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人生中閲讀的第一本關於美國外交政策的著作，是參議員威廉．富布賴特（William Fulbright）所著的《權力的傲慢》（The Arrogance of Power）。彼時，我還是一名蘇聯的大學新生，這本書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對我具有啟蒙意義，它深刻影響了我對大國在國際舞台上應如何行事、不應如何行事的諸多看法。

文：安德烈科爾圖諾夫（Andrey Kortunov，俄羅斯國際事務委員會創始主任）

富布賴特於1966年創作了這部經典著作，當時正值越南戰爭期間。他最初支持這場戰爭，後來卻堅定且始終如一地予以反對。他呼籲與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展政治對話，強調多邊主義的重要性，抵制他所認為的白宮在外交事務中不受約束、無限擴張的權力。

富布賴特這部內容極為豐富、發人深省的著作，警示着美國及各國未來的領導人：看似無所不能的軍事力量不過是危險的幻象，短視的政治傲慢終將釀成苦果。

如今，距富布賴特撰寫這部書稿恰好過去了六十年。令人遺憾的是，我們完全有理由得出結論：美國並未汲取越南戰爭的教訓，而是再度陷入單邊主義、軍國主義的陷阱，重蹈美國著名小阿瑟．M．施萊辛格口中「帝王總統」的覆轍。這種倒退回美國曆史上最不光彩時期的行徑，不僅對美國自身，更對整個世界埋下了諸多高風險隱患與嚴峻威脅。

「越南綜合症」如何成為歷史

20世紀70年代中期，美國國內在中南半島戰敗後，出現了所謂的「越南綜合症」。長期以來，這一思潮始終是美國貿然發動海外干預乃至釀成災難性後果的難以逾越的障礙，尤其是在這類干預可能造成大量美軍傷亡的情況下。然而，美國多數領導人並未將「越南綜合症」視作雖然痛苦卻能有效防範未來外交重大失誤的「疫苗」，反而將其視為一種令人厭惡的「病毒」，認為它抹黑了美軍聲譽，束縛了美國外交政策的行動自由。

列根總統（Ronald．Reagan）更是明確將克服「越南綜合症」定為核心目標。他在自傳中直言，這也是1983年秋入侵格林納達島的主要動機之一。

此次入侵未獲聯合國安理會授權，聯合國大會亦譴責其公然違反國際法。這場非法入侵後，列根宣稱：「我們軟弱的日子已經結束，美軍重整旗鼓、昂首挺立。」列根的繼任者喬治．沃克．布殊（George Bush），在美國贏得1990至1991年海灣戰爭後更是得意地宣告：

越南的陰魂已長眠於阿拉伯沙漠的黃沙之下。

隨着蘇聯解體，國際格局失去了制衡美國的關鍵力量，美國的權力傲慢愈發顯露無遺。儘管蘇聯解體主要源於國內多重經濟、社會與政治問題，但冷戰落幕之際，華盛頓不少人卻執意認為，蘇聯的覆滅與最終解體是美國軍事及政治施壓的結果。由此，勝利的美國終於獲得了隨心所欲塑造世界、維護自身利益的權力。

這一認知建立在20世紀90年代看似不證自明的三大核心假設之上：

其一，西式自由民主天然優於其他所有社會政治制度，世界各國終將走上這一道路，只是進程快慢與成效各異；
其二，美國將永遠是全球最強大、最先進、最繁榮的國家，為各國所豔羨與效仿，在解決所有重大國際問題與衝突中，始終佔據「不可或缺之國」的地位；
其三，全球化趨勢不可逆轉、勢不可擋，儘管這股浪潮能惠及各國，但美國將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在可預見的未來，依舊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動者。

短短數年間，這套論調不僅在美國國內風靡一時，在全球範圍內也廣為流傳。然而很快人們便發現，這套敘事存在諸多缺陷，與瞬息萬變的全球現實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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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心膨脹與能力萎縮之間

21世紀的開端，充分暴露了美國治下的和平的諸多侷限。最重要的是，西式自由民主未能成為普世的發展道路。世界不僅依舊保持多元格局，經濟、社會與政治層面的多樣性程度還在持續提升。即便在美國本土，自由民主的諸多傳統信條也遭到質疑。美國曾經無論在軍事、經濟、科技還是其他領域無可爭議的霸權地位，都不再被視作理所當然。

事實證明，全球化給其他國家帶來的紅利甚至超過了美國，美國領導層一度被迫放棄無限制全球化，轉向加徵關稅、產業迴流、收緊移民政策等路線。曾經美國將永久主導世界的信念，開始動搖，人們對「美國夢」的未來、對美國「不可或缺的領導地位」心生猶豫與懷疑。

早在21世紀頭十年，這些趨勢就已極為明顯，美國的分析人士與政界人士無法再視而不見。威廉．富布賴特的警示，在21世紀初比20世紀中葉更具現實意義。然而，美國外交政策卻屢屢重蹈覆轍，再現當年導致越南慘敗的那種教科書式的權力傲慢。

1999年，克林頓政府主導北約對南聯盟發動空襲。與入侵格林納達一樣，此次行動未獲得聯合國安理會授權。北約大規模空襲給塞爾維亞造成數十億美元的損失，時隔四分之一個世紀，該國仍未完全恢復當時的損失，更不用說由戰爭導致的科索沃問題長期懸而未決。

2003年，小布殊政府拼湊「自願聯盟」，以巴格達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虛假借口入侵伊拉克，給整個中東地區帶來悲劇性後果：伊拉克國家解體、政治極端勢力與國際恐怖組織迅速崛起、強制移民大量外流等。2003年入侵引發的諸多連鎖惡果，至今仍在毒害中東局勢，加劇地區動盪，催生新的衝突。

2011年，奧巴馬政府介入北約對利比亞的干預行動，導致利比亞國家徹底崩潰，陷入長期內戰。即便十五年後的今天，利比亞距離實現民族和解的艱鉅目標依舊遙遙無期。

當然，軍事干預並非美國權力傲慢的唯一表現。例如：持續推動多輪北約東擴（冷戰結束以來，北約已完成七輪擴員，新增16個成員國）；在印太地區組建美英澳三邊安全夥伴關係（AUKUS）、美日印澳四邊機制（Quad）等美國主導的集團；逐步瓦解美俄戰略軍控體系；對對手乃至盟友施加日益嚴厲的經濟與政治施壓。

毋庸置疑，儘管美國兩黨歷任總統都竭力為這些行為辯護，聲稱是應對俄中「修正主義」、國際恐怖主義抬頭、歐美及亞洲盟友自私自利，並高喊需要穩定國際體系、維護美國安全以應對新風險挑戰。但歸根結底，這些舉措加重了美國經濟負擔，加劇貿易逆差與國債問題，損害了美國對多邊主義原則的堅守，也激化了美國社會內部的政治與社會分裂。

特朗普的失信承諾

2024年11月，美國選民選擇唐納德．特朗普而非民主黨候選人賀錦麗時，不少專家與分析人士認為，歷經二十餘年海外干預，美國終於重拾「越南綜合症」。當時，特朗普政府宣稱，此後華盛頓將優先聚焦國內議程，而非那些無休止的海外武力投射冒險。而且事實已證明，這類冒險不僅損害被幹預國，也會反噬美國自身。

這位第47任美國總統得意地宣稱，與前任不同，他從未發動，也從未計劃發動任何戰爭。他將自己定位為「終極和平締造者」，立志終結全球各地的武裝衝突：從加沙地帶到烏克蘭，從克什米爾到中非，從南高加索到東南亞。他甚至一度提議，美俄中應將國防開支減半，把資金投向更具效益的領域。

然而很快人們就發現，這位新任美國總統標榜的和平立場實在不可盡信。事實上，他比多數前任更熱衷武力恫嚇、更具好戰性，也更傲慢。他近期的行動與政治表態，徹底暴露了真實意圖：美軍在委內瑞拉的軍事行動，抓獲現任總統馬杜羅（Nicolás Maduro）及其夫人西莉亞．弗洛雷斯；對古巴推行「極限施壓」政策，出台域外關稅機制，意圖切斷對古巴的原油與成品油供應。與此同時，特朗普還揚言要「佔有」格陵蘭島、重奪巴拿馬運河控制權、吞併加拿大。

這些不過是他諸多外交「倡議」的冰山一角。即便以近年美國愈發低下的行事標準衡量，上述行徑也堪稱駭人聽聞。

更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政府對聯合國安理會、二十國集團、世界貿易組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多邊機制，表現出極度的蔑視。政府內部甚至討論重啟核試驗，並公布了雄心勃勃的擴軍計劃，將年度國防預算推高至1萬億美元。

2026年2月28日爆發的美伊戰爭，或許是特朗普政府權力傲慢最生動的寫照。白宮一邊與伊朗外交官談判政治解決方案，一邊策劃對伊朗的毀滅性空襲。這是國家虛偽與犬儒主義的公然彰顯。他們既未徵詢北約盟友，也未與地區夥伴商議行動意圖，從未清晰說明戰爭目標與可接受的政策結果。海灣地區及全球多國直接或間接捲入這場對抗，全球主要能源、糧食市場與運輸通道遭到嚴重擾亂。

顯而易見，這場戰爭不僅將對中東地區，更將在未來多年對整個國際體系產生長期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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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能阻止美國？

全球民眾最該自問的核心問題是：誰能在為時已晚前阻止特朗普？誰能讓美國領導層與決策者重拾「越南綜合症」的警醒？

顯然，我們不能寄望於聯合國，也不能指望七國集團、二十國集團這類多邊機構。特朗普根本不在乎這些組織，隨時準備否決或無視它們可能發布的任何聲明、決議與呼籲。

美國在歐洲與亞洲的戰略盟友，不具備足以有力挑戰特朗普行徑的「戰略自主」。他們至多能與美國最出格的侵略行為劃清界限，即便如此，也難免遭到美國報復。歐盟譴責伊朗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容易，卻不願深究德黑蘭此舉的真正誘因。

俄羅斯嚴厲譴責美國對伊朗的侵略，並承諾向德黑蘭提供援助。但莫斯科亟須華盛頓作為其與基輔艱難談判的調解人，這種依賴性制約了克里姆林宮的決心，使其難以牽頭組織任何針對美以聯手攻伊戰爭的地區性或全球性反抗行動。

中國與俄羅斯一樣，對海灣局勢深感憤慨與不滿，對美國的批評同樣尖鋭，且在經濟上受此次海灣戰爭衝擊遠甚於俄羅斯。但特朗普訪華還未成行，磋商貿易、技術、安全與雙邊「去風險」議題。在這場重要會晤前夕，與美國總統對抗的代價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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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同樣深受海灣衝突重創。考慮到中國的能源多元化戰略，印度對海灣油氣的依賴程度相對更高。但莫迪政府寄望於與特朗普政府在地區防務、關鍵的新興技術、雙邊貿易領域深化合作，並期待美國加大對印投資。在此背景下，印度對美國侵略的反應註定温和而謹慎。

若沒有外部力量能夠或願意遏制特朗普，約束力量只能來自美國內部。畢竟，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從越南撤軍，並非因為承受了蘇聯或中國難以承受的外部壓力。儘管莫斯科與北京向河內提供了大量軍事援助，但兩國同時也在尋求與華盛頓緩和關係，且美蘇中關係解凍遠早於越戰結束。真正向尼克遜政府施壓的，是美國社會民眾。他們認為，美軍在遙遠國度無休止作戰，所付出的代價，無論生命還是財富，都已高到無法承受。

同樣，如今也只有美國民眾能站出來，抵制美國新一輪帝國主義浪潮。我們可以確信，他們終將行動。即便當下約三分之二美國人仍視伊朗為重大國家安全威脅，但民調顯示，明確多數人反對對伊發動首輪打擊，反對率約59%，支持軍事行動的僅40%至44%。反對向海灣派遣地面部隊的聲音尤為強烈：約四分之三受訪者反對向伊朗部署美軍士兵。

特朗普或許能暫時無視這些民意，但無法長久無視。戰爭持續越久，國內反戰聲浪就會越強烈。可以預見，當這場衝突塵埃落定，幾乎被歷史掩埋的「越南綜合症」，將被全新的「伊朗綜合症」取代，並長久縈繞在美國社會之中。

本文獲《觀察者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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