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妄議台灣之後，依舊動作不斷：先是邀請韓國總統李在明訪問自己的家鄉奈良，又派出日本外務大臣訪問菲律賓，重點將提及南海等問題。在中國宣布加強對日本軍民兩用產品出口管制後，日本財務大臣和防衛大臣也前後腳訪問美國，希望能尋求到美國的幫助。

在此背景下，中日緊張關係是否會再度升級，並加劇亞太局勢動盪？近日，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員周波接受南華早報「Open Questions」欄目長篇專訪，就台海局勢、中美競爭、中日關係走向及全球秩序演變等諸多問題進行了評價和分析。周波強調，兩岸和平統一的前提在於中國相信和平統一仍具有可能性，而「台灣當局」的挑釁言論正侵蝕這一空間。

周波認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台灣有事」上的強硬表態主要出於國內政治需要，但下一屆日本政府必然在這一問題上更加審慎。中國並不尋求勢力範圍，而是以項目合作、人道主義行動及斡旋方式發揮影響力。他強調，中國不會填補美國收縮後的全球權力真空，因為所謂「權力真空」往往是陷阱而非機遇。現由北京對話王凡非將有關問答整理翻譯如下，經授權觀察者網全文發表。

本文獲觀察者網授權轉載，作者為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員周波，整理翻譯為王凡非。此為上篇。

問：在台灣依然由傾向「台獨」的民進黨執政、同時不斷加大對美軍購的情況下，當前和平統一的可能性有多大？在您看來，哪些具體的「紅線」或「外部干預」的程度會迫使北京考慮非和平方式？

周波：我們所談的是台灣問題，是中國最重要的核心議題。它看起來非常複雜，但在我看來，出路其實很簡單：就是讓中國大陸相信和平統一依然是可能的。

隨着中國大陸變得更加強大，可能出現兩種情況：一種是實力增強會帶來對最終和平統一更大的信心，因為台灣不可能「漂走」，時間站在大陸一邊。另一種則是：在不斷受到挑釁的情況下，大陸可能會考慮動用武力。這是兩條非常不同的路徑。

那麼，中國大陸會走哪一條路？正如我最近在《時代》雜誌上所寫的，我認為這取決於「台灣當局」。目前，賴清德的言行非常挑釁。在選舉之前，他就把自己稱作「務實的台獨工作者」。現在他更是把中國大陸稱為「敵對外國勢力」，並聲稱台灣必須反對大陸的統戰工作，甚至提出了17條措施，用來恐嚇支持兩岸交流的台灣民眾的策略。

理解台灣問題，一個重要視角是站在中國大陸的立場思考。今天的中國大陸已經強大起來，怎麼可能容許本國的一部分領土永遠處於分離狀態？這種尋求國家統一的願望是再自然不過的。唯一的問題在於：統一是以和平方式實現，還是通過戰爭實現。我們當然希望朝着最好結果發展，但這並不完全由我們決定。

問：中國在考慮動用非和平手段時，是否存在具體的紅線？

周波：我認為中國和美國都有各自的戰略模糊的做法，不只是美國在搞「模糊」，中國同樣沒有設定明確的最後期限，但二者的差別在於這種模糊的本質不同。在我看來，美國的戰略模糊更像是一塊掩飾實力下滑的遮羞布；而中國的戰略模糊則是與自身綜合實力上升而伴生的。這就是區別所在。

問：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採取強硬立場並進一步靠攏美國的背景下，您是否認為日本正在成為對中國和地區穩定不斷上升的戰略威脅，成為您此前所說的美國的「戰略棋子」？還是說，這反而是一個檢驗日本外交靈活性的機會？

周波：高市早苗的表態明顯出於國內政治考量。她曾聲稱，一旦發生涉及中國軍艦和其他武裝行動的「台灣有事」，就「可能構成日本存亡危機事態」。

我認為，即便她最終拒絕正式道歉，今後的日本領導人在行動上一定會更加謹慎。事實上，在高市早苗上台之前，日本和澳大利亞都曾拒絕回答美國國防部長皮特·赫格塞斯提出的一個問題：一旦發生衝突，他們是否會與美國並肩作戰。這些國家刻意迴避假設性問題，把最終決定權留給當時的政府。而他們這麼做很有道理：如果美國自身的戰略都是模糊的，盟友又何必採取「戰略清晰」的態度？

但如果台海爆發衝突，日本是否會加入美國，這裏存在一個現實問題。從法律上講，日本必須為美國提供後勤支持，比如允許美軍使用日本基地。但日本是否會真正與美國「肩並肩」作戰，則是一個巨大的問號。

蘭德公司曾經就這個問題發表過一份報告，結論是：沒有人知道。是否參戰只會在最後一刻，由日本領導人根據當時的形勢和考量做出決定。

問：中國是否像日本看待中國那樣，把日本視為日益上升的戰略威脅？

周波：日本是這樣看待中國的。在經濟上，日本的增長並不快，但在防務開支上卻大幅增加。我認為中日直接衝突的可能性不高，真正的關鍵問題仍然是台灣。

問：如果美國表現出對「中美G2式戰略穩定」的某種開放態度，您會如何建議中國決策者加以利用？接受或拒絕這種由美國設定的框架，各自存在哪些風險？

周波：所謂「G2」是美國前總統奧巴馬提出的概念，當時向中方提出過，但被中方婉拒。我認為，在當今世界，中國和美國無疑是最具影響力的兩大力量，這一點是事實。但世界正在走向多極化，這是慕尼黑安全會議得出的結論。顯然，世界格局已經超越了兩極結構，就連美國國務卿馬可·魯比奧都在談論，單極格局本身並不正常。

問：您的意思是，中國不應接受這一「G2」框架？

周波：我們當然不應該接受。首先，「G2」本身並不符合事實。其次，這會讓中國與其他國家，甚至與朋友產生疏離感。因為如果中國接受這一框架，就會對世界正在走向多極化的現實視而不見，也會對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以及其他國家的重要性形成偏頗的看法。是的，中國是一個重要「極」，但中國只是把自己稱為「全球南方」的自然一員。

問：真正意義上的中美雙邊緩和是否可能？還是說，衝突與談判周期性交替才是新的常態？

周波：一提到「緩和」，人們自然會聯想到當年美蘇之間的緩和時期。首先要問的是：中美之間的緊張關係，是否已經到了那種非坐下來談不可、必須以「緩和」來定義雙邊關係的地步？在冷戰時期，美蘇關係是以「恐怖平衡」為基礎的，這種平衡體現在雙方幾乎相當的核彈頭數量上。

這樣的背景在今天顯然不存在，至少在核力量對等方面不存在。美國擁有超過5000枚核彈頭，而根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或美國五角大樓的數據，截至去年年底，中國大約只有600枚。

但如果只是談相對和平或緩和緊張關係，這種情況是可能階段性出現的。當前的中美關係與冷戰時期完全不同，當時是兩個幾乎沒有經濟往來的敵對陣營。今天，由於我們彼此之間經濟聯繫極為緊密，出於現實需要，中美在一些領域出現局部緩和是完全可能的。

這呈現出另一幅圖景：未來我們可能會不時看到緊張局勢的緩和，就像最近所見的那樣，一些美國提出的加征關稅等威脅未必能夠真正落實，因此美國不得不在某些方面降低調門。這種緩和本身可以視為一種「小緩和」。也許在未來的波動和競爭中，我們會不時經歷這樣的「小緩和」。

問：您一直反對把當前的中美競爭稱為「新冷戰」，並強調中國的克制。但在科技「脫鈎」加劇、美國在亞洲擴展軍事合作的背景下，中國的克制是否有被誤讀為軟弱的風險？

周波：我之所以拒絕「新冷戰」的說法，是因為冷戰這種概念往往只有在事後回顧時才能成立。在冷戰期間，人們每天都在為可能爆發的熱戰做準備。直到蘇聯解體之後，人們才鬆了一口氣，回過頭來說：「好，我們剛剛經歷的就是冷戰。」

但即便是算命先生也預測不了未來。當我們展望中美關係時，連未來會不會爆發熱戰都還說不清楚，又怎麼能武斷地稱現在是「新冷戰」呢？和平是需要爭取的。

問：至於中國的克制，又該如何理解？

周波：從外界看，中國可能沒有從前那樣「克制」，但中國不會無端挑釁。長期以來，在界定這段關係時，中國一直強調「合作」，而美國則堅持把它定義為「競爭」。這段關係本質上是競爭與合作的混合關係，唯一的問題在於比例。對美國而言，我可以肯定他們認為競爭將壓倒合作；而對中國來說，我們則希望在競爭中能夠有更多合作的空間。

在可預見的未來，合作未必會壓倒競爭，但合作的分量有可能上升。即便是美國總統當勞·特朗普，現在也在烏克蘭、紅海以及許多其他議題上向中國尋求幫助。在他第一任期時，你幾乎看不到他在什麼領域尋求與中國合作，唯一算得上的可能就是氣候變化——因為在這個問題上，如果我們不合作，大家都活不下去。而現在，你可以看到美國在很多領域向中國尋求合作。

問：在您最近的著作《世界應當害怕中國嗎？》中，您區分了「影響力」和「勢力範圍」。在美國重申傳統同盟架構，而中國則自我定位為「穩定器」而非挑戰者的背景下，中國在缺乏正式同盟網絡的情況下，如何在全球範圍內發揮影響力？

周波：大多數人會混淆這兩個概念，仿佛它們是一回事。其實並不是。我的基本觀點是：即便中國真想建立「勢力範圍」，在現實中也很難實現。

理論上，最容易建立「勢力範圍」的地方當然是周邊地區。但看看東北亞：日本當然不會聽中國的話，朝鮮在無核化等問題上其實也不會真正聽從中國。很多經常被描述為「中國後院」的東南亞國家本身就是南海聲索國，還有好幾個是美國盟友。你又怎麼能理所當然地把那裏視為自己的後院、自己的勢力範圍呢？

在南亞，中國與印度的關係並不順暢。也許在中亞，中國面臨的問題相對最少，因為這些國家在經濟上越來越依賴中國，但那裏又是傳統意義上的俄羅斯勢力範圍。正因如此，中國在該地區一直非常謹慎，像反恐這樣的議題主要通過上海合作組織來處理。所以，即便中國想要「勢力範圍」，實際上也沒有真正的勢力範圍——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中國其實也沒有這個必要，因為中國的影響力已經是全球性的。如果你沒有當「世界警察」的野心，就不需要劃分勢力範圍；而一旦你想要扮演「世界警察」，就必須有勢力範圍，就需要建立同盟體系和盟友網絡，而盟友並不好對付，他們就像貓一樣，很難「驅趕」和管理。

我可以舉個例子。到目前為止，解放軍在海外的行動基本集中在三個領域：反海盜、災害救援和維和行動。歸納起來，這些都屬於「非戰爭軍事行動」，其本質是人道主義行動。這並非偶然，而是一種政策選擇。我們希望通過開展人道主義行動去幫助其他國家，讓他們感到自己得到了支持。而這種人道主義行動通常不會引發爭議。

你是以幫助者的身份前往，就像《聖經》中所說的「好撒馬利亞人」，沒有人會反對。但如果你動輒派兵，以各種藉口進行殺戮，誰會記得這些血腥行為背後的藉口呢？有時我會思考一個問題：美國也許是世界上聰明人最多的國家之一，但他們怎麼會從越戰到伊拉克戰爭再到阿富汗戰爭，一次又一次犯下如此嚴重的錯誤？連他們自己都在反思和批評這些戰爭。

問：那麼，中國又應當如何在全球發揮影響力？

周波：方式有很多。一種方式是不刻意「推銷」自己的影響力。以「一帶一路」倡議為例，中國當初提出這一倡議，並不是為了刻意製造影響力，而是從互利共贏出發，主要聚焦經濟合作項目。但即便只是聚焦經濟項目，也可以產生非常可觀的政治影響力。

另一種方式是在動盪地區進行斡旋與調解。在中東，中國曾成功促成沙特和伊朗恢復關係，哪怕時間不長，這也是一種受到歡迎的影響力。在烏克蘭問題上，中國提出了「十二點和平倡議」，又與巴西共同提出政治解決方案。儘管俄羅斯對這些主張表示歡迎，但烏克蘭興趣不大。這並不令人意外，畢竟在這樣一場消耗戰中，各方都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但是到目前為止哪一份和平方案真正奏效了呢？幾乎沒有。

但沒有一場戰爭會永遠持續下去。總會有某個時刻，中國有可能在停火或停戰中發揮更大作用，或者與其他大國一起提供安全保障，乃至在衝突各方同意的情況下牽頭派遣維和部隊。

問：中國是否已經準備好在聯合國安理會等全球治理機構的改革中發揮主導作用？

周波：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因為在這個問題上可以看到同一枚硬幣的兩面。一方面，中國把自己定義為發展中國家，如果按人均財富來算，這無疑是事實。

但另一方面，許多國家又把中國視為一個「超級大國」，或者「全球南方」的領導者，儘管中國自己只稱自己是「全球南方的自然一員」。看看中國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議，很少有其他國家能提出如此系統的全球性倡議，它們反映的是中國的世界觀，這些倡議的規模和影響都非常大。

所以，我認為即便中國不願自稱「領導者」，很多國家已經事實性地把中國當作一種領導力量看待了。這就是中國目前在世界上的位置。

問：但中國是否正在為這種角色做準備呢？

周波：如果你指的是中國想成為另一個「世界警察」，那肯定不是中國的目標。中國為什麼要去做這種事呢？

中國與美國最大的不同在於，中國不是一個宗教國家，也不是一個帶有強烈「傳教」衝動的國家。中國傳統文化強調從個體修身做起，先教育自己、完善自己，然後走向社會、成就事業並造福他人，也就是所謂齊家修身治國平天下。這種思維方式與西方的宗教文化有着根本差異。

但即便如此，你會看到，在聯合國框架下，中國的會費負擔在不斷上升。中國在聯合國常規預算中的出資額與美國的差距已經不大，只有大約兩個百分點。有時我也會想，如果有一天中國的GDP超過了美國，會不會出現一種情況：在美國對聯合國興趣減弱的情況下，其他國家也許會希望一個更強大的中國在其中發揮更大作用，是否會出現這樣一個時刻：其他國家普遍更願意由中國發揮更大牽頭作用？

展望未來，從中國視角看，一個真正的多極世界應當是什麼樣子？解放軍在實現這一願景中應發揮怎樣的作用？一個多極世界未必會顯得井然有序，因為多極化意味着全球治理難度的增加。如果是單極格局，管理起來相對最容易；兩極格局也比多極世界要容易管理。

我參加過很多多邊會議，深知讓二十多個國家在某件事情上達成共識有多困難。比如在東盟地區論壇上，讓27個成員國都同意一件事非常不容易。在多極世界中，國際合作的唯一出路就是像中國政府提出的那樣，「大家商量着辦」，通過協商與共同行動來應對問題，這是唯一可行的道路。

對於解放軍，我已經解釋過其海外行動的主要內容：基本都是人道主義任務。當然，我也希望在未來，更加強大的解放軍仍然如此。

但中國的特殊之處在於，即便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大國，卻仍然是一個尚未完全統一的國家，而世界上所有軍隊都強調維護主權和領土完整。因此，解放軍角色的獨特之處在於：解放軍還肩負着推進國家統一的職責。與此同時，中國又是一個大國，必須承擔相應的國際責任，並保護自身不斷擴大的海外利益。

所以在我看來，解放軍有三大責任：推動國家統一、維護中國海外利益，以及承擔中國作為大國的國際責任。這三者是合而為一的。

1974年，鄧小平在聯合國大會上曾說過：「如果有一天中國改變了顏色，變成一個超級大國，如果它也在世界上稱王稱霸，到處進行欺負人、侵略人、剝削人，那時世界人民就應當把它看成社會帝國主義，把它揭露出來，打倒它，同中國人民一道來推翻它。」

我認為，當中國領導人說中國即便發展起來也永遠不稱霸時，這句話是出自真心的。這既根源於中國的文化傳統，也來自這樣一個事實：過去四十多年來，中國的崛起的確是和平的。它是否絕對「前無古人」可以討論，但至少在歷史上是極其罕見的。

問：在當今這種「混合型大國競爭」的背景下，中國在塑造人工智能治理、太空安全等新興領域的規則方面，應該承擔哪些責任？

周波：冷戰時期，人們談論「戰略穩定」，基本上指的是兩個超級大國的核彈頭數量大致相當。但在今天，中美之間並不存在核彈頭數量上的平衡或對等。然而在人工智能領域，中美的發展水平幾乎相當。這就是我的觀點：在未來戰場上，只有中美兩國具備主導地位的潛力，因為我們是最善於運用人工智能的兩個國家，日本或歐洲在軍事AI方面的發展遠遠落後於中美。

這就是為什麼我在文章中寫道，在未來的國際軍火市場上，真正有能力出售先進武器的，恐怕只有美國和中國兩個國家。美國的武器價格昂貴，但經過了實戰檢驗，盟友出於政治關係考量也「必須」購買；而中國的武器系統從印巴空戰中就可以看出，它們同樣出色但更加經濟實惠。未來中國可能出售將不再只是幾件作戰平台，而是一整套系統。

我很高興你提到了太空安全，因為我們生活在地球上，很少有人每天都會抬頭仰望天空。但事實上，太空正變得愈發擁擠、競爭激烈，同時也充滿商業機會。中國在太空探索方面發展得非常快。想像一下，你坐在這裏，就能遠程操控一台在月球背面工作的探測器。這正是中國已經做到的事情，目前還沒有其他國家做到這一點。

外層空間蘊含着巨大的商業機會，但也可能變成新一輪軍備競賽的領域。這就是我提出「太空相互確保脆弱」（mutually assured vulnerability in space）這個概念的原因。

冷戰時期，人們談的是「相互確保毀滅」這個概念；而在外層空間，實際上是「相互確保脆弱」，因為大家共享同樣的軌道。美國、中國、俄羅斯和印度都已經證明自己具備摧毀衛星的能力，但這種攻擊會產生大量碎片，這些碎片會威脅到同軌道上的所有衛星，而太空碎片數量的多少取決於被擊毀衛星的大小。這就是我說「相互脆弱」的原因：所有國家在太空中都是脆弱的。

當然，我也不知道有一天我們是否會面臨外層空間爆發戰爭的可怕局面。這並非空想，否則美國為什麼要試圖打造所謂「金色穹頂」（導彈防禦系統）呢？

但如果你建起「穹頂」，其他國家自然會想辦法突破它。依我之見，一旦爆發太空戰爭，它要麼是核戰爭的一部分，要麼就是核戰爭的序幕。

因為如果你下決心攻擊對手的衛星，意味着你已經「深吸一口氣」，這絕不會是小規模衝突，而是總體戰爭甚至先發制人的打擊。我真心希望這種情況永遠不會發生，這也正是中俄聯合提出「不在外層空間部署武器」倡議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