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收割機滯留高速到記者被打 後真相時代「真相」還重要嗎?

撰文:泉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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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教授錢理群曾對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做過一個概括——我們處於一個無真相、無共識、沒有確定性的時代。不久前,錢理群在一次公開活動中,再次重申了自己的這一判斷。

這幾天,內地兩起事件引發輿論普遍關注:其一是河南南陽「收割機運輸車輛高速滯留」事件,其二是極目新聞記者在貴州畢節市織金縣追蹤報道「水電站放水致兩名教師溺亡」遭3名不明身份人員圍毆。面對這兩起事件,人們不禁要問:後真相時代,「真相」還重要嗎?

先來看河南南陽「收割機運輸車輛高速滯留」事件。事件起自於兩則不明源頭的新聞,一則是「河南南陽上百台收割機滯留高速」,這則新聞所配的視頻很有眼球效應,另一則是「駐馬店老農哭訴小麥因雨發芽,百畝田地面臨顆粒無收」,這則新聞很容易喚起人們對於農民這一弱勢群體的同情與共情。原本是兩則沒有因果關係的新聞,經由河南濟源市某生豬養殖公司的數名員工利用抖音號矩陣的「嫁接」,很快形成「不讓收割機下高速延誤麥收致麥子發黴」的傳播焦點,這幾天大眾情緒的憤慨也集中於這一因果鏈條。

截止記者發稿前,河南南陽官方已經兩次就該事件做出回應,給出的「真相」是:5月17日高速唐河東收費站出現了7輛運送收割機車輛滯留現象,但在次日上午就實現了有序放行。5月22日,唐河收費站等個別收費站出現運送收割機的車輛集中下站,通行緩慢情況,採取容缺放行。此後,南陽市境內各高速出口通行有序,無車輛滯留現象。

6月22日,聯合收割機在唐山市灤南縣長凝鎮方泡村田間收割小麥。(新華社)

被推上輿論風口浪尖的河南南陽一定覺得很委屈,因為「收割機滯留高速」一事發生地在南陽,但訴苦農民卻身在駐馬店,兩地相隔上百公里,而炮製虛假焦點的人則遠在豫西北濟源。可圍觀的人們不在乎這些客觀條件,反而更願意相信「嫁接」之後的真相,一方面這樣的「真相」更容易同仇敵愾,將矛頭對準中國官場積重難返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另一方面也與人們對中國自疫情以來很多地方政府荒腔走板做法的預期與判斷相吻合。

自媒體「舊聞評論」在《河南麥收:一場拋開事實不談的狂歡》一文中寫道,「令人遺憾的是,在29日河南麥收的評論中,少有對事實層面的重視,少有對事實不清的警惕與剋制。儘管後繼有機構媒體下場,有官方聲明,但前者是缺點是面對輿論對新聞的僭越,難以自處已是常態;而後者對一時一地的澄清,拙於應對輿論的網狀聯結。」「對官方而言,他們在乎的是輿論對麥收挫折中天災或人禍的認定偏好,而轉到輿論原理的背面,則展露出普羅大眾先於輿論積蓄的情緒浪潮,如何在事實愈難核查的形勢下,一次次主動投入惡猜公權的狂歡。這種狂歡是對事實潔癖的拋棄,更是對某種命運共情的浪擲。」

再來看極目新聞記者在貴州畢節市織金縣遭3名不明身份人員圍毆一事。近日,貴州畢節織金縣一水電站放水導致兩名當地教師被捲走溺亡引發關注。據溺亡家屬稱,溺亡事件的起因是學校因面臨上級檢查,為給校園裝飾本土元素,今年4月13日下午,6位老師一起去河裏撿鵝卵石,遇到上游水電站突然放水,其中兩人被捲走不幸溺亡。但校方否定了家屬的這一說法。

「真相」到底是什麼?被圍毆的極目新聞記者正是為追蹤該事件的真相而去。4月13日發生的新聞為何會在一個多月後才為外界所知?當地有關部門封鎖消息的意圖何在?是否存在溺亡教師家屬所說的「上級檢查」、「裝飾本土元素」事由?導致溺亡發生的水電站放水是否合規?這些既是追蹤報道記者的疑惑,也是大眾的不解。

極目新聞記者在貴州畢節市織金縣追蹤報道「水電站放水致兩名教師溺亡」遭3名不明身份人員圍毆。(資料圖片)

但目前,該事件本身的真相還沒到來,另一個真相——記者被打,卻已經成為另一個輿論熱點。根據媒體披露,5月30日下午兩點,先是一個開奧迪的男子攔住記者不讓走,說記者是騙子,男子還報警,民警趕到後,記者表明了身份,民警放行。下午四點,記者到一個村子採訪,在水電站附近,記者被一輛麪包車跟蹤、攔住,三個人下來辱罵、毆打記者,持續一分多鐘。其中有一人用石頭將記者的眼鏡、手機砸毀。也有媒體提供了細節——打人者不僅砸碎了記者的手機和眼鏡,臨行前還抹去了記者車門把手上的指紋。而織金縣外宣辦一名負責人給出的回覆是,「該起事件正在調查,會給大家一個說法的。」

媒體人張豐在《畢節毆打記者事件,恰好證明了一個真相》一文中寫道,「派出所民警和奧迪男,大概率認識。一個鎮上開奧迪的人,不可能是無名之輩。打人事件發生後,警方先是說『三人已經跑了』,在輿情發酵後,又很快把三個人抓住,目前案件已經移交給畢節市公安局辦理。水電站、教育部門和派出所,是三個可能的『關聯方』——也很可能是一體的,這個『一體』,指的就是小縣城的那種獨特的氛圍和文化,所謂『基層勢力』。」「他們想掩蓋和扼殺真相,但是這種『掩蓋』恰恰讓真相呈現了出來。記者的傷口,就是一個作品。」

從河南南陽「收割機運輸車輛高速滯留」事件到記者在貴州畢節被圍毆,與其說前者是一場拋開事實不談且大眾主動投入惡猜共權的狂歡,不如說是在後者積蓄的土壤中必然結出的果,在這個過程中,幾乎所有人都是共謀者,無一例外。因為表面上看,兩起事件都將矛頭對準了代表公權力的有關部門,但在記者圍毆事件中呼喚「真相」的人,同樣也主動或被動加入了拋開事實不談的狂歡。也正是因為一次又一次的拋開事實不談的狂歡,讓真相和事實本身走向虛無,變得無關緊要。想想看,今天還有多少媒體在進行着熱點案件的深度挖掘?從鐵鏈女到胡鑫宇案,所有讓人們困惑難解的謎團,最終只剩下一家之言。你信或者不信,那就是真相。

對官方來說,除了提供給人們一種應急的「真相」,真正該思索的或許是:在這樣一個無真相、無共識、沒有確定性的時代,如何才能重建被疫情重挫的公信力,進而最大限度彌合社會撕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