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汪曾祺曾寫道：「翠湖是昆明的眼睛」。在他的筆下，那片水面映照青春與時代的波光，而在青年導演卞灼的首部長片《翠湖》裡，則透過一個孤單老人的視角和靜謐的湖面，映照中國三代人的家庭故事，溫柔而舉重若輕地勾勒出當代中國家庭在時代洪流中，那些難以言說的愛、遺憾、苦難和情感的光亮。

今年37歲的卞灼，攝影出身，心中卻始終有導演夢。2023年他摔傷腿返鄉休養，意外翻找到外公遺下的一本日記，第一頁寫著：「元勤，我好想你」，元勤是卞灼外婆的名字，日記本記錄一位老人在晚年對亡妻的深情思念，以及他作為家庭「旁觀者」，對兒孫輩生活的注視。《翠湖》的故事也由這本日記開展。

有網民如此描述，「翠湖的波光中映照著中國式家庭的情感」，有人稱讚，翠湖像一把溫柔的鑰匙，把一個關於家庭和離別的故事都浸在翠湖的波光裏，寫就三代人的故事和困境，「從一汪湖水的漣漪開始，把一輩子的重量揉進了細碎的家庭日常裏，這是一套溫柔的，屬於中國人的電影。」

導演卞灼接受《香港01》專訪時，坐在雲南一處灑滿陽光的後院。他不只和我們聊作品，也談對香港的印象，對電影業未來和中國新導演處境的看法。他認為，中國電影走過充滿熱錢的時代或許產業會逐步走向小眾化，但對真正的創作者和熱愛電影的人來說，「可能會痛苦，但是是一個好的時代。」

《翠湖》：以階級為底色的中式家庭縮影

儘管《翠湖》呈現出極致的溫柔，卞灼在構思家庭成員時，卻帶著一種克制的冷靜。他並非全然從倫理出發，而是將社會學的視角植入客廳。

「我構建這三代人的時候，沒有太使用家庭邏輯，而是用社會階級性做本質的分割。」卞灼解釋，戲中的三個家庭分別代表了工薪階層、中產與精英，「我希望家庭是一個小小社會階層的縮影。因為佔有物質資源的多寡不同，造成了階級上的差異，這是家庭關係設計的基礎。」

卞灼稱，外公那一代經歷過建國初期，文革十年動盪再到改革開放中國經濟騰飛，包容性極大；中間那一代則是體驗了從物質貧窮到逐漸豐富的過程，他們身上帶著深重的「集體主義烙印」，即便個體再不同，合在一起本質卻是一樣的；而年輕一代則在優渥中追求獨特性與精神表達。

卞灼試圖透過鏡頭，替這三代人說出沒辦法說出口的話，「我希望把他們的背面，在家庭裡面他們隱藏比較深的那一面，替他們表達出來。」

喜歡楊德昌處理現實社會的矛盾　最愛寇比力克的「不合時宜」

提到華人家庭裏人物的背面和微妙的情感，許多影迷會想到楊德昌的《一一》，亦有人提到李安的《喜宴》。卞灼表示，自己確實從小看楊德昌和李安的電影，可能會有潛移默化的借鑑，「在華人導演裡，我最喜歡的應該就是楊德昌。」

他著迷於楊德昌關注社會現實矛盾、卻又不急於要解決或用殘忍的方式解決。不過他不諱言，自己最喜歡的導演是占渣木殊（Jim Jarmusch，內地譯作吉姆賈木許）與史丹利．寇比力克（Stanley Kubrick，內地譯作斯坦利·庫布里克）。

卞灼說道，「我特別喜歡庫布里克影片裡那種人物身上，那種與這個時代特別不相容的感覺，我一直很迷戀這種東西」，他眼中的庫布里克像個研究博士，每部片都徹底鑽研，「我覺得很屌，是我的榜樣。」

中國老年人成為一個「沈默的圈子」

《翠湖》將眼光放在遲暮的老人，是少有的中國電影的題材。卞灼表示，自己一開始想法很簡單的，「拍一部電影獻給我的家人，然後獻給我的外公外婆」，但也因此他深刻觀察老人群體，發現人會越老越單純，不再追求傳統的權利和地位，老人會越來越追求靈性而溫和，但也會慢慢群聚，變成一個沈默的「圈子」。

卞灼說道，「因為在社會上話語權慢慢缺失，他們很想介入年輕人的生活，卻很難再進入話語中心，大家也不太願意聽了。」

但他也幽默分享觀察稱，男性老了後荷爾蒙下降，變得柔和；但女性老了則更有個性、更明確自我需求。「現在流行一個詞叫『超雄老奶』，女性老了之後自我意識反而更強」，這啟發了他下一個劇本：寫一個80歲喪偶的老太太，想找一個60歲的小鮮肉談戀愛。對他而言，這些是被主流電影忽視的、動人的自我意識覺醒。

從拿攝影機到導演椅的身份轉換

雖然大學在美國主修電影製作，但在擔任導演之前，卞灼深耕攝影多年，這段經歷並非偶然，他笑稱最初是源於一種「生存危機」。在學生時期，他常看到導演被攝影師「拿捏」，甚至在背後被罵「傻X」。

這讓卞灼意識到若要掌握話語權，必須從底層技術學起。「我一定要去認識技術，方方面面都要學習，才能當好一個導演。」

卞灼稱自己在攝影裡面發現了很多魅力，「第一個魅力當然就是你站在一個百萬級別的攝影機旁邊，然後覺得自己是一個很有錢的人，先滿足你的虛榮心；另外在構圖和拍攝它也有許多的門道，可能作為導演來說，他就是想要傳達一個情緒和一個狀態，但是這其實是需要攝影將它翻譯成影視語言的一個過程，攝影帶給我一種對於電影語言的審美的培訓。」

卞灼從美國畢業歸國後，曾協助多位新導演捕捉腦海中的畫面，這段「帶著導演思維的攝影師」的經歷，最終在《翠湖》裡淬煉出對光影流轉的敏銳捕捉，許多影迷稱讚他的影像中有著著攝影師轉身後特有的精準與溫柔。

曾兩次訪港　意外被港產動畫《世外》感動　讚嘆香港高效

談到香港，卞灼有著跨越十年的記憶。2013年他先到尼泊爾旅遊，再到香港，身為遊客的他選擇住在重慶大廈，他笑稱，當時感覺自己像沒離開尼泊爾，「下樓吃的也還是印度菜，很神奇」。

而2025年，他帶著《翠湖》來到香港，奪得亞洲電影節新導演的獎項，讓他見識到香港的高效率，「頒獎就在百老匯中心門口，所有人坐一排小凳子，10分鐘搬完。獎杯甚至還沒刻好，領完後工作人員還跑過來回收，說是擺拍用的。」這種隨性讓他倍感鬆弛，連帶進入一種「上班下班」般的自在，「這是在其他影展沒有過的體會」。

香港亞洲電影節之行，卞灼每天早上都會看一場電影，第一天看了內地院線沒上的朴贊郁的《選擇有罪》，第二天他則意外被港產動畫片《世外》擊中，在觀影時爆哭，「我哭得跟狗一樣，我好愛這個電影」，卞灼說在香港感到特别的自由，「有機會回到一個影迷的身分，那兩天過得很幸福。」

電影好的時代？青年導演的考驗：錢、階層固化與紅線

談及中國青年導演的處境，卞灼的言談間展現清醒與無奈，「最困難的肯定是錢的問題。」他坦言，現在的中國電影圈存在嚴重的階級固化，「資源永遠掌握在一些『老登』手上」，更艱難地是，許多才華橫溢的新導演一展露頭角就被收編，沉淪失去自己的樣子，最終銷聲匿跡、「我覺得這是很可惜的事情」。

「現在中國電影市場不好、沒錢了，對青年導演反而是好事。」，卞灼稱，其實電影圈很多「老登」他不是真的愛電影這一行，「他可能只是享受電影帶來的名利，有一句俗話，『就算是一個豬站在風口上，它也會起飛，它可能只是隻幸運的豬。」

他認為現在中國電影不再有熱錢，那些不愛電影、只想逐利的「幸運豬」會離開風口，轉投短劇的懷抱，「電影會慢慢變成小眾的東西，迫使大家思考如何以小成本製作好片」，而願意留下來的才是真正的創作者。

卞灼說，在他參加金雞獎時也有發現，國家和政府從上到下也開始關注到扶持新人和新電影的重要性，「因為再不扶持，再不打破原先的方式，那其實（電影）會死亡得更快」，他說道，「對於新導演來說，也許不是最好的時代，最好的時代當然是有熱錢的時代；但對於真正的創作者來說，也許是一個比較好的時代，但是可能會過得很痛苦。」

他半開玩笑地吐露出一代創作者在夾縫中生存的韌性，卞灼笑稱自己只是不願意買慘，「大家都覺得我從從容容、游刃有餘，其實沒有，我也一直是連滾帶爬過來的。」

也正因為這份務實和透徹，讓卞灼很清醒地看待中國電影的商業規則。他透露，《翠湖》這類中、小成本藝術片的生存關鍵在於「政府補助」而非票房。

卞灼介紹，「比如金雞獎拿獎了，會有300萬人民幣補助；參加國際A類的主競賽，拿獎有200萬。電影類最高的補助是宣傳部的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最高可以拿到800萬；華表獎獲獎，最高有500萬，每個省也有對於電影扶植的獎金，但規定都有點不太一樣，但是基本上是都會有，另外還有一些文藝精品的基金和國家專項資金補助。」

卞灼分析，「因此如果你成本控制在300萬以內，又有藝術水準，走補助路徑是可以回本的，大家不會太在意上映後的票房，因為宣發費可能比製作費還貴，那是另一個大坑。」

提到中國電影在審查時難以捉摸的紅線，《翠湖》涉及了外公曾被打成右派、文革十年的陰影，這在內地公映前是未知數。卞灼坦言自己做好了「被刪減」的準備，甚至拍了兩個版本，幸運的是最終竟保住了。他也稱，「我蠻意外的，可能是因為我的基調沒有讓人覺得是在控訴。」

未來不想做苦大仇深的東西　卞灼：生活總是要繼續的

對於未來，卞灼有清晰的規劃。下一部作品將是「家鄉三部曲的第二部」，也會是他擅長的家庭題材，未來也將碰觸雲南少數民族的戲劇與祭祀文化，探討一個與時代不兼容的個體，如何回歸原始尋找自我的位置。訪談結束前，卞灼提到了一個遺憾——沒能像《飲食男女》那樣好好拍一場做菜的戲。他笑說如果還有機會，一定要拍一場講究的「紅燒肉」。

對「煙火氣」的迷戀，也呼應他對創作的想法：「拒絕苦大仇深」。卞灼直言，「如果非要把電影拍得那麼苦難，我真的不如轉行去當廚師。」

卞灼提到，「《翠湖》裏老爺子他其實是非常痛苦的，因為他經歷過那10年的事情，又被打成右派，又被欺壓連累到他的子女，但我覺得這是一個背景，我不想再用那種特別『苦難』的方式去敘事」，他說，「因為這個事情我覺得大家是知道的，或者說大家是認知的，包括在香港的氛圍可能也有一些東西埋在下面，大家都不太好說。」

卞灼認為，「那些苦難可以是背景，但生活總是要繼續的，希望大家能夠開心一點。」

對於中國電影的未來，在卞灼看來，這或許不是熱錢湧動的時代，但對於真正熱愛電影和真正的創作者而言，這卻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好時代」。雖然在階層固化和紅線的夾縫中連滾帶爬，卻也因此迎來了一個能重新定義電影、痛苦卻嶄新的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