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循環與外交戰交加 黃奇帆為何樂觀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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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討論經濟「內循環」時,中國官方反覆強調一點:內循環不是閉關鎖國,中國會持續提升開放水平。當中的考量十分現實,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受惠於全球化產業鏈,引進能源、原材料、中間商品、科技、人才與管理方式,若果走回頭路推行閉關鎖國,無異於是「斬腳趾避沙蟲」,為免「卡脖子」而無視成本效益與分工優勢。

作最壞打算不等於打定輸數

實則近幾年來講外部環境惡劣,講來講去主要都是美國在鬧「脫鉤」,其他國家或是從中漁利,或是不情不願,緊跟著華府亦步亦趨的絕無僅有,封殺華為拖了個兩三年,威逼利誘扭盡六壬才換得到日英加澳紐這5國明確跟從,歐盟的態度仍是模棱兩可留有餘地。

任正非早前在上海交通大學出席座談會。(網上圖片)

有見及此,美國以外的世界各大經濟體根本未揚言與中國「脫鉤」,甚至反對華府動搖全球經貿秩序的強勢行徑,北京又哪會有為「防患於未然」而先行閉門趕客的道理呢?

無可否認,改革開放成果蜚然,其間引入西方陣營的資本、技術與經驗是不可或缺的因素,而美國正是西方陣營的領袖。隨著中美關係每況愈下,為求作最壞打算,自行攻堅核心技術是理所當然,但在最壞的情況來臨之前,局勢還是千變萬化之時,中國於消極一面可防止西方陣營群起而攻之,積極一面高可加強促進中外合作的基本方針,於華府重壓之下突圍而出,甚至反守為攻順勢促成全球產業鏈「去美國化」,毋須早早就打定輸數低估自身外交實力。

「中國人才濟濟但仍要全球找人才」

外交戰之所以重要,實情是由於中國的科學水平還是「站在巨人肩上」,華為創辦人任正非就於去年直言:「過去的方針是砸錢,晶片光砸錢不行,要砸數學家、物理學家等。但又有多少人還在認真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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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科技應用有獨步全球之處,但在商品化賺大錢背後,科研基礎卻是仰賴於人,而一時間單靠自身追趕是遠水不能救近火,任正非就同樣很直白地表示:「光靠一個國家恐怕不行,雖然中國人才濟濟,但還是要全球尋找人才。完全依靠中國自主創新很難成功,為什麼我們不能擁抱這個世界,依靠全球創新?」

形勢雖然充滿挑戰,但個別官方專家還是持樂觀態度,例如重慶前市長黃奇帆。他於9月23日出席新基建新經濟高峰論壇時便表示:「新基建為數字時代中國的產業創新、制度創新奠定了基礎,大量新的產業形態、商業模式將不斷湧現,社會治理的效率不斷提升,數字時代的財富效應將助推中國GDP走向全球領先,並進一步推進中國引領數字革命。」

新基建能否「換道超車」成關鍵

根據其意見,中國適逢第四次工業革命,屬於新舊基建交替的關鍵時期,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跟網路(互聯網、移動互聯網、物聯網)五位一體,黃奇帆又引述數據指:「僅在航空、電力、醫療保健、鐵路、油氣這五個領域如果引入數位化支持,假設只提高1%的效率,那麼在未來15年中預計可節約近3000億美元,平均每年約200億美元。」

重慶前市長黃奇帆近日頻頻亮相,講解中國經濟「內循環」。(資料圖片)

由是觀之,「內循環」與「外交戰」雖然互為表裡,但至於外交戰的份量有多重,當中就不得不去考慮未來科技的發展性質,而最關鍵的問題是新科技與舊科技的關係:到底是如智能電話般建基自電腦與互聯網,新事物亟須脫胎自舊事物,抑或如印刷傳媒與互聯網傳媒般,兩者運行於各自的技術平台,功能類近互相競爭,新事物大有迅速取代舊事物之勢?

假如答案偏於後者,中國確實有可能較小受外交戰制肘,兼且於全新的技術平台上實現「換道超車」,黃奇帆即認為:「人類社會經歷了三次工業革命,目前正在興起第四次工業革命,也可以稱為數位革命。前兩次工業革命,中國都錯過了,第三次中國趕上了,但只是參與而已。面對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國不僅僅是要參與,也要成為引領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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