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琪峯專訪2】政治凌駕一切 參與中港合拍片遇上空前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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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仔對我影響很大,他令我有了答案:如果是因為你我這導演才存在,那我存在有什麼價值?從那以後,我開始改變,不願意再走以前那條路。

不惑之年來臨前 周星馳令他「夢醒」

他是一個後知後覺的導演,一直在懵懂中摸索,快40歲還在考慮轉行:「1994年,我去做了一年唱片,那時電影業不景氣,而且我做得無癮,心想:39歲,還有時間轉行。」他們那一代導演,由電影工業入行,埋頭苦幹多年,才終於學到一點真本事,駕輕就熟的是商業電影的套路:計算、調度、橋段、合成、執行。但他天生是一個性情中人,自我在導演工作中逐漸成長起來,又有了審美的經驗,使他朦朧地感到不滿足。

正在這時,他遇到周星馳。彷彿一記響亮的耳光打在臉上,他驟然清醒,斷了對商業電影的依戀:「星仔對我影響很大,他令我有了答案:如果是因為你我這導演才存在,那我存在有什麼價值?從那以後,我開始改變,不願意再走以前那條路。」

後來的事情眾所周知,杜琪峯創辦了「銀河映像」,與韋家輝結盟,在理想的道路上一路狂飆,做成香港電影的金字招牌。他記得那時在邵氏,舒琪看完《無味神探》,看出他的戲路在變。舒琪對他說:「看一部戲,不是看它是否商業片,而是要關注導演和整一部戲的視角。」他聽了記在心裏,往後的作品愈來愈有自省意識。

我們這樣的人,不可以老了的時候變窮,因為你一窮就要求人,連生活都要求人我覺得好悲哀,我不想走所謂『藝術家最後那條路』。
杜琪峯談窮的悲哀

結果,是創作的路愈走愈寬,公司的路卻愈走愈窄,沒過幾年,窮到連交租都困難。他怕窮。

他不是一個貪財的人,可是怕窮。正如他懷念胡金銓,最感慨的不是他的藝術,而是他的晚年。他惋惜當年無人介紹他和胡生認識,無法幫助胡生的困難。他曾經帶老年的張徹導演去邵氏,邵氏從此每月支薪給張徹,作為顧問費。

他說:「我看見這些那麼優秀的人晚景如此,我很警惕。我們這樣的人,不可以老了的時候變窮,因為你一窮就要求人,連生活都要求人我覺得好悲哀,我不想走所謂『藝術家最後那條路』,可能正因為此,使我沒有勇氣做一個真正的藝術家。可是我不要求人,我要堅持我所做過的事,我不要到老來求你給我兩塊錢。」

杜Sir一生怕窮,惟恐晚境頹唐,家徒四壁。(林振東攝)

杜琪峯創辦了「銀河映像」,並與韋家輝(圖左二)結盟,打造出香港電影金漆招牌。

開始說2億,最後花了10幾億——如果當時拿10億出來發展電影,隨便給人幾百萬拍戲,已經好得不得了......但我們覺得不是那個影城,是作品才最重要。
杜琪峯談邵氏影城

從此,他一直在創作和市場之間找平衡。熟悉他的電影的人,都看得出他用力在哪裏,有人總結:杜琪峯一年拍三部戲,一部對得起老闆,一部對得起觀眾,一部對得起自己。

經歷香港電影這20幾年的衰落,他對時代有了更敏感的觸覺。

20年來哪裏都沒去 守在銀河 努力拍戲

那些年,何冠昌邀請他去嘉禾,他沒有去。他說:「他們那班人想要做另一個邵氏,講得那麼偉大我都聽不懂。他們成天說,李小龍、許冠文都是他們創造出來。他們曾經確很注重培養新一代,可到了後來,你讓三毛(洪金寶)走,讓成龍走——喂,電影是夢來的呀!」

方逸華請他回邵氏影城,他也沒有去。他說:「阿姐想要做全亞洲最好的影城,錄音室、片場……什麼都要最好。開始說2億,最後花了10幾億——如果當時拿10億出來發展電影,隨便給人幾百萬拍戲,已經好得不得了。阿姐,你看不到時代呀,你心裏面有個夢那是阿Sir的夢,你希望阿Sir給你的東西留在邵氏影城,但我們覺得不是那個影城,是作品才最重要。」

杜琪峯哪裏都沒有去,帶着「銀河映像」的一班手足,守在香港拍戲。拍《文雀》的時候,天星碼頭要拆,他心痛得不行:「是不是非拆不可呢?」於是他在電影中臨時給任達華加了一場戲,用他自己的辦法表明心迹,向老香港示愛。

他去大學給電影系的學生演講,總是遇到學生問他怎樣入行。他是個直肚腸的人,口裏說「你自己想辦法」,心裏面其實十分過意不去,因為自己「搞唔到佢地入行」。

藝發局設計的那種制度,只想控制人,又要你這樣又要你那樣,只會埋沒那些不懂得搞政治的人——如果能控制的那就不是藝術了。

泡製鮮浪潮 批藝發局制度只想控制人

後面的事情眾人皆知,他索性一頭走進藝發局,搞起了「鮮浪潮」。他說:「我們那年代是工業給機會,現在工業沒有了,政府一早就應該扶助。藝術團體很難生存。藝發局設計的那種制度,只想控制人,又要你這樣又要你那樣,只會埋沒那些不懂得搞政治的人——如果能控制的那就不是藝術了。」

他搞「鮮浪潮」,對資助的項目只有一個要求,那就是努力。他要從作品中看見你拿了錢不是在混,所以設一個評獎。他說:「藝術家不是這樣培訓,可你總要給人一個機會。」他做了整整9年藝發局轄下電影及媒體藝術組主席。

「是什麼令你有信心與官方周旋?」

「因為我覺得不難。我在電影界不是欽點的,我是選民選出來的,真能代表電影界。」

我可以一直在香港拍戲,但是我要上去嘗試一下,我要證明我不是一個懦夫。
杜琪峯談中港合拍片

杜琪峯執導至今拍過多部叫好叫座的電影,當中包括《文雀》(上圖)和《毒戰》(下圖)等。

參與合拍片為證自己不是懦夫 卻從沒爽過 

2010年,杜琪峯終於上大陸拍合拍片。這說法聽起來有點奇怪,坊間說他是「最後一個上大陸拍戲的香港導演」。他說:「我可以一直在香港拍戲,但是我要上去嘗試一下,我要證明我不是一個懦夫。」

他在大陸拍戲完全沒有爽過:「你出一萬個力不是在創作上,而是在別的事情上。」這令他很鬱悶,因為「如果不是你所追求的東西,一切都不是積極的。」

即使這樣,他仍然拍出了一部香港導演未曾做過,而大陸觀眾未曾見過的警匪片:《毒戰》。在那部戲中,警察為了破案不擇手段,而且最後都死了,論數量死得比壞人還多。這在半個多世紀的大陸警匪片中是無法想像的。

《毒戰》兩邊不是戲 栽進前所未有的矛盾

最可貴的是《毒戰》沒有合拍片常見的那股「怪」味。講廣東話的講廣東話,講普通話的講普通話,從語言到情節到社會背景,真正融合在一個故事裏,是什麼人就做什麼事。既符合人性,也符合社會背景設定。

「他們說,別這麼拍,不可能的,可是在我們的世界裏,怎會不可能呢?一個好警察也會犯罪,為什麼不可以這樣想?想出來的故事如果有什麼不同,這就是香港。」杜琪峯說。

但這一次講故事的成功似乎再也無法複製,打「擦邊球」要有天時地利人和,何況《毒戰》的票房也沒很好。香港人覺得是大陸片:故事發生在大陸,有那麼多大陸人出演,壞人居然全是香港人。大陸人不覺得是大陸片:好人怎麼可以全死光了呢?

杜琪峯遇到前所未有的矛盾。

2005年拍攝的《黑社會》令人印象深刻,至今仍為影迷津津樂道。(美聯社)

「時代只容許你喜歡錢!」

他從前面對的矛盾,無非老闆、觀眾和自己。他拍商業電影出身,後來有了作者意識,在兼顧不了市場的時候,就「兩條腿走路」,自己勤快一點,一邊拍賺錢的電影,一邊拍賠錢貨。他不介意用不會演戲的演員,他總喜歡用會演戲的綠葉。他是一個知道自己要什麼的導演,而且人緣好,遇到困難總能想辦法克服。

可現在這個局面,一切都被政治立場凌駕——觀眾、老闆、工作人員,連電影能不能拍,都被政治操控,令他無所適從。

他在北京碰見王晶幾次,每次都鼓勵王晶:「阿晶,呢鋪你要『chur』,擸撚晒佢哋啲錢!」結果王晶又拍回向華勝年代的東西,但是果然翻身了。時代青睞喜歡錢的人,時代只容許你喜歡錢。

我輸在不熟悉大陸文化,可是我總覺得,那種不真誠,不是我對電影的追求。
杜琪峯談《港囧》

《港囧》「打飛機」 老套廿年看不下去

杜琪峯說:「他那人是那樣嘛,原來他那辦法行得通。但你要我回80年代,我真不想,《港囧》那種『打飛機戲』,我都忘了20多年了,現在再也看不下去。那我們就靠邊站。靠邊站不要緊,我繼續想辦法。李安做得到,說明還是我自己不夠本事。我輸在不熟悉大陸文化,可是我總覺得,那種不真誠,不是我對電影的追求。」

他把「銀河映像」賣給劉燕銘,心裏明鏡似的:「劉生從沒有干涉我,只有幫我解決問題,你還要對人要求什麼呢?至於幾時煙花、幾時墳墓,到時再說吧。」

時代在變,不僅是政治,還有人的審美。他說:「我們以前的電影世界與生活有關,你要從生活中找內容講給他聽。現在吸引觀眾去戲院看的電影,像《葉問》、『八爪魚』(《美人魚》)那些,完全和生活無關。現在的小朋友對現實世界不感興趣。」

講真,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什麼,是時代告訴我,我是什麼。
杜琪峯想修讀哲學

有了孤獨感 讀哲學書去

從來不看書的杜琪峯,這幾年開始看書。他有了孤獨感,覺得自己講什麼都沒人聽懂,不如「看書增值一下自己」。他喜歡看政治、哲學、經濟類的書,對文學書不感興趣,看導演傳記時會想:「這書只講導演是怎樣成功的,但他的辦法我未必用得上。」

前兩年,他甚至打算停工兩年,去大學讀書。

「你想去唸什麼?」

「我想讀哲學。」

「別呀,好多人唸完哲學都不知道自己想怎樣。」

「我就是不知道自己想怎樣,才想去讀哲學。我想,我為什麼要被既定的文化綁住我呢?也許讀哲學能令我更加理解不同的文化。」

「那後來怎麼沒去?」

「個個都叫我別去讀書,又說我不在,『銀河映像』會撐不住。」

「是時代告訴我,我是什麼。」

可以想像他身邊的朋友們多麼愛惜他,又多麼自私地想要保住他們心中那個天真的、本土的杜琪峯。可是,我們為什麼非要杜琪峯來做香港電影的「孝子賢孫」呢?

我問:「你這輩子會不會感覺很不自由?」

他說:「不是自由不自由,而是我一路隨着時代去找自己,講真,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什麼,是時代告訴我,我是什麼。」

「那你現在知道自己是什麼了嗎?」

「還是不知道。」

他很確定的一件事,是自己還有熱情,還有話想說,還有一個自己最想拍的故事沒有拍,還沒有拍出一部自己最喜歡的戲。如今他很喜歡一個人走路,從西貢走到觀塘,從尖沙嘴走到旺角,從九龍城走到觀塘。只要時間許可,他就不搭車。一邊走,一邊想,無限地想。

他想明白了一點道理。他說:「做,做才是最重要。自古成功在嘗試。一個衝擊過來,就看你夠不夠硬淨。活在這時代,不甘心就不要扮甘心,每場仗都要輸得心甘命抵。我活着,因為我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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