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肉望社會・一|疫情下肉類工廠停工 「替代肉」突圍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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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打斷了部份肉類市場的生產及供應鏈,各國政府因應潛在的糧食短缺危機,主動限制本地生產糧食出口。凡此種種,皆證明肉類供應或會因外部環境因素而供不應求。因此,各界尋找「替代肉」的使命,頓變得異常迫切。

植物肉在歐美及香港大行其道,新加坡則成為首個批准銷售「培植肉」(cultured meat)的國家。我們是否進入肉類新時代?

此為【低肉望社會】專題報道之一

自2019年起,新加坡推動一個名為「30 by 30」本地食品生產願景計劃。他們訂下目標,在2030年前,供應本地市場的食品須有三成由本國生產(目前僅佔一成),以降低本地糧食對外國的依賴,對沖全球出入口供應鏈斷裂或潛在雙邊貿易糾紛對本地糧食市場帶來的風險。

新加坡九成糧食依賴進口 :

(香港01製圖)

若換作2020年前,外界聽到新加坡政府訂立「30 by 30」目標,或會覺得當局杞人憂天。不少人未免心想:新加坡發展程度那麼高,用得着那麼操心嗎?

然而,經過去年肆虐全球、改變過往數十年全球化發展軌道的新冠肺炎疫情,新加坡政府的未雨綢繆,可謂深具先見之明。

新加坡政府對國家糧食儲備的看法,深具先見之明。(Getty)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爆發,各地屠宰場及加工廠被迫停工,加上疫情打亂全球物流及冷鏈運輸系統,窒礙了鮮肉製品生產分銷。去年3至4月的統計數字顯示,當時正值各地屠宰場及加工廠掀起停工潮,鮮肉製品短缺,植物肉的銷售額則按年大升超過250%。

由於植物肉的生產過程自動化,所需勞動力亦不如鮮肉製品廠密集,故生產及分銷鏈都比傳統肉製品更容易控制。因此,像植物肉之類的「替代肉」有助解決由外來環境因素而引致的肉品生產荒及供應短缺危機。

植物肉之類的「替代肉」,有助解決由外來環境因素而引致的肉品生產荒及供應短缺危機。(資料圖片)

不單是新冠肺炎疫情喚醒了人類對於糧食供應短缺的危機感,間歇性地在非洲、亞洲及歐洲多國出現的豬瘟疫情,亦嚴重削減豬肉產能,早為糧食危機敲響警鐘。

中國政府在2018年8月首次公布非洲豬瘟病例,立刻清查多間豬場,並宰殺逾32萬頭豬,但疫情未見緩和,到了2019年中,中國活豬存欄量大幅下降了約四成,因而抬高了整體豬價。同樣是產豬大國的越南,在2019年因應豬瘟疫情銷毀約400萬頭病豬,佔全國活豬總數超過一成。

豬瘟、新冠肺炎疫情,加上橫行亞歐非穀田的大規模蝗災,從生產源頭開始便大大削弱傳統肉類食品市場及供應鏈的抗逆能力。不少國家甚至一度限制主要糧食出口,例如去年俄羅斯、越南、泰國、柬埔寨、哈薩克等十多個國家,便先後針對農產品出口設下限額(當中好些農產品種類就是豬、牛、羊、雞等畜牧養殖動物的主要飼養原料)。世界糧食計劃署(World Food Programme)去年發表的報告亦警告,全球或會因為新冠肺炎疫情而面臨更嚴峻的糧食危機。

中國內地過去數年爆發非洲豬瘟疫情,豬肉價格波幅巨大。(資料圖片)

整體來說,自1960年開始,全球肉類需求每年以約3%的穩定升幅增長,當中主要的推動力是來自相對貧窮國家慢慢發展並富有起來,從而形成一個又一個新興肉類食品消費市場。而且,肉類消費量往往就是一個國家脫離貧窮、解決整體溫飽問題的重要指標。

因此,隨着愈來愈多發展中國家獲得累積財富和發展經濟的機會,當地民眾遂有能力消費更多能為身體提供豐富蛋白質及營養的肉類食品。

就以最典型的中國內地市場為例。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國民平均每人每年消耗約14公斤肉,現在內地民眾平均每人每年消耗掉55公斤肉。

肉類需求上升,不代表肉類供應量也會跟着提升。隨着全球人口持續膨脹及社會發展,要維持整體人口健康,對蛋白質類食品的需求必定愈來愈大,肉製品供應短缺造成的潛在糧食危機,都令各界反思「替代肉」的未來,以防患於未然。

(節錄)

低肉望社會・二|新加坡破天荒開放培植肉市場 為肉類寫下新定義

低肉望社會・三|彈性素食成新趨勢  但忍不住想吃肉怎麼辦?

上文節錄自第253期《香港01》周報(2021年2月22日)《走進低「肉」望社會》。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253期《香港01》周報精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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