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洪災】千年來洪澇頻發的鄱陽湖 如何成為最嚴峻的防汛關鍵

撰文:塗柏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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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長江流域近期因連續強降水的防汛危機迄今尚未解除,不少地區都出現超歷史洪水,鄱陽湖處於超警戒水位,水域也漲至近十年來最大面積。截至7月14日為止,江西省已有642.4萬人受災,農作物受災583.9千公頃,鄱陽湖區及其它圩堤汛情超警長度達2491公里,其餘各省也有程度不等的災情,官方為此投入大量人力搶險防汛。

江西汛情危及,500餘名武警江西總隊支隊堅守於鄱陽縣昌江圩堤壩守衛搶險。(新華社)

鄱陽湖做為全中國最大淡水湖,負有調蓄長江洪水的重要功能,同時江西又是長江流域暴雨中心之一,地貌起伏也大,因此江西始終是防汛的重點區域,而鄱陽湖更是重中之重的關鍵。不過一般人可能不知,鄱陽湖在古代其實是片河網縱橫的富饒平原,因此早在西漢初年,便在當今鄱陽湖中的四望山區域設置鄡陽縣(鄡,音敲,該縣城遺址在鄱陽湖枯水期時會顯露),鄰近還另有彭澤、鄱陽、海昏等縣,而海昏縣便是著名的漢廢帝劉賀被廢去帝位後的封邑。

到了新莽時代,鄡陽又被更名為豫章。爾後自三國六朝以迄隋唐,鄱陽湖區域的郡縣不停增置,顯示開發力度的加強與人口增長。不過由於地質運動,以及氣候變暖的緣故,長江逕流量變大,主泓道又南移湖口一帶(今江西九江市湖口縣),加上曾經能調蓄洪水的雲夢大澤和彭蠡古澤逐漸消失,導致長江流水既分洪至洞庭湖,又灌至彭蠡新澤,使之向南擴展,鄡陽平原慢慢被淹沒,最後終在唐代形成煙波浩渺的鄱陽湖,水域一度廣至6千平方公里。到了宋代,「鄱陽湖」之名才首度出現在地理志書《太平寰宇記》裏。

鄱陽湖中有部分古代城鎮遺跡,照片為枯水期時才會完全顯露的千年遺跡落星墩。(九江新聞網)

儘管清初學者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以為該湖「自隋以前概謂之彭蠡,煬帝時以鄱陽山所接,兼有鄱陽之稱」,誤以為鄱陽湖等同彭蠡古澤以及估錯命名時間,但其實鄱陽湖之稱在宋朝才漸漸固定下來。南宋《輿地紀勝》還專有鄱陽湖的條目,形容「湖中有鄱陽山,故名鄱陽湖」。爾後隨着日月推移,鄱陽湖的名號愈為大眾熟悉,彭蠡澤的舊名與位置演變反而不太為人所知。

儘管鄱陽湖的形成淹沒不少人類曾棲居的城鎮,但廣袤的湖面與肥腴沙土,仍不斷吸引百姓前往漁撈墾荒,經濟活動因而日漸發達。但與此同時,人類為了墾田而修堤圍田,令本該調節水量的鄱陽湖水位被抬高、容積減少,反而增加大洪水的爆發機率。接着又陷入修堤圍田─刺激洪水─固堤圍田的惡性循環。根據《江西省水利志》的統計,原本在東晉至北宋間,鄱陽湖區有記載的水災年份僅有23次;但兩宋年間,水災年陡升為67次,約4.64年就發生一次水災。而南宋至元末不到百年的時光,水災頻率增為3.23年一次;明朝則有167次水災年,頻率約1.67年一次;清朝水災年更暴增為227次。

7月8日江西鄱陽縣油墩街鎮的災情(點圖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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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頻繁的洪澇水患,讓江西雖富產糧米魚蝦,以及提供中央王朝充裕的漁課糧税,但百姓也不時因慘重災情淪為災民。譬如明萬曆十五年(1587),「南昌府所居地方今歲春夏霪雨連綿,民鄉早稻盡將淹沒,至秋又值亢陽,復布晚禾盡行枯稿,災民毫無所望,惟朝夕在河港取魚,苟延性命」,稻田被淹沒、顆粒無收的災民只能在江水裡捕魚續命,十分悲慘。

還有清朝兩江總督曾國荃(1824─1890年)也曾於光緒十年(1884),奏報江蘇、安徽與江西「雨澤過多,水勢盛漲,圩田堤岸,多有被淹」,尤其是江西境內「蕪湖、銅陵、德安、彭澤、鄱陽等縣,被水較重」,位處長江下游的南京瓜洲更是岌岌可危,洶湧江潮非但威脅數萬民田的堤防,連「火藥局及瓜洲鎮游擊衙門,亦均逼近」。對此,曾國荃除了「飭令督率弁兵,嚴加防範,遇有險工,立即搶救」、還有「准各州縣動用倉穀,量為撫卹,核實散放,毋遺毋濫」之外,也只能「率文武設壇,虔誠祈禱」,凸顯現代科學與技術不足的清朝,在危殆之際也只能仰賴鬼神的無奈。

民國時期,由於連年內戰,中央權威長期不振,再加上日本侵華,造成各地水旱災情比清代有過之而無不及,江西更是如此。雖然中共建政後,立刻投入鄱陽湖的整治,防洪技術與機制遠邁前代。但矛盾的是,隨着多次大規模圍墾運動,江西洪澇的強度與損失反而更大。鄱陽湖面積原本在1953年尚有5,050平方公里,1976年只剩約3,754平方公里,縮小幅度超過四分之一,整個長江中下游的通江湖泊也急遽縮減,狂熱的圍湖造田也致使河水含沙量大增。這導致湖泊原有的蓄泄功能被打擊,特大水災因而屢屢發生。

鄱陽縣圩堤漫潰,汪洋一片,不少房屋已淹沒至一樓(點圖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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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姜紅仁與吳贅指出:「1990 年代鄱陽湖處於洪澇災害高發期,洪水水位超過了歷史記錄,但洪水流量,包括1998 年特大洪水在內,均沒有達到歷史最高水平」,正說明了這種人類開發愈盛愈逼使洪災惡化的怪圈。兩位學者因此警吿「在未來,鄱陽湖很可能發生比1998 年更大的洪水,其防洪形勢依然非常嚴峻」。結果一語成讖,鄱陽湖水位於今年7月12日漫過1998年歷史極值,令不少國人擔憂昔年的災情是否即將重演。

所幸在1998年洪水之後,中國政府痛定思痛,實施「退田還湖、平垸行洪」的政策,鄱陽湖區起碼有單退(遷徙居民但不退耕)圩堤240座、雙退(居民與圩田均遷退)177座;2009年國務院更批覆《鄱陽湖生態經濟區規劃》,將38個縣市區、合計約5.12萬平方公里的面積納入生態經濟區,要求區域內的生態與經濟發展得相協調,使洪澇受災損失逐年下降。鄱陽湖蓄泄洪水的功能也日漸恢復,令江西省政府得以在日前啟動183座單退圩堤分洪蓄水,有效減輕下游壓力。加上如今築堤技術進步,又有無人機、雷達流速儀等新穎的智能科際投入防災,令1998年官兵手拉手圍堵決口的尷尬悲壯不致重演。

何況近年中共提倡「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故只要能有效管控好開發程度,相信未來長江洪澇不會再是沿岸人民的重大生存威脅,大自然與人類能和諧共存的願景,也將成為彰顯中國政府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