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興亞危機五周年:活在難民營的三代人 親述無力掙脫的困境

撰文:外部來稿(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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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8 月 25 日,緬甸軍方展開一場針對羅興亞人的暴力行動,迫使 77 萬名羅興亞人逃往鄰國孟加拉,自此一直生活在邊緣。五年過去,科克斯巴扎爾(Cox's Bazar)難民營內的羅興亞人對未來仍然渺茫無望。
無國界醫生團隊在營內與五名羅興亞人對談,了解他們是怎麼看待這五年以來,自己被迫離開緬甸並過著流離失所的生活。他們分別是 5 歲、15 歲、25 歲、45 歲和 65 歲,代表了橫跨三代生活在難民營內的羅興亞人,而他們都是無國界醫生現時或從前的病人。
文、圖:無國界醫生

5 歲:我渴望和平

塔葉芭比岡(Tayeba Begum)是六子之母,其中有一對 5 歲大的雙胞胎。她在 2017 年逃離緬甸時,只帶 上了衣物;5 年後的今天,塔葉芭描述自己和一對雙胞胎在難民營的生活。她認為儘管渴望回家,但在無法得知自己權利能否受保障的情況下,返回緬甸仍是困難重重。

「我們逃離緬甸的家時,我的雙胞胎女兒安琪思(Ankis)和芭哈兒(Bahar)只得 6 個月大。我帶著她 們逃跑,除了身穿的衣服,甚麼都沒帶上。

當時屠殺行動開始,我們為了自救,無法再待在緬甸。軍方殘忍地殺害羅興亞人,並燒光他們的房子。 而在我們 2017 年離開之前的兩年,年輕人會被捉走和受虐待,當時我的兒子因為害怕而逃往印度,直 至現時還在那裏。

我帶著嬰兒逃跑時,要冒著大雨穿越叢林、踏過滿路泥濘,才能到達孟加拉。這是趟艱辛的旅程,尤 其要帶著孩子。抵達邊境後,眾人隨處休息,但卻沒有遮風擂雨的物資,因此下起大雨時,我們只能坐在樹下或灌木叢中等待援助。為了生存,我們找到什麼便吃什麼。我的女兒變得虛弱,每當我嘗試餵食,她們都把東西吐出來。我們到達孟加拉時根本找不到藥物,她們因此受苦了一段長時間。

到達科克斯巴扎爾數天後,就有用竹子和布料為我們搭建的避難所,我們現時則住在難民營中。我的雙胞胎女兒已經 5 歲了,這 5 年來我們活在痛苦之中。雖然有容身之所,但除此之外,便沒其他東西能給予孩子。我們靠糧食援助過活,要擔心她們是否溫飽,還要憂慮如何教育她們。因為缺錢,我無法提供她們所需。有時我寧願自己吃少一點,把省下來的食物拿去賣錢,想給孩子們買些甚麼。

我們過著吃不飽的生活,否則我沒辦法買任何東西給孩子。有時我會收到在印度的兒子的消息,他每隔兩三個月便打一次電話給我,但我沒有手機,所以每次都要借別人的手機和他說話。

我已經很多年沒見到他,我非常想念他以及緬甸的家。我渴望和平。如果有朝一日能再次平靜地在緬甸生活,我們一定會回去。如果能獲得公義和公民身分,我們怎會不想回去?緬甸不就是我們的故鄉嗎?然而如果無法確保我們的權利,我們怎能回去?當家園都被摧毀了,我們何處容身?要是我們的孩子會被捉走和殺害,我們怎能回去?

你可以讓我們繼續待在這裡,或是將我們移送到其他國家,我們都不會拒絕。只是在能獲得公義前,我不會回到緬甸。」

15 歲的安瓦(Anwar)依然清楚記得 5 年前逃離緬甸的情境。昔日在緬甸家鄉時,他是個滿懷夢想的優秀學生,但現在卻為自己的人生發展感到焦慮。(無國界醫生提供)

15歲:我曾夢想成為醫生,但現在覺得難以成真

「我叫安瓦,是一名來自緬甸的學生,今年 15 歲,快 16 歲了。我們逃離了在緬甸的社區後,如今在孟加拉賈姆托利(Jamtoli)的難民營落腳。

我還記得當日和家人逃離緬甸的情況。某天下午,軍隊攻擊我們的社區,我們逃到附近另一個區域躲避。他們放火燒了我家,逼使我們逃到更遠的地方。雖然我們存活下來,但很多親戚和鄰居遭到殺害。我們長途跋涉,只為了尋得安全的生活,結果連走帶跑地步行了 12 天才到達孟加拉。這趟路途非常危險,途中走上陌生的道路,跋山涉水,沿路觸目所及都是屍體。

剛抵達孟加拉時,我們和親戚、鄰居們待在一起,現在則居於難民營。離開緬甸時,我還是個學生,逃亡中斷了我的教育。我在校時成績很好,也喜歡學習,但現在無法讀書,亦得不到我需要的書本。

羅興亞人的難民營內有提供小學程度的教育,但僅止於此。離開緬甸,我們所受的教育亦停滯在那時,而唯一受教機會是當這裏的老師們將羅興亞孩子聚在一起,老師教導他們時,亦會無私地教導我們。我有些朋友因為家計而缺課,我為他們感到惋惜。如果他們也能接受教育,便能教導更多人,帶來良性循環。唯有這樣,我們的社群及我們這代人才會向好發展。

我曾夢想能成為醫生,成為能貢獻社區的人。我從小就見過很多醫生盡能力幫助他人,雖然現在這個夢想可能永遠不會成真,但在上課時、和朋友們見面時,我仍是快樂的。我們盡量在讀書和玩樂時保持開心。

我們在難民營的生活不易,我父親的收入不足以應付全家的生活,有時在晚上從學校回家時,我都覺得不安全。

我想對全世界的年輕人說,一定要把握機會,盡你們所能去學習,這是我們羅興亞難民沒有的機會。」

現年 25 歲的納比烏拉(Nabi Ullah)於 2017 年偕妻子納西瑪(Nasima)和孩子逃到孟加拉,但不是每個 和他們一起逃亡的人,都能在這趟路途中存活下來。5 年過去,納比和納西瑪告訴我們,他們在甚麼情 況下才有可能回去緬甸。(無國界醫生提供)

25 歲:我為孩子們和我能給予他們的未來而擔憂

納比說:「我在緬甸是一名農夫,在山地間耕作自給自足,也因為自己的食物自己種,我們不需要去賺錢。當軍隊來到時,我被他們虐待到失去意識,鄰居被殺死或被燒死,其他人則失蹤了。他們放火燒了整個社區,我們必須逃跑。我收拾了一些藥物,用盡全家力氣帶家人離開。」

納西瑪說:「我們從山路逃走時,同行中有 10 人喪生。我、丈夫和尸他父母都活下來了,但我的家人就沒那麼幸運,我的雙親和兄弟姊妹都死在路上,而我們不得不拋下他們前往孟加拉。」

納比說:「跨越邊境後,孟加拉政府為我們提供避難所和糧食,之後將我們送到難民營。我想念緬甸的家。我有一個兒子、兩個女兒,兒子在這裡的無國界醫生醫院出生,現時一歲半,兩個女兒則是在緬甸出生。現在我的妻子又再懷上孩子。我們依賴糧食援助,並難以支持其他生活必需品,例如孩子的衣服。我們的生活捉襟見肘。

在難民營中,人們常受發燒、腹瀉、喉嚨痛及其他疾病之苦。發燒時我會喉嚨腫脹、呼吸困難,有次我需要輸氧,被救護車送到庫圖巴朗(Kutupalong)的醫院住了 3 天。」

納西瑪睜大眼睛說:「每當我感到不適或是孩子有甚麼病痛,我都會去找無國界醫生。我為孩子們和自己能給予他們的未來感到擔憂,我希望他們能接受教育,教育就是最大的財富。如果孩子無法得到教育,在這裡長大的生活會更艱苦。

我們都非常想家,甚至想到關於緬甸的回憶,都讓我食不下嚥。我們永遠感激孟加拉政府的援助,他們支持了這麼多家庭的生活,多少感謝都不為過。不過,我們仍想回到自己的家園,我總是想怎樣才能讓我們再回到緬甸。」

納西瑪總結道:「我想只有緬甸政府接受我們的公民身分時,並歸還我們的房產、土地和文件,我們才有機會回去。我們想去能保障我們權利的地方。」

現時 45 歲的哈希穆拉(Hashimullah),在逃離緬甸前一晚被槍聲吵醒。5 年後,他在無國界醫生位於科克斯巴扎爾的醫療設施的病床上,回想那些歷歷在目的場面,不禁懷疑是否真的能有天安全回家。(無國界醫生提供)

45 歲:我們的居所仍然和初時臨時搭建的狀況一模一樣

「我們在 2017 年逃到孟加拉,我們來到這裡,因為羅興亞人在緬甸會被逮捕和殺害。

那時飛機丟下炸彈,我們的鄰里逐一陷入火海。我們連續 8 天目擊如此情境,祈求情況好轉,但卻每況愈下。某天凌晨約 4 時,當所有人熟睡時,我們聽見密集的槍聲,大家都十分恐懼。第二天早上,我們看到屍體在運河漂浮,當中有些人還活著,但沒有人去救他們。軍隊前往我們匿藏的地方,大家都因為害怕被殺而逃亡,有很多羅興亞人慘遭殺害。即使在 2017 年之前,羅興亞的男性已經會被綁架,女性被強暴,牲口亦被軍方帶走。

我們逃難那天,人潮聚集在邊境,有人從孟加拉送船過來,讓我們抵達安全的彼岸。

我們人數眾多,但很多人在前往孟加拉的海路溺斃;我捱過了這趟旅途,成功到達沙普利島(Shah Porir Dwip,位於孟加拉境內)。我們從那裏乘搭孟加拉政府安排的車,被送到科克斯巴扎爾內的德納夫(Teknaf),當地人則給了我們一些糧食和錢。

後來,我們再被遷往庫圖巴朗,並被分派到不同營地。起初我們沒有材料去搭建棲身之所,之後孟加拉政府給了我們一些材料,才能搭起避難所。

我至今在這裏待了 5 年。兩年前,我生病了,覺得頭暈、胸口不適。在失去意識後,我被帶到無國界醫生在庫圖巴朗的醫院,醫生發現我心臟有一處栓塞。我經歷了 16 天治療才有好轉。

我們飽受不同疾病之苦。我們的避難所到現時為止,仍是跟最初到達孟加拉時臨時搭起來的狀況一模一樣。幾年來,我們的這種住所經歷了極端天氣的摧殘,我們真的需要更多搭建材料,但因為我們的行動受限,根本無法找到所需的材料。難民營外圍架起圍籬後,我們不再能像之前一樣自由活動。

政府為我們提供食物,我們對此心存感激,但有時候還是不夠,例如要設法買魚。

我們這些人之中,在緬甸時有人是漁夫,有些人是農夫。雖然逃難到此,但我們都心繫在緬甸的家園。

我在緬甸的家位於河邊,我會販賣漁網,孩子們則負責打魚。這可以讓我們過上體面的生活。

當時我們在緬甸還算安全,也能自由行動,但軍方令我們沒辦法享受自己掙來的每一分錢。比方說,如果登記自己進口了 5 頭牛,就得上繳兩頭;如果女兒要結婚,要付 6 萬緬元給軍方;如果想蓋間房子,就需付 50 萬緬元聘請測量師。

即便我們嚮往回到家鄉,但連人身安全都不受保障的情況下,我們怎能回去?除非世界各國都認同我們應該要安全地遷回緬甸,我們才有機會回去。我所需要的,只是像在這裏一樣有尊嚴的生活。數百萬羅興亞人都只是想安全地在自己的家園生活,享有應得權利。」

穆罕默德侯賽因(Mohamed Hussein)在緬甸內政部任職公務員超過 38 年。1982 年,他因為羅興亞人的身分而被剝奪公民權,自此見證著自己的權利和自由被逐漸侵蝕。他被迫逃到孟加拉,並在難民營生活了 5 年。(無國界醫生提供)

65 歲:我們被視作賤民,逐步剝削演變成迫害

「我是在 1973 年從高中畢業的,畢業後甚至還能在政府工作。那時候,緬甸的憲法仍承認羅興亞人,在確認我們高中畢業後,就直接聘用我們。

緬甸於 1948 年從英國獨立後,政府接受了我們的公民身分。只要父親和孩子兩代人都生於緬甸,就會被認可為緬甸公民,不同種族的人都受到同等對待,沒有人會遭受歧視。

不過,1978 年「龍王行動」(Dragon King census)後,一切都變了。那場人口調查劃清了緬甸公民和孟加拉公民的界線,很多人都因為沒有適當文件被捕,我亦因擔心人身安全而逃走,但隨後又被緬甸政府捉回來。一開始緬甸和孟加拉政府達成協議,承諾保障羅興亞人回到緬甸後的權利,但他們最終食言了。雖然土地獲得還給,然而我們的權利並沒獲得保證,這也是對羅興亞人迫害的起點。最初,我們被當作賤民對待,而逐步的剝削也演變成迫害。

緬甸當局剝奪了我們的公民身分,按照 1982 年公民身分法,緬甸政府會依據你的種族分門別類,並公布各種族的比例。這樣的分類以前從未存在。當時我們雖然被剝奪公民權,但至少還被當成住在境內的外國人,各個地區仍會報導羅興亞社群的新聞。不過自從軍方接管政權後,我們的電台廣播時段都被取消了。

如果我們真的算是外國人的話,為何原本的憲法又不把我們當成外國人?

羅興亞人自此不被允許接受高等教育,我們的行動亦受限制。軍方指控我們參與和佛教徒的衝突,一些德高望重的羅興亞人被指控壓迫佛教徒而被捕或被罰款。政府對羅興亞人實施宵禁,若被發現拜訪別人家,就會被施以酷刑折磨。人們開始對社群內發生的事三緘其口。

每年,他們都推出不同的新法令,違反的人就會被逮捕。即便如此,我們仍可以投票,可以選出代表參加國會,但在 2015 年,我們連投票權亦被剝奪。我們覺得身分再被貶低,同時感到擔憂,我們不再在這片先祖們曾生活的土地享有投票權。我們為自己的族群被指罵為入侵者而感到難受,不公平的待遇已對達臨界點,迫使我們必須逃離。

(2017 年的)某個早上,我們聽見槍響,隨後在一個星期四晚上,我們家附近的一個軍方據點開始對人開槍。第二天早上,我們聽說有羅興亞人被射殺。

當看到軍隊進入我們居住的地方,人們開始逃跑。看著軍隊到處逮捕和殺害羅興亞人,我們非常害怕。

我們很幸運能逃出生天,逃到了孟加拉。孟加拉真的為我們做了很多,給予我們支持。

剛來到這裡時,我們滿懷希望,但現在感覺自己被困於此,生活也開始變得艱難。這讓我心力交瘁,不管我到哪裏,都會被警衛搜查。我甚至不能探望自己的孩子。我有兩個女兒,一個住在庫圖巴朗難民營,一個住在附近。每次我都要花很長時間才能到達她們的避難所,這些行動限制令我很困擾。

對於我們的未來,我感到很焦慮,因為我的孩子都沒有好好接受教育。不論是留下還是返回緬甸,她們沒受教育的話,到底能做什麼?我們經常想著這些事而徹夜無眠。

我在難民營內的無國界醫生醫療設施接受糖尿病和高血壓治療,但這裏無法醫治我的腎病,而我又不能外出接受治療,所以我希望這種療程能進駐到難民營。

我年事已高,不久於世,不知道死前還能否再見到故鄉。我希望能在緬甸嚥下最後一口氣,但不知道願望能否成真。我心中嚮往能遷回緬甸,過著權利受到保障、不再受迫害的生活。我害怕回到緬甸會再次遭受迫害,也因為家人仍在那裏,我們需要考慮他們的安全。

如果在緬甸能被視為公民,我們就可以受到平等對待。我們就能接受教育、主導自己的生活、和其他公民一樣自由行動;我們就能享有投票、參加選舉、在國會為自己發聲的權利。現在這些權利全被剝奪了,我們如同行屍走肉。世界應該能容納每個人安居樂業,我們同樣生而為人,但卻沒有自己的國家。

我想對這個世界說,我們與你同樣生而為人,也希望有尊嚴地過活。

我們懇求全世界的幫助,只盼能活得像個人。我的願意是擁有權利與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