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icron打破「中國夢」?從《紐約時報》署名文章談起

撰文:泉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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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3日,《紐約時報》刊發了一篇題為《奧密克戎打破「中國夢」》的署名文章,該文作者在中國出生和長大,15年前離開中國,在美國讀了研究生,嫁給了一個美國人,在美國待了八年後,她返回中國並定居上海。上海疫情期間,她如許多在上海的人一樣,經歷了為期兩個月的封控。

為了佐證「Omicron打破中國夢」的論斷,該文給出了Omicron前後的明顯不同:在Omicron襲擾中國前,「世界大部分地區都在與大流行作鬥爭的時候,中國通過強勢的應對措施基本確保了其龐大人口的安全。政府明確表示,這象徵着中國的實力和制度的優越性。」「生活水平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中國的全球影響力正在迅速增長。過去幾十年的混亂和落後使中國人民對西方產生了自卑感。在這個新世紀,情況發生了變化。在習近平主席的領導下,我們現在正在追求中國夢,我的大多數學生都選擇了回國。機會之地已經東移。」

但隨着更強傳染性的Omicron襲來,這一神話被打破,「在上海混亂的封鎖期間,我們被關在公寓裏,不停做拭子取樣,隨時可能被穿着令人畏懼的白色防護服的防疫工作人員和警察帶到可怕的隔離設施中。我們從沒有封鎖一下子進入了自疫情早期以來世界上最嚴格和最長的封鎖之一。在應對背棄的承諾和創傷的過程中,有一件事似乎很清楚:在中國,有些東西已經失去。人們不僅失去了工作、收入或時間,也失去了為避免再次被封鎖而離開的朋友,而且失去了我們對中國本身的共同信念。」

雖然上海已經解封,但人們心理和精神上卻遠未回到封控前的狀態。(李澤彤攝)

作為上海疫情的親歷者,該文作者的失望、憤懣以及對中國信念的破滅,並不難理解。畢竟上海封控期間發生的種種,比如物資供應不到位,以至於到21世紀的今天還有人餓肚子,再如「一人陽性、全樓隔離」的簡單粗暴做法,還有引發輿論巨大爭議的「入户消殺」,諸如此類的問題,都足以讓每一個親歷了這一切的人陷入巨大的掙扎與矛盾中,或者如該文作者一樣,從對「中國夢」的追逐轉向信念大廈的轟然倒塌。

在因疫情防控帶來的無力感和幻滅感之外,最近發生的兩起引發輿論巨大爭議的事件,似乎又在以另一種方式夯實着人們因疫情改變的認知,同時也產生了更大範圍的懷疑,因為兩起事件挑戰和打破的,既有人們的安全感,也有政府的公信力。

第一起事件就是引發全網震怒的唐山惡性暴力事件。該事件所以能迅速引發全民關注,一方面是其惡劣程度嚴重突破了社會公序良俗和道德底線,挑戰了公眾的安全感,更是對法律的赤裸裸藐視,另一方面在於監控視頻記錄了全過程:在視頻畫面中,打人者陳某志公然性騷擾一名女子,遭到拒絕後發生衝突並對其毆打。隨後,數名男子毆打了女孩的同伴,女孩被拖拽至店門口毆打,施暴者手段兇狠,肆無忌憚,令人膽戰心驚。

唐山燒烤店惡性暴力事件惹全網關注,嚴重挑戰了公眾的安全感。(微博影片截圖)

這一夥明顯帶有黑社會性質的團伙,為什麼敢這樣肆無忌憚?又為何成為了掃黑除惡運動中的漏網之魚?背後是不是有保護傘?如果沒有視頻流出,當地還會這樣迅速辦案嗎?一個月三次上熱搜的唐山,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出了什麼問題?這是事件發生後,人們的普遍疑惑。在輿情的倒逼下,唐山展開了新一輪的「雷霆風暴」專項行動,但眼見越來越多人站出來實名舉報,唐山公安局門口大排長龍反映問題,人們不免追問:小概率的掃黑之外,普遍性的法治如何保障?

另一起事件便是河南鄭州以健康碼作為維權工具,給儲户亂賦「紅碼」的鬧劇。6月13日,不少網友在社交平台反映,多名掃碼進入「取款難」儲户維權群而欲前往鄭州溝通村鎮銀行溝通取款事宜的儲户,其健康碼都被賦紅碼,這其中既包含已到達鄭州即發現健康碼變紅的儲户,還包括多位尚未前往鄭州,僅在填報完訊息後就被神奇賦予「紅碼」的儲户,投放精準度可見一斑。

在現有的防疫政策下,健康碼等同於第二張身份證,「紅碼」即意味着寸步難行。可原本用來防疫的健康碼,何以成為一些地方維穩的工具?河南任性濫權的底氣從何而來?要知道,這樣的做法不僅公然違法,而且其所消耗的,不只是人們對防疫的信心和健康碼本身的權威性,還有政府的公信力。這筆總體賬、長遠賬,河南鄭州有關部門真的不會算嗎?

在現有防疫政策下,健康碼等同於人們的第二張身份證。(新華社)

《光明日報》在評論唐山打人案時這樣寫道,「官敬法與民守法是一體兩面,公正司法、嚴格執法與全民守法是一體兩面,能隨便鐵絲鎖門、禁足公民的地方,能荒唐到不讓農民種地的地方,會有怎麼樣的法治環境,會有什麼樣的法治治理水平,會有怎麼樣的社會法律意識,可想而知」。「圍毆女性、種地道歉、鐵絲鎖門,這三起於一個多月內發生在唐山的社會事件,都是社會治理的失效,都隱喻着『法』的威信在一個地域間的流失,彼此之間已經形成了一個耐人尋味的邏輯鏈條。法治建構之慢之難,法治破壞之快之容易,當給疫情下更多執法者、司法者、公共政策制定者以警鐘之聲。」

這樣的警鐘之聲,同樣適用於亂賦「紅碼」的河南鄭州,因為能隨便濫用職權、隨便以政府公信力作為犧牲品,隨便將只想合法合理取回自己的血汗錢的儲户作為維穩對象,會有怎麼樣的法治環境和治理水平,可想而知。

所以,面對疫情的陰霾,經濟下行的壓力和民生困難,以及接二連三發生的挑戰公眾安全感和政府公信力的事件,社會輿論層面的憤怒、悲觀、消極情緒並不難理解。但對主政者而言,這樣的情緒卻又不得不引起重視,因為一朝一夕情緒的積累,久而之久便是信念的轟塌。而最終可能打破「中國夢」的,不會是外因,比如Omicron,而一定是內因,是法治根基的鬆動、政府公信力的危機以及各地治理的失效。

在百年變局和世紀疫情交織的當下,在世界越來越形成民主與專制對立的今天,中國必須也只能依託於自身的治理成效,來破解意識形態的圍攻堵截,並逐漸形成中國方案、中國道路。堅守住了這一點,任爾東西南北風,「中國夢」都不會被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