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襲擊地球前　無法期待西方看清人類命運與共︱專家有話說

中國近代史的核心議題，是中國的現代轉型。從19世紀中期開始，受到西方世界的擠壓，中國的歷史車輪脱離自身軌道，走上建構現代民族與現代化國家的道路，但這條道路對於中國人而言是一條陌生而險峻的道路，正如歷史學家唐德剛所說，這時的中國走進了歷史的三峽，方向和前景都陷入迷茫，挫折和災禍不絕如縷。

「二十大」焦點下的中國歷史現代轉型

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工作報告，展示了中國共產黨政治目標的聚焦，即「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式現代化」和「全過程人民民主」。

中國共產黨一向自命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它把階級解放與民族解放同時列為黨在實現共產主義之前的目標，二十大報告將這個目標重新聚焦在中華民族的復興，着重強調共產黨作為民族先鋒隊的性質，讓中國人和全世界看清中共的近期政治目標。

這並不意味着中國共產黨放棄了它的最高理想，相反它將這個最高理想重新表述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正如馬克思在19世紀看到人類前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也從中國傳統大同理想當中汲取文化養料，將這個前景定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我們很難期待短視近利的資本主義政治理念看到人類脱離金錢宰制的遠景，同樣，在外星智慧生物襲擊地球之前，我們也無法期待當代西方「發達」世界看清人類命運生死與共的真實面貌。

符合這個目標的政治─經濟解決方案乃是「中國式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是在痛切體認到西式現代化在為人類帶來物質進步的同時，也讓人類付出了多數人被壓迫、被剝削、被侵略、被殖民、被掠奪、階層分化、貧富不均的代價；讓自然界付出生態失衡、疫病叢生、天人關係對立的代價。中國式現代化首先追求多數人的物質進步，避免造成人與自然之間、人與人之間、工業國家與農業國家之間的結構性衝突。

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

中國式現代化，在形式上是西歐北美市場模式與蘇聯計劃經濟模式的妥協型態，但在實踐中，這是後發現代化的優勢。歷史把最初的機會交給西歐北美，再給德國、俄─蘇、日本第二次機會，藉以修正最初的草率，錯過兩次機會的中國，則是從二者當中吸收成功與失敗的經驗。

西歐北美模式現代化的最大缺失，在於少數人佔據多數資源，少數人壟斷利益分配，不僅在它們建立的民族國家內部製造階級差異，更在世界範圍內建立工業國家對非工業國家的壓迫和剝削。這種型態的現代化，也帶來政治與社會的重大弊端。工業化帶來社會化的生產和經濟，資本成為政治的真實基礎，企業家的意志在極大程度上決定政治。社會化經濟分解傳統家庭結構，將大部分的家庭職能轉移到社會。市場決定社會和經濟運轉，而市場化的成本也極為高昂，政府監護市場，但政治往往淪為市場的工具。家庭規模縮小，帶來婚姻與家庭的商業合同化傾向。台灣的現代化模式有一個重要背景，即對西方的政治依賴，迫使台灣與西方利益接軌，因而必須實施西方制度，方便西方從台灣獲取利益，由此，西方現代化的缺失感染到台灣的現代化過程。

蘇聯模式是對西歐北美模式的反動，但它的最大缺失，在於其訴求反抗殖民強權剝削體制的動員型工業化，缺少市場化經濟的內生動力。

中國式現代化，無疑必須包含建立在現代技術基礎之上的現代經濟，也包含現代民主理念和民主制度，但這一模式下的技術─經濟與民主，都是揚棄西歐北美經濟和民主制度缺失的產物。

1. 人類命運共同體

如前所述，西歐北美國家的形成過程和西歐北美現代化的底層邏輯，始終受到叢林法則的制約，它的至高狀態，只限於特定民族國家的排他性利益，而傳統「中國」形成的動力並不源自政治體之間的競爭，而在於一種政治理想和價值──即「天人合一」世界秩序──的認知和追求，「中國」形成的過程與此後演變的過程，一直貫穿這一價值和理想。這樣的國家形成模式和世界秩序理想，已經構成目前中國所揭櫫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願景的基礎。

幾個世紀來，明清中國在「天下」秩序的理想下，於國際社會奉行「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的儒家理想，長期維護東亞國際社會的公平正義。這一秩序為西歐列強和日本打破後，中國人為自救而建立的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依舊奉行扶弱抑強、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支持亞洲及非洲、美洲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族獨立、解放的理想，並竭盡全力實行。作為1930年代世界反納粹反軍國主義戰爭的先導，中國人民抗擊日本侵略的戰爭為被壓迫民族和人民的去殖民化建立典範；冷戰時期中國支援朝鮮和越南人民的反美抗爭，也直接維護着冷戰期間的國際秩序和國際正義。

現代中國將工業化及現代化經驗推展到亞、非、拉美，意味着第三世界掙脱西方工業國的長期壓榨，最求自身經濟自主和經濟解放的前景。「一帶一路」包含「大同」的價值，為人類個人及民族的平等，為人類共同利益提供了一個值得期待的選擇。

2. 中國式現代經濟體系

中國經濟的現代性，建立在解構宗法制度和家庭經濟，確立公民個人權利本位，重新構築現代社會經濟模式，搭建市場運行的基本架構的基礎之上；與此同時，中國的現代經濟也不輕視家庭、家族所組成的民間自治社會的價值和動力，它搭建出核心家庭與傳統家族之間的融合機制，保存村莊的社會功能，讓家族與村莊參與現代中國社會公共空間的建構。

3. 全過程人民民主

中國政治的現代性，建立在解構傳統政治及傳統社會、重構保存傳統價值的現代政治與現代社會之上。但中國的協商式民主，又有意避開形式投票民主的缺失。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考量不同地域、不同族群民眾需求差異的設計；政治協商會議則是對應不同行業、專業領域技術內容的設計。這兩個設計的目標，在於有公平而有效地分配經濟、社會、財富資源，而最終必須經過績效考核與考驗。

投票民主的根本缺失有三：其一，由於競選過程受到資本和由此產生的資本化傳播網路及資本化政治狀況的根本制約，由投票產生的「民意代表」和政治職務當選人，必然，也只能代表大財團的意願和利益。

其二，由此產生的立法、行政乃至司法機構，必須繼續汲取普通民眾的利益以挹注資本利益，以確保下一次競選時得到資本的支持。資本與政治勢力之間為了維持交易結構的穩定與永續，通常會依市場原理自然形成以「政黨」為名的複數──在實際中通常是兩個──政治集團，資本藉由操控與不同政治集團間合作程度的槓桿，有效調試、平衡自身的最大利益組合。當一個政治集團與資本的合作呈現彈性疲勞，資本會將民怨引導到該集團身上，轉而與另一集團合作，同時保留與前合作集團的連結。在這個過程中，表面上，民怨和民意可以透過「政黨輪替」得到宣洩與體現，實際上，不同政治集團的輪替，只是資本以利益最佳化為導向的重新組合。

其三，不需負責。理想中的民主政治應當是責任政治，但在投票民主制度下，競選承諾並不是義務性的，在任期內的施政成敗也不影響當選者的政治利益。

為避免投票民主──形式上的民主的缺失，全過程民主的焦點放在資源分配與再分配之上。全過程民主的前提是「家國同構」，個人將一部分權利讓渡給群體，群體決定公共產品的公共性。國家為扶持落後地區的經濟和貧困民眾的生活，透過投資偏遠落後區域的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將富庶及經濟發展的成果再分配到弱勢群體之中。如果採用單純的投票民主則話語權掌握在富庶區域菁英階層當中，國家的公平政治和遠見政治勢必無法推行。面對新冠疫情，中國奉行以人民生命安全為中心的防疫政策，動員的規模和影響，也與投票式民主的規則相背，但生命的價值得到有效的尊重。

中國人對自身的現代化實踐的信心，背後是中國歷史和中國現代政治中的現代性因素。檢視中國人的現代性，可以確認中國的近代轉型正在走出歷史三峽，人類的命運也面臨重要轉機。

作者吳啟訥，係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原文發表於台灣銘傳大學兩岸研究中心主辦「『九二共識』下台灣與中國大陸現代化學術研討會」（2022年12月21日），《香港01》經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