評價一個國家元首的執政表現，只要其政府仍被視為一個主權實體，就必須享受最基本的外交禮遇和司法豁免。美國這次對委內瑞拉的行動，並非在國際機制框架內完成，也不是通過多邊司法協作推進，而是繞開了聯合國體系下對主權的基本原則，完全由自己主導實施的單邊行為。

當然，美國的類似行為也不是第一次了。1999年以人道主義干預為由空襲南聯盟，2003年以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由對伊拉克發動戰爭，國際法依據即使有，也極為薄弱——美國總會給出一套解釋，但並不被普遍接受。又如，2011年在未獲巴基斯坦同意的情況下，進入其領土擊斃拉登（Osama bin Laden），以及長期以反恐為名實施無人機跨境定點清除，爭議都長期存在。

馬杜羅被美國綁架後，於紐約南區聯邦法院首次出庭。這是一次程序性的開庭，主要是為了確認一些流程上的問題，並不涉及具體的所謂「案件」；但毫無疑問的是，不管美方如何將流程做得完美無缺，這場「審判」的本質都是非法的。馬杜羅不是美國公民，相關指控也沒有發生在美國本土，更不存在委內瑞拉政府授權的引渡程序；按照西方的司法原則，無論從屬人、屬地、屬事哪個角度來看，美國都沒有司法管轄權，然而美國還是綁架了馬杜羅。一旦這種做法被默認，國際社會任何有能力的國家都可以效仿，那國際法的意義，就會被不斷掏空。更關鍵的問題是，美國準備用什麼法律來審？

毫無疑問，紐約南區聯邦法院只能用美國的國內法，而問題也恰恰出在這裏。一個國家的國內法，從來就不具備對外國在任元首的普遍適用性，它不是國際法，也不能替代國際法。然而特朗普推動了這場「審判」，等於在告訴世界，美國的法律可以凌駕於國際共識之上、凌駕於任何國家的主權之上，美國可以在自家法院隨意起訴任何一個國家的領導人，用國內法來修改任何國家的主權。以前國與國之間，即便實力有差距，但在法律地位、國格上是對等的，但現在特朗普大手一揮——我是「上帝」，你們都是我的「臣民」。

問題來了，美國不是最重視程序正義嗎？很多時候，程序甚至壓過結果。只要程序無瑕，結果再糟糕也能被視為「合法」。但一到國際事務，美國卻經常反其道而行之：安理會不通過就另起爐灶，國際法不順手就選擇性解釋，盟友不配合就用制裁、金融工具逼迫站隊。表面看，這是赤裸裸的雙標。但如果把它理解為一種制度理性，背後的邏輯反而高度一致。

美國的「程序正義」，本質上不是絕對價值，而是風險管理工具。若程序能降低美國自己的風險與成本時，程序就是正義；若提高了風險與成本，程序就變成負擔。美國考慮的是什麼時候程序是必須，什麼時候是可選。這是理解美國例外論的核心，它強調的是「我們可以例外」，其思想基礎則是「正義主體化」——我即正義。

在美國看來，正義具有身份屬性：自由世界是正義，民主陣營是正義，而美國不僅是正義，更天然是正義核心。山巔之城，正義之源。正義一旦被人格化、國家化，判斷順序就會倒置：不是「遵守程序所以正義」，而是「我代表正義，所以我的行為原則上正義」。

首當其衝的就是國際法與多邊機制。多邊程序的本質，是讓強國也要面對否決、審查與約束：安理會的投票、國際機構的調查、國際法院的管轄……這些機制會迫使強國解釋、妥協或等待。就美國而言，一旦這些程序妨礙行動，就被視為「低效」 「阻止我們做正確的事」。於是繞開安理會改用聯盟框架；繞開國際司法機構，強調「我們不承認，不受管轄」。實用第一，規則第二。制裁與金融封鎖則更靈活，往往是先行動、後合理化。凍結資產、切斷結算、迫使企業退出、封鎖關鍵貿易通道……這些手段可以在不宣戰、不佔領的情況下給對方製造混亂和麻煩，再讓對方在現實壓力下談條件。行動之後再補充解釋，解釋永遠來得及，因為成本已經先丟給對方了。而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敘事，則成為了例外行動的合法性外殼。這套敘事裁剪空間大，適配性極強。盟友如果有問題，可以被解釋為「在進步中」「情況複雜」；對手有問題，則被定義為「獨裁威脅」「邪惡軸心」。

美國反覆用「使命」、「正義」話事，其實是在向世界釋放一個信號：規則如何執行，最終取決於敘事與力量。如此下去，國際秩序就會從「基於規則的治理」必然退化，最終從可協商變成不可協商，衝突更難收束。而在同盟體系內部，你愈頻繁地把規則變成「選擇題」，盟友愈會意識到，今天你可以對對手例外，明天也可能對盟友例外。信任與合作就有了風險，例外愈多，長期成本愈高，只是這些成本往往不會立刻顯現。

而美國確實有相當多人真心相信，我們即正義。這種確信一旦與強大的行動能力結合，就形成了高度自洽的結構，推動美國一次次自行其是。這正是其最危險之處：它並非知錯不改，而是堅信所謂正義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