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epSeek為何未誕生在上海浦東張江? 「中國的矽谷」不破難立

撰文:外部來稿(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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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2025年蛇年春節前夕,中國AI大模型DeepSeek(深度求索)橫空出世,一夜間讓美股損失幾千億美金。深度求索的創始人梁文峰是廣東湛江的高考狀元,但如此強勁的科技公司並未出現在中國科技創新的前沿陣地廣東深圳,而誕生在杭州。有文章認為,這是深圳面對AI革命新浪潮的力不從心。
那麼在杭州附近的上海浦東呢?1992年,上海批准興建浦東張江高科技園區,作為中國國家級的高新技術園區,其又被成為「中國的矽谷」,是上海重點開發區域之一。為什麼DeepSeek沒有出現在「中國的矽谷」張江?

本文轉載自上海本地微信公眾號《正財神》,作者宋押司。

市場原教旨主義 vs 國家資本主義

張江的資源向「國家隊」傾斜:張江科學城的土地、資金優先支持中科院上海分院、覆旦張江校區等「嫡系部隊」,民營企業需排隊等「殘羹剩飯」。

張江是「精英內卷」:名校博士擠破頭進中芯國際當「高級操作工」,而真正敢撕掉SCI論文、all in顛覆性技術的人鳳毛麟角。

想在張江創業,如同硬科技的「學歷軍備競賽」:先亮出MIT博士學歷、頂會論文或英特爾/ASML工作經歷。某芯片初創公司創始人直言:「在張江,沒三篇ISSCC都不好意思要融資。」

中國正在向高科技強國邁進,越來越重視經濟質量的提升,而不是單純強調量的增長。圖為2019年5月21日,中國上海張江人工智能島正式成為中國首個人工智能創新應用先導區。(VCG)

而杭州是「幸存者偏差」:無數草根創業者淪為直播帶貨炮灰、跨境電商「刷單難民」,但一個李佳琦的成功就能讓年輕人前赴後繼。

浙江在政府考核中設立「創新免責條款」,官員在支持新興技術時決策失誤可減免追責,浦東張江則缺乏類似機制,導致官員「不敢為」。

兩地的差異本質是市場原教旨主義vs 國家資本主義的縮影——杭州把政策當「橡皮泥」;張江把政策當「鐵柵欄」,確保創新不越雷池半步。

張江政府主導缺乏杭州民間野性

張江是頂層設計主導,從土地規劃到產業目錄均由政府強力主導,創業者更像「系統內的創新者」,缺乏杭州式的民間野性。張江的官方服務仍困在工業化時代的治理邏輯——重硬件、重流程、重短期可見成果,而杭州已進化到數字經濟時代的「企業合夥人」模式——敢放權、敢試錯、敢用資源換產業話語權。

以上論斷可能與現實有偏差,但這是DeepSeek給出的答案;如有雷同,也純屬大模型巧合。

中國人工智能系統Deepseek與Open AI的ChatGPT的APP標誌。

張江高科技園區作為中國科技創新的重要高地,在集成電路、生物醫藥、人工智能等領域成就斐然,但為何未能孕育出類似深度求索(DeepSeek)這類聚焦大模型與生成式AI的企業?

從產業生態、資源稟賦、政策導向等多維度解析,押司將DeepSeek給出的答案盡量避開敏感詞,並擇要整理如下。其中提到張江存在的一些問題,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杭州與張江(代表上海浦東)在歷史基因、政策邏輯和創業文化上存在結構性差異,這種差異不僅塑造了兩地的產業格局,也深刻影響著年輕人的創業選擇。

若張江不打破「蓋章經濟」的路徑依賴,其在AI時代的競爭力可能進一步被杭州、深圳等「猛獸派」城市甩開。這不是單純的政策力度問題,而是治理體系代際差距的體現。

張江追求「零風險」的保守心態:官員對AI倫理、數據安全等問題高度敏感,常因「怕出事」而限制創新,例如要求企業所有數據本地化存儲,導致跨國研發合作受阻。

杭州將AI視為「換道超車」的機會,願意承擔試錯風險,例如對無人駕駛事故的責任認定,杭州率先出台地方法規明確企業免責條款,而上海仍在「研究」。

張江是技術官僚的「合規優先」邏輯:政策設計圍繞硬件製造與成熟產業(芯片、醫藥),注重技術安全性和流程合規性,例如芯片流片需層層審批,政策資源傾向於「看得見摸得著」的實體成果。

張江對AI等軟性創新的支持停留在口號層面,例如大模型企業需要的開放數據接口、跨境數據流動試點等實質性政策難以突破行政壁壘。

典型案例是:某AI創業公司申請醫療數據訓練權限,因張江「數據安全顧慮」被拒,最終轉投杭州余杭區,依托浙江「政務數據開放試驗區」獲得授權。

杭州阿里巴巴、VIVO等研發中心建築群。(視覺中國)

杭州野蠻生長政策更靈活

相比之下,杭州是野蠻生長的「綠燈思維」:政府以互聯網思維運作,主動為AI企業「開綠燈」,例如允許企業在監管沙盒中試錯(如自動駕駛路測、AI診療),甚至協調阿里雲等巨頭開放算力資源。

杭州的政策工具更靈活:通過「一事一議」定制補貼(如按模型參數量補貼研發費用),而張江的補貼標準仍固守「專利數量、固定資產投資額」等傳統指標。

張江尚存在科層制的「公章馬拉松」:企業從注冊到落地需對接多個部門(科委、經信委、市場監管局),流程覆雜耗時,某AI初創企業反映「為申請算力補貼,跑了3個月才蓋章」。

張江的窗口服務僵化:工作人員常以「不符合既有政策」為由拒絕創新訴求,缺乏變通能力,例如對「大模型訓練用電」這類新需求,仍按工業用電標準審批,導致成本高企。

而杭州是數字化政府的「極限壓縮」:依托「最多跑一次」改革,企業注冊、政策申報全流程在線化,杭州某生成式AI公司從簽約到獲得首筆補貼僅用15天。

習近平參觀張江科學城時對現場職員指:「黨中央支持你們。」(新華視點)

杭州採取主動上門服務:經信部門設立「AI專班」,針對頭部企業直接派駐聯絡員,協調解決算力採購、人才落戶等痛點,甚至為企業對接浙大實驗室資源。

張江的產業鏈「孤島化」:政府更擅長服務中芯國際、華虹等巨頭,但對中小AI企業的生態整合能力薄弱。例如,張江AI企業難以對接上海超算中心的算力資源(優先服務科研機構),而杭州政府可直接協調之江實驗室、阿里雲與創業公司「搭橋」。

早期項目難獲押註 初創企業更願選擇低成本的杭州

張江的資本對接滯後:張江的國有資本(如浦東科創集團)偏好中後期項目,而杭州的民資本(如湖畔山南、元璟資本)敢押注早期AI項目,政府甚至參與組建「大模型專項基金」。

另外,張江的辦公場地、人才成本較高,初創企業或對成本敏感的公司可能傾向選擇成本更低的區域(如杭州、蘇州等周邊城市),或在政策扶持力度更大的園區落戶。

1992年張江高科成立,是國家佈局集成電路、生物醫藥等「卡脖子」產業的戰略基地,央企、外企研發中心紮堆(如中芯國際、羅氏制藥)。張江的優惠政策長期向集成電路、生物醫藥等「硬科技」傾斜,例如芯片流片補貼、醫藥審批綠色通道等。

張江的產業佈局以硬件驅動型科技為核心,形成了獨特的生態特征:硬件與製造的強基因:張江的集成電路產業全球領先,生物醫藥依賴實體研發和生產,人工智能領域更偏向芯片設計(如寒武紀、地平線)和終端應用(如機器人、自動駕駛)。

杭州早期以旅遊和輕工業立市,1990年代借力民營經濟(如娃哈哈、萬向集團)完成原始積累。

浙江杭州阿里巴巴園區。(香港01)

杭州有互聯網時代的「造富神話」:馬雲在湖畔花園居民樓創立阿里的故事,讓年輕人相信「PPT+膽量=估值過億」。

阿里巴巴的崛起(1999年)徹底改寫城市基因,互聯網草根創業文化深入骨髓。企業倒逼了改革:阿里巴巴等巨頭崛起後,政府被迫調整規則(如全國首個跨境電商綜試區、數據知識產權質押試點),政策本質是為既有企業「開後門」。

杭州對灰色創新(如早期互聯網金融P2P、直播打賞)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等企業做大後再補監管(典型「先污染後治理」)。

杭州從西湖時代來到了錢塘江時代:依托電商、直播、MCN等產業鏈,草根創業者靠一部手機就能開網店、做網紅(如義烏小商品賣家、抖音腰部主播),失敗成本低,階級躍遷幻覺強。

殘酷現實是:張江與杭州是兩個平行宇宙的樣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