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足專題．球員權益4｜球員工會的優與劣 成立必先克服兩大難關
香港足球少有為投資者帶來收益，令球員難有議價權，「老細足球」自然成為香港球圈根深蒂固的問題。球員面對不平事也往往噤聲，只能寄望遇上良心班主，否則權益難受保障。
過去不時有人提及要建立球員工會，增加球員的議價能力，卻一直只聞樓梯響。這一集，我們收集了正反雙方的意見，也借用外地經驗，探討其可行性。
攝影：黃寶瑩、黃舒慧
現今足總決策組織——如董事局、港超會議中基本上沒有球員代表，話語權大多落在球會管理層、老闆等資方代表身上。以近期推行「超級外援」為例，此舉或減低本地球員上陣機會，惟作為持分者，華將的聲音卻難以完全在討論過程中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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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總聲稱要平衡意見，近年改革董事會，除引進獨立董事，也加入曾效力南華及愉園、執教太陽飛馬的陳志康。總幹事袁文川雖強調國際足協沒有關上「球員加入決策組織」的大門，卻承認足總奉行會員制，球會自然擁有最大權力，「球員或只能透過間接或非官方渠道發聲，其實他們找我也可以。不過，今年初舉辦新五年計劃公眾諮詢會，球員又有沒有出席、表達意見呢？」
其實，球圈若無法提供健康的生存環境，有潛質者亦不能全程投入職業足球；足總不時提倡要提升本地聯賽水平，或可從另一角度着手，先讓球員對本地波多一份尊重。有出道超過10年的華將認為，並非球員全職踢港超就是「職業足球」，而是應由環境、配套及制度等多方面做起，令整行變得專業，「有球員工會、經理人等制度的話，球員都會更加自豪。」
香港足總為保障球員，2017年起訂立標準球員合約，按圖即睇重點內容：
足總提倡球員工會多年仍未成事
足總早在2015年提出《力爭上游——萬眾一心》的五年發展計劃時，建議成立獨立職業球員工會；至2017年南華自降後，時任行政總裁薛基輔又指正計劃成立球員福利協會，惟兩者至今尚未成事。袁文川被問及時表示「不知從何說起」，「可能事情解決後，大家就沒有繼續做，推動力不足夠。」
至於去年當選董事的陳志康，當時曾揚言希望在任內促成球員工會，並在一季內商討工會架構。一年過去，看似暫無起色，他表示改變非一朝一夕，加上期間出現審計報告、疫情等問題，這一年仍集中於遊說，並研究自己跟足總的角色。
他透露最快在明年農歷新年前，舉辦一個讓所有球圈持分者參與、類似於同樂日的活動，創造交流平台，「能否成立工會將是後續，活動或可有助大家構思，但因疫情關係，暫未能落實，無法透露更多細節。」
球會球員各持已見
球員工會或協會的成立，是否就能解決目前困境？
有支持的香港球員表示，待工會成立之後，便能派出官方代表出席足總會議，「有時連球會也未必知道球員的想法，若球會想球員好，此舉對他們都有幫助；足總也能更全面地思考。」這名曾效力富力的球員因前東家退賽而變苦主，他相信工會有助球員「善後」，「有前人經驗，球員大概懂得更有系統、有效率地應對。工會也可設立基金讓球員應急，及為球員尋求專業的法律意見。」
球會雖同意要平衡各方聲音，但東方體育會副主席游永強認為，球會的意見更應被重視，「這門生意很難馬上有回報，球會仍願意真金白銀搞波絕不容易。我們讓球員有較好待遇及出路，若仍要備受批評，還怎說服更多投資者入局？」
理文會長李文恩也認同足總需廣納球員意見，但卻反對工會的誕生；他坦言「工會」二字對投資者而言「唔太舒服」，加上擔心工會或帶來權鬥等是非，令老闆卻步。
他進一步講述自己的看法：「工會會令老闆變得弱勢，效果也未必是想像中這樣好。以往NBA或NHL（北美冰球聯盟）都試過因工會跟球會協商不成而停擺，球員無糧出、運動發展滯後，最終受損的也是球員。我認為工會可能是解決問題的方法，但若能避免問題出現，就沒有這樣的需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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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將難團結 憂工會欠代表性
陳志康承認，設立工會的最大障礙來自球會，他認為必須消除此舉等同球員「搞對立」的想法，否則球會或限制球員加入工會或以代表身份出席活動。
而球員工會在港之所以一直停留在醞釀階段，他指出球員的取態也是原因，「球員會擔心、很介意站出來帶頭去做。希望他們明白自己只是爭取應有的權益，目的是令球圈更好。」
第一集我們已發現球員洽談合約時因擔心被「秋後算帳」而鮮有提出意見，但「團結就是力量」，設立工會最大目的，便是增強球員的議價能力。陳志康也深信球圈需要中間人，他舉例稱：「球員要求加薪但不滿幅度，或者球會希望借走球員；若雙方直接對話會很尷尬，或會影響關係；中間人便可作緩衝。」陳志康指在缺乏經理人制度的香港，工會代表似乎是合適的中間人。
可是有在球圈打滾超過15年的華將指出，球員普遍甚少接觸此話題，也不太關心，「現時踢波搵到錢，只是保障不太完善罷了，感覺沒有很大誘因，或有導火線令球員站出來。」
他又認為屬既有利益者的高薪一族未必肯表態，若由低薪或欠地位的人士擔任代表，認受性定必被質疑，「當香港連最簡單的場地、資源、配套都未有，現在是否推動工會的最合適時機？」另一名曾入選港隊的球員就補充，本地兵「自己顧自己」，彼此關係較外援之間疏離；並認為華將間缺乏領導人物，故難成立互助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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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工會全方位保障球員
其實海外不少地方都設有球員工會，除了最基本的支援，也可在其他方面提供保障。
國際職業足球員工會聯會（FIFPro）早被國際足協視為代表職業球員權益的機構，目前全球共有63個國家屬其會員，包括澳洲、日本、韓國、馬來西亞、印度及印尼等亞太國家。它協助球員應對球會破產、假經紀等情況，同時給予醫療、健康及心理等支援。以新冠肺炎疫情為例，該組織為球員如何在隔離下維持訓練及身體質素提供指南，更為各地球員面對的困境及不公而發聲。
值得一提，FIFPro也會跟歐洲大學協辦網上體育管理學士課程，並設獎學金，助球員做好生涯規劃。冠忠南區主帥列文正是該課程的應屆畢業生，這位早年效力英超富咸的守衛，同時是英格蘭職業球員工會（EPFA）會員。
他透露英國球員甫簽下職業合同，即自動成為工會會員，且會籍終身制，每年僅需付低價會費（150英鎊、約1572港元）。「工會可幫你報讀教練牌照課程、讀畢後會退還一半費用；球員可享退休金保障，總之不論是財政、法律、合約、醫療等問題，他們都有專人給予輔導及意見。感覺有個很強大的後盾，令球員可以專心踢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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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文：工會可提高港超聲譽
列文深信若富力的情況發生在英國，工會肯定會介入、並為球員爭取應有權益，有助化解雙方糾紛之餘，也能避免球員向球會提出失實指控。他認為成立工會在香港「十分重要」，對球員及球會都有利，「這有助提高港超聯的聲譽，有助吸引更高水平的外援來港落班；本地球員有所保障，也會踢得更認真，長遠改善聯賽及香港足球的水準。」列文亦認為工會可創造更多就業機會，「球員退役後可加入，繼續為球圈及下一代出力。」
有本地球員透露，早聽聞有外援對香港不設球員工會而感到奇怪，他在對方口中認識海外工會的運作，直言感覺「窩心」、「幾正」，希望香港設立有關組織，並成為FIFPro會員，「可能有機會跟外國工會聯繫，協助球員出外試腳；也可爭取更多贊助及福利，助球員進一步提升場內場外的表現。」
參考馬來西亞例子 彷英格蘭模式
若然香港要設立球員工會，應該從何做起？
列文分享他在馬來西亞落班時的經驗，指當地在2014年嘗試籌備工會時，透過向所有球員發放問卷收集意見，「他們會問你曾遇到甚麼困難、認為工會能否幫助、支持或反對的原因等等；之後就找來一些較有名氣及認受性的前球員去宣傳、遊說不同的球會及球員，再向政府及其他團體申請資助及幫忙。」
列文又透露，馬來西亞職業球員工會在成立初期正是以EPFA為顧問，參考其運作模式。「在英格蘭，每間球會都會有一名代表，他會負責該隊的所有事，例如收集意見、出席周年大會、傳遞最新資訊等。」他直言本地足球環境比馬國好，相信香港亦能借用同一方法，建立屬於自己的工會。
本地波價值低 球員絕望：難以改變困局
要扭轉本地球圈由老闆主導的局面，球員工會無可否認是潛在方案，然而香港未必可能複製外國的成功。
有見盡球圈百態的球員更為此感到絕望，皆因香港球員價值未及外國，「拉舒福特可以為英國貧窮兒童發聲，是因為他有能力有價值，他除了曼聯仍可以選擇很多球會；但香港球員發聲，有多少老闆會欣賞？除非你年輕、有家底、不志在踢波，否則你只能向現實低頭。」
這位華將語重心長地指，多年來老細足球問題眾所周知，即使再揭露更多內幕也難以改變甚麼，更勸筆者不如勿讓報導出街，直言本地波「悲哀」、「冇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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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當然絕不認同，任何事也有它的意義，透過報導令大眾關注及反思香港足球弊端正是記者之責。球員也絕不應坐以待斃，不是因為看見希望而堅持，而是因為堅持才看見希望。「價值」是應該由自己一手創立，試想想，只要愈來愈多港將具備外流能力，自然可以擁有更多話語權。
當然，這目標難以在短期內達成，但當最近看到鄰近的台灣都成立了「臺灣女子足球員工會」，香港球員又能否為自己爭一口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