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問中國防疫 不要簡單討論政治壓倒科學

撰文:泉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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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兩年多一直作為中國防疫典範和標杆城市的經濟重鎮上海,時下正處於輿論的風暴眼。

雖然上海在3月27日前一直對外表示不會採取封城舉措,強調不會一刀切,會精準防疫,用上海市疫情防控領導小組專家組成員吳凡在記者會上的話說,「如果這個城市停下來,東海上就會多出很多漂在海上的國際貨輪,就會影響整個國家的經濟和全球的經濟」可隨着疫情態勢趨於嚴峻,上海亦不得不從27日開始收緊防疫舉措,宣佈展開新一輪「切塊式、網格化核酸篩查」的半封城措施,浦東區先從3月28日起封控四天,浦西區接着從4月1日起封控四天。

為何上海會突然急轉彎?從言之鑿鑿的不封城到半封城,期間到底發生了什麼?

一個直接的解釋自然是上海疫情態勢本身。數據顯示,上海每日新增無症狀感染者3月24日破千後,幾乎每天上升一個千位數,3月30日首次出現小幅下降,從前一天的5,656降至5,298,31日降至4,144。與此同時,確診者病例持續高走,29日從前一天的96例倍增至326例,30日增至355例,31日進一步增至358例。

這樣的病例增長態勢,與日增動輒幾萬例的其他國家相比,自然不足為懼,但放在中國,卻是官方不得不嚴陣以待的局面。

還有一種輿論認為,上海之所以「急轉彎」,是「講政治」壓倒了「講科學」,這也是中國今天整體防疫面臨的問題。27日前,上海被認為是「講科學」的,所以才會反覆強調不封城,不一刀切,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才會說,「上海這次戰役,希望在儘量無疏漏篩查的同時能夠最小化影響生活,肯定是非常不容易,也難免會不順利,但也正顯示了上海絕不肯走抗疫回頭路的決心。」可從開始突出「講政治」,便迅速半封城,要求市民足不出户。

「講政治」壓倒「講科學」的分界線,被認為是3月30日上海市委書記李強主持召開的全市領導幹部大會。在這次會議上,李強明確表示,「要堅定堅決實施好這一輪面上核酸篩查工作,採取全域靜態管理、全員核酸篩查、全面流調排查、全民清潔消殺等綜合防控措施,分批實施、無縫銜接,真正把風險人群管住,儘早實現社會面清零。」並表示要「強化責任擔當」,「堅決打贏這場疫情防控的大仗硬仗。」

3月30日上海市委書記李強主持召開的全市領導幹部大會。圖為李強參加2018年兩會代表團審議會議。(視覺中國)

緊隨大會之後,上海市委市政府致信全體市民,坦言「面對傳播速度、隱匿性、穿透力遠超以往的奧密克戎變異株,有必要以最快速度摸清底數、排除風險點、切斷傳播鏈。」同一天,隨着越來越多對上海防疫措施的批評與不滿湧來,上海市委副秘書長、市政府秘書長馬春雷表示,「面對傳染性、隱匿性極強的奧密克戎變異毒株,我們的認識不足,措施落實不到位,接受大家批評並改進。」

如果將上海防疫急轉彎歸因於「講政治」壓倒「講科學」,那麼也可進一步延伸並解釋中國當前整體的防疫措施,因為在不少人看來,中國今天之所以堅持「動態清零」,服務於政治大局的考量,已經遠大於科學理性的分析,因為說到底,「與病毒共存」才是必須面對的現實。

情況果真如此嗎?要知道,「講政治」與「講科學」,從來就不是一道選擇題,就像「動態清零」和「與病毒共存」一樣,也從來不是對立的選擇題一樣。中國今天面臨的最大問題,不是「講政治」還是「講科學」,也不是「講政治」是否壓倒了「講科學」,而是如何更好地良性互動,既避免「講政治」帶來的過度意識形態和上綱上線,也能更好地用「講科學」的語言來與民眾溝通,紓解不必要的恐懼與恐慌。

曾兩度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講師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原所長房寧在接受多維新聞專訪時表示,「應對一個公共衛生事件,應對一場社會危機,或者從危機管理的角度看這類問題,總是有兩個維度,而且兩個維度之間是有張力的。一個就是所謂的政治考慮,就是人們常說的講政治、講大局,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屬於公共事務,處置公共事務的最高標準就是安全、穩定。這個責任是由政府來承擔的,所以不能把權力與責任完全交給專家,而政府不能干預,這是不可能的,不能說政府幹預就是錯的。但是,為什麼現在有爭論呢?這就涉及另一個問題,政府處置的根據、依據是什麼?政府的日常管理有規則和經驗作為支撐,可以按部就班地行事。但病毒和疫情是未知的突發事件,這就導致一種張力的產生,即面對未知突發事件,政府是根據以往的規則和經驗來決定,還是要聽取專業的意見?怎麼處理好政治與專業之間的關係?在中國『講政治』,說到底不就是為了人民健康、社會安定嗎?這和所謂『專業』本質上是一致的。但問題是如果專業意見與政府意見不一致,怎麼辦?這次就遇到了這個問題。如果在判斷不清的情況下采取斷然措施,可能就是一個烏龍球,會給社會造成無妄之災。政府的顧慮就在這裏。」

中國新一波疫情遭遇嚴峻挑戰,上海疫情尤為引人關注。(AP)

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秦前紅在談到政治與專業主義之間的張力時表示,「既然是張力,一方面表明它有一種緊張關係,另一方面這種張力也可能是某種意義上的合理性存在,所以難以說消除。尤其在中國現行政治秩序下,共產黨作為一個領導黨是要長期存在的,中國人很少會去懷疑這一點,你可以不加入共產黨或者對共產黨有些批評,但絕大多數人不大能夠接受中國可以不要共產黨。共產黨為了保持政策的引領和執行的順暢,為了政治秩序的穩固,自然會對政治上的一致關係或者說政治忠誠有某種要求。但這並不等於只講政治,或者說不能理解為要壓倒專業。

事實上,中國共產黨講政治也是講又紅又專的結合,你不能不懂專業,不懂專業的講政治是偽政治。
對這個黨、這個國家和民眾負責,一定是指政治上忠誠,專業上過硬,否則讓你防控疫情,你防不了,讓你做個手術,你做不好,不知道怎麼打針,這樣的政治忠誠又有什麼用?一個老師,你講忠誠,你不會教課,你不會去立德樹人,這種忠誠也是一種偽忠誠,所以說在中國現行政治秩序下,一定得是政治和專業主義的良性互動,才是最適當的。」

「這次疫情是對我國治理體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們一定要總結經驗、吸取教訓。」在疫情爆發初期,習近平如是表示。這樣的大考,不只體現在疫情早期,更體現在兩年多後的今天,而且隨着人們對病毒的認識越來越深入,對恢復經濟民生的訴求越來越迫切,對精準防疫的要求和期待越來越高,勢必需要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更加現代化。而政治與專業主義的良性互動,亦是現代化中的關鍵一環,挑戰絲毫不遜色於抗疫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