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九｜被「忽略」的「新時代」範式的理論鋪墊與準備
以下文章獲微信公眾號「tuzhuxi」授權轉載：
這是本系列第九篇，前面的文章覆蓋了：
——「第一個三十年」（1949-1978），即建國後的「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和推進社會主義建設」時期；
——「第二個三十年」（1978~2012），即「進行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時期。
本文討論新時代（2012~至今），如按「建國一百年」來劃分的話，粗略相當於這一個世紀（1949~2049）裏的「第三個三十年」（請注意，這也不是一個官方使用過或認可的表述，純粹是為了便利）。
本系列文章也不代表官方觀點，同時也不是按照官方的話語體系寫就，純粹只是本人的解讀。筆者之前寫到如何講中國故事的問題時曾特別提到，具體應如何用多元化的話語和方式，針對不同的受眾去講述中國模式、中國故事。
本系列文章即可以被看作這樣的一種嘗試，它要達到兩個目的，一是要用一套有別於官方的，更加直白的措辭和表達習慣，去解釋新時代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思路和範式。很多人可能不了解、不熟悉中國政治語言體系（甚至包括體制內人士），花很多時間讀各種文件、文章、講話，但似乎總覺得還是讀不透，吃不準。其二是「弦外之音」：每個政策背後都會有一些其他的考慮的，這些考慮不一定會落在文字，也可能也不適合落在文字。但他們並不深奧，也不需避諱，只不過需要換個人、換個角度去講。
所以，讓我們嘗試撥開厚重話語，去看一些比較重要的點。
理論確立前的「準備期」與「發展期」
前面講到，新時代之前，有一個理論的「準備期」，即「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學發展觀」（《漫談（八）——「新時代」之前最後的理論與思想準備》）。特別在「科學發展觀」這段時期，提出來許多的重大問題，但還不夠系統，也沒有全面的解決方案與思路，還構不成一個新的「範式」（paradigm）。
然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前五年（即2012~2017年十八屆黨代會這幾年）也是一個準備期。這段時期，陸續提出了不少概念，並成為後面的組成部分。但它們在剛剛提出來的時候，大部分人是覺察不到其重要性的，認為是不是就是提了一些新的說法。
這些概念逐漸積累，就是思想和理論的逐漸成型，「量變」發展到「質變」。尤其在初期，人們還看不到後面會發生範式的轉變與迭代。
以下介紹幾個重要概念的陸續提出。恐怕是不完整、不繫統的，筆者只舉了一些自己有印象的例子，但足以幫助大家看到脈絡。
1.2013年11月——「全面深化改革」。召開了十八屆三中全會，提的是全面深化改革（《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十八屆三中全會提了不少改革的動議，有一些在當時受到很大的關注——譬如推進股票發行注冊制改革，當時認為是革命性的。此外，還有設立國安委員會、提出生態文明制度等舉措，但沒有提出一個「新範式」，更多的是過去的一個延展、發展，提出了一些新的具體任務（它要求在2020年完成所提出的改革任務）。筆者記得，當時的氛圍是，人們認為這是「改革再出發」，其動能甚至可比十一屆三中全會，但它沒有改變範式，卻是「第二個三十年」範式的加強版和加速版。
2.2014年5月——「新常態」。新常態（「the New Normal」）在這個時候進入了人們的視界及話語體系。樸素理解，「新常態」就是中國的經濟增速不可能再向原來那樣每年都以雙位數或者7~9%的高速增長了，要逐漸下滑，且長期如此。先有一個認識和理解新常態的過程，然後分析就更加具體了，例如提出「速度變化、結構優化、動力轉化」三大特點，提出了「三期疊加」（增長速度進入換擋期、結構調整面臨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總之，人們要看到，中國人口紅利消失了，依賴財政刺激，過度利用生態資源方法發展經濟，是不可長期持續的。這種發展還製造了一系列問題（除了各種透支資源外，還會導致社會貧富差距加大，甚至危及政治與社會穩定）。對一些傳統產業（譬如房地產）依賴帶來的弊端也顯現出來。新常態，需要新的發展方式。
3.2015年10月——「新發展理念」，新發展理念是應對新發展時期的手段，在擬定十三五規劃之前就被提出來了，且很快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理念。這五大理念的包容性、延展性非常廣，新時代的政治經濟模式裏的很多政策都可以用這幾個詞去詮釋。譬如人們特別特別關心的「共同富裕」主題，就屬於「共享」的範疇。新發展理念在十九大時寫入黨章，次年全國人大時寫入憲法。提出來時人們大概沒有感覺，但現在已經耳熟能詳了：「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
4.2015年10月——「以人民為中心」。對人民的關注是中國黨的內核價值。為人民服務。黨員佩戴的胸章，上書「為人民服務」。
那麼為何要重新提「以人民為中心」呢？其實就是回到「初心」，把「人民」這個政治基本盤重新明確的提到最高位置，成為一切的指導。確實，第二個三十年裏，側重追求的是快速發展經濟、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時，先把整體蛋糕做大。現在就要「重拾」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初心了。2015年10月五中全會的原文：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共同富裕方向，始終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維護人民根本利益，激發全體人民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促進社會公平，增進民生福祉，不斷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這裏，解決了發展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的問題。這是在2015年。相信大多數人在當時是看不到這個提法的歷史重要性的。
「以人民為中心」，也是延續黨一脈相承的傳統的：
——「為人民服務」
——「三個有利於」：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5.2016年1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認識和把握新發展階段可以。新發展理念的原則也很好。具體怎麼弄？這涉及到調整經濟發展根本模式的核心問題，是最好的政治領袖集結最好的經濟學家及最好的經濟領域技術官僚一起想出來的技術解決方案。在2016年1月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裏，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這個提法非常的技術，而且有些過於晦澀，一般大眾根本看不明白。而於搞經濟工作的人來說，還有一個干擾就是與西方的「供給側經濟學」（supply-side economics）及「供給學派」的說法非常相似，反而導致理解起來有點困難。
西方的「供給側經濟學」其實就是筆者所說的「右翼經濟政策」。為何叫供給側經濟學？因為它反對的是凱恩斯的「需求側經濟學」（demand-side economics），需求側經濟學主張通過政府主導的財政刺激來推動對社會對產品與服務的需求，並以此推動經濟增長。它與左翼政治是高度契合的：政府可以通過財政開支擴大就業，解決更加廣泛的社會問題。供給側經濟學則反過來，專注於降低稅收、去除監管、推動自由貿易，認為這些才是刺激經濟更好的手段。誰是供給側經濟學的支持者呢？從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者」裏根，到今天的特朗普（Donald Trump）。
中國所說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了「便宜行事」，不妨理解為針對「生產端」的改革。早期的表述就清楚的：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從生產領域加強優質供給，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使供給體系更好適應需求結構變化。」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在2021年11月24日《必須實現高質量發展》一文裏提到：
「——我國經濟運行面臨的主要矛盾在供給側，實現高質量發展關鍵在於提升供給體系的水平和質量，更好適應、引領和創造新需求。壯大實體經濟，加快建設製造強國。
所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本質是針對生產端的改革：那些代表舊經濟、舊發展理念、內卷不適應新時期、脫離市場真實需求、缺乏並無助於提升國際競爭力的、造成資源浪費（尤其是生態環境污染，而且還內卷）、增加整個國家/社會/經濟的風險、妨礙國家進行產業結構升級迭代的產業就別搞了，要「改革」掉。
我們再具體去看一些行業，就清楚了。
譬如房地產。國民經濟過於依賴房地產。這個產業如此壯大，是多方面的形成，包括地方土地財政帶來的激勵，以及中國人置業及進行金融投資（及投機）的想法。這個行業會「擠出」其他行業，導致我們整個國家的經濟結構/生產端/供給側結構失衡。而且它與金融高度綁定，具有很強的投資、投機屬性，可能帶來系統性風險；它對我們解決新發展階段的發展問題並沒有幫助。它不能幫助我們提升國際競爭力、實現真正的強國之路。它甚至可能「劫持」整個供給側（經濟的GDP、地方財政、產業與就業很大一部分來自房地產），因此必須加以改革。
譬如金融。金融也必須貫徹「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劉鶴的文章裏提到：
「——要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強治理結構改革，提高金融體系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和水平，促進實體經濟與金融協調發展，實現「科技—產業—金融」的高水平循環。資本市場在金融運行中具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作用，要堅持「建制度、不干預、零容忍」的方針，打造規範、透明、開放、有活力、有韌性的資本市場，使之成為推動科技創新和實體經濟轉型升級的樞紐。」
這就是——金融要回歸到服務實體經濟的本源。當金融資源導向實體經濟（科技、製造、服務）而非房地產時，它就在發揮（本來應有的、本源的）積極作用了。要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大框架下理解金融行業。金融工作的任務就是助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扶持實體經濟、防範金融風險）。
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西方的供給側經濟學有沒有相通的地方呢？有的——要對那些可能影響生產端的政府政策進行限制——譬如「GDP主義」；譬如刺激短期就業、提升稅收、滿足政績。這些政府行為可能扭曲供需關系，會使得一些需要逐漸退出的行業繼續發展，甚至得以壯大，從而進一步扭曲、惡化中國的經濟結構。按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時就需要進行引導，「不讓」它們成為干擾供需結構的因素。
對於房地產而言，中央在2016年末就提出了「房住不炒」，是看到了房地產對於經濟的影響；到了2019年7月末的政治局會議，更加明確提出，未來「不將房地產作為短期刺激經濟的手段」。房地產是一個典型行業：它即涉及國家經濟結構的轉型與健康發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又涉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及新發展理念（「共享」）。對於這樣一個對國民經濟與民生有重大影響的行業，中央也是經過數年，才把各方面的考量統合在一起，形成清晰的一攬子政策（並且實質上已經上升為國策）。
其他一些產能過剩，且有嚴重環境污染的傳統行業就更容易理解了，例如煤炭、鋼鐵、水泥等。這裏就不一一贅述了。
6、2017年11月——十九大及「主要矛盾」的改變。
在「第二個三十年」的大部分時間，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是在1981年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提出來的。
直至2017年的十九大。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這是一個經歷了將近四載才發生的重大的改變！
如何解決這個矛盾？就需要新發展理念、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高質量發展。
劉鶴《必須實現高質量發展》一文：
「——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不平衡不充分本質上是發展質量不高。在經濟體系中，我們有些領域已經接近現代化了，有些還是半現代化的，有些則是很低效和過時的。現階段，我國生產函數正在發生變化，經濟發展的要素條件、組合方式、配置效率發生改變，面臨的硬約束明顯增多，資源環境的約束越來越接近上限，碳達峰碳中和成為我國中長期發展的重要框架，高質量發展和科技創新成為多重約束下求最優解的過程。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階段，我們主要解決的是量的問題；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階段，必須解決好質的問題，在質的大幅提升中實現量的持續增長。
這就把「新常態」、新發展理念、以人為中心、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一系列理念結合起來了。是集大成。放在一起，大家就可以理解了。
以上並非窮列，但讀者可以看出：
一、一個理論/思想/模式/範式的形成，是有過程的。這個發展脈絡是有邏輯的，也是可以通過各種公開信息充分還原的。
二、理論/思想/模式/範式形成的最初，只是一些並不繫統、並不完整的想法，逐漸匯聚在一起，形成了理論。在這些概念、提法、想法提出的初期，是鮮有人關注的（包括體制內），鮮有人對它有感知，鮮有人能看到它們的歷史作用。但待它完成了量變到質變，匯聚成為思想、範式，就會成為指導國家發展的根本理念與範式，是所有人都必須要關注的。
但一切也有非常強的邏輯，都符合中國經濟社會的現實訴求，並且更重要的——都特別容易理解——不僅僅符合黨的政治傳統與體系，也符合我們每個人的道德直覺（moral intuition），還可以用我們的經濟學、社會學、政治訓練加以詮釋與理解。
如果之前沒有關注，那一點也不晚，就從今天開始學習吧！
下一篇，將介紹筆者心目中的，新時代的經濟發展模式的一些典型特徵。
作者：兔主席（微信公眾號：tuzhuxi）原文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