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過去的周末，美國副總統萬斯（J.D. Vance）在慕尼黑安全會議（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上的一番發言，讓整個歐洲為之震動，儘管此前對特朗普（Donald Trump, 又譯川普）新政府的態度有所估計，但現場聽眾依舊「目瞪口呆」，「沒有掌聲」。

而對於歐洲最為關心的對華態度、俄烏問題，萬斯則輕描淡寫，一筆帶過，更讓歐洲難掩失望之情。對此，觀察者網連線全程參與本屆慕尼黑安全會議的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員周波先生，請他為我們介紹現場情況，並分析歐洲下一步的戰略走向。

觀察者網：今年的慕安會，是特朗普重新執政後的首屆安全會議。從這兩天您和現場歐洲學者的交流來看，他們對特朗普重新攪動全球秩序，有怎樣的期待或者擔憂？

周波：今年的會議有兩點出人意料。首先，由於會議主要面向西方觀眾，美國副總統萬斯在講話中並未就與會者普遍關切的烏克蘭問題提出具體的解決方案，幾乎完全未觸及烏克蘭事務；其次，儘管美國政府認為當前中美競爭是重要議題，大家都預期萬斯的發言會討論這一議題，但事實上，會議中關於中美關係的論述也極為有限。僅有一句涉及中國的簡單表述，並未對中國的現狀或發展進行詳細探討。

但德國總理朔爾茨（Olaf Scholz）對此明確表示反對，認為「另類選擇黨」（AfD）帶有納粹色彩，與德國的民主價值觀背道而馳，對萬斯的演講表現出了不理解和憤怒。朔爾茨的言辭引發了現場長時間的熱烈掌聲。

總體而言，美國代表團在本次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的表現出乎意料，相關表態加深了西方對美國的失望情緒，進而可能促使其他一些西方國家進行某種戰略調整，而這種調整對中國來說或許具有一定的利好作用。

例如，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在萬斯之前發言，我能感受到她作為西方的代表，雖然極力保持鎮定與風度，但其言語中仍隱含着對美國的不滿與苦楚。此外，馮德萊恩在講話中也隱含了一絲警告，強調歐洲作為一個龐大市場的重要性，暗示歐洲絕非別無選擇。

當然，這一表態不應簡單地將當前局勢解讀為美歐脱鈎或歐洲不可逆轉地轉向中國，而應該更多地解讀為西方表現出對美國的不滿。換言之，如果美國能夠及時扭轉態度，以笑臉甚至擁抱示人，歐洲將迅速恢復原有的立場，繼續強調共同的價值觀及盟友關係。從中方角度看，這無疑為調整中美及中歐關係提供了一定機遇，但也不宜對此抱有過高預期。

實際上，在本次會議之前，儘管馮德萊恩在歐洲被視為對華最為鷹派的代表，但她還是對中歐關係發表過一些積極評價。她發言所傳遞的訊息表明歐洲似乎正在進行某種戰略調整。然而，這種調整也可能僅限於戰術層面，旨在向美國表明歐洲還有其他選擇。我們仍需拭目以待，不能過分解讀。

相反，萬斯花費了大量篇幅猛烈抨擊歐洲在「基本價值觀」上的倒退，還列舉了包括歐洲因為「俄羅斯干預」而裁定羅馬尼亞總統大選無效等多個國家的情況。同時萬斯還在演講中直接攻擊了德國內部事務，批評了德國主流政黨過去一直致力於構築一道政治上的「防火牆」，拒絕同反移民的極右翼「另類選擇黨」共同組建政府，其言外之意在於支持「另類選擇黨」參與選舉。

觀察者網：今年慕安會的主題是「多極化」，而我們都知道奉行美國優先策略的特朗普政府，一直是反全球化、多極化的，更傾向於大國聯盟。所以今年提出多極化的主題，是有意針對特朗普嗎？或者說，在特朗普陰影下，下一步全球多極化會面臨怎樣的波折？有沒有取得新進展的可能？

周波：慕尼黑安全會議具有悠久的歷史，其創立於1963年，始終堅持以歐洲視角審視全球局勢，這也成為慕安會的顯著特點。從歷年發布的報告中，尤其是近年來的報告，可以看出會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內部日益顯現的失落情緒。我曾五次參加慕安會，其中有一屆會議的主題是探討「世界秩序是否正處於分崩離析之中」。另有一屆會議以「非西方化」為題，報告中有一句話非常關鍵：世界正在非西方化，西方本身也在逐漸非西方化。

2024年慕尼黑安全會議主題報告中提到「雙輸」，比較多的體現出一種情緒化傾向。而今年的會議則以「多極化」為主題，較之以往更為明確地指出了一種方向性的發展趨勢。這種轉變實際上反映出西方對自身局勢的一種無奈與被動——曾經對未來充滿幻想，如今已不得不面對現實世界所發生的深刻變化。我認為從認知層面來說，這種調整無疑標誌着一種進步。

另一方面，從會議主辦方的角度來看，今年的會議主席霍伊斯根（Christoph Heusgen）就明確提到，他們邀請了更多非西方國家參與會議。我在前年的會議時就已經注意到這個現象，來自非洲及亞洲的一些國家代表已經開始活躍於此。如今，會議正努力擺脱單一的西方視角，力求實現多元化。

我覺得「多極化」是慕安會經過多年觀察後對當今世界發展趨勢的整體判斷。正如我之前提到的，他們早已意識到世界正朝着非西方化的方向發展。以倫敦為例，根據統計數據，約三分之一的居民出生在外國，現任倫敦市長簡世德（Sadiq Khan）和前任荷蘭鹿特丹市阿布塔勒布（Ahmed Aboutaleb ）都是移民後代，後者甚至不是在荷蘭出生的。所以這種非西方化趨勢在全球範圍內愈發明顯。

隨着全球化的推進，現在西方外國移民和本國公民的隔離感被大大削弱了。而人工智能等技術的發展，大大加快了人類活動的交流速度，東西方之間的隔閡正被逐步打破。因此，慕尼黑安全會議的變化只是對這一現實的反映。然而，面對這一變化，西方國家需要進行何種調整，恐怕並非一蹴而就，這一過程可能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才能完成。

觀察者網：在這個過程中，歐洲將發揮什麼樣的作用？特朗普第一任期內，歐洲已經呼籲要戰略自主了，但拜登的上台打斷了這份「努力」。特朗普第二任期內，歐洲會不會重燃起「獨立自主」的決心，還是說會繼續採取「綏靖」態度？

周波：特朗普的做法顯然對跨大西洋關係造成了損害，這是不容置疑的，因為特朗普本人對這種關係並不在乎。實際上，特朗普的思維方式與拜登相似，基本上都是讓歐洲自主處理自己的事務，同時美國轉而應對中國。這種想法在國內也引發了很多人的擔憂。

西方政治人物包括日本首相，也有不少人提到「亞太北約」這一概念，這進一步引發了更廣泛的擔憂。細究實際情況，若美國真轉向專注對抗中國，實際上美國能夠從盟友處得到的支持非常有限。

歐盟國家和北約成員國之間有着很高的重疊度，北約共有32個成員國，而歐盟有27個成員國，很多歐盟國家同時也是北約成員國。從地理角度來看，如果台海爆發衝突，北約國家想要向台灣提供援助物資，會面臨諸多挑戰。面對中國強大的火力和封鎖，甚至可以說他們的能力遠遠不足以介入這場衝突。

而在亞太地區，支持美國的國家數量也有限。最新民調顯示，僅有11%的日本民眾認為在美國與中國衝突時，日本應對美國提供支持，這表明日本民意並不願意直接捲入戰爭。澳洲的態度也較為謹慎，儘管他們計劃購買8艘來自英美的核潛艇，但澳洲已經明確表示，購買核潛艇並不意味着他們會自動捲入台海衝突。緊接着是韓國，韓國最關心的問題是半島問題，他們在這一問題上有求於中方。

最後是菲律賓，菲律賓為美國提供了9個軍事基地，這對於美國在第一島鏈的軍事存在至關重要。然而，菲律賓對於美軍使用這些基地也提出了一些限制，例如不允許儲存彈藥、不允許從菲律賓本土基地發起進攻等。當然如果未來真的爆發台海衝突，我們還需繼續觀察菲律賓的立場，觀看他們是否真心實意反對美國從菲律賓發起攻擊。

這樣我們掰着手指頭算一算，目前西太平洋的這些國家並不是全心全意支持美國，而且他們的態度並不完全堅定。因此，儘管美國有意轉向圍堵中國，但在該地區能夠實際支持美國的國家非常有限。

我國本來就在地理位置上具有相對於美國的優勢。隨着我們國家的軍事力量迅速發展，基於我國完善的綜合打擊能力建設和充足的後勤資源，解放軍可以儘可能利用在西太平洋地區的主場優勢。根據蘭德公司和多家美國諮詢機構的模擬，大多數結果顯示，如果美軍在西太平洋地區與解放軍開戰，最終美軍將會敗北。

對於歐洲來說，現在的安全政策依舊是能跟隨美國就跟隨美國，但是他們也認識到了未來美國可能不會繼續給予歐洲充分的關照。因此，馬克龍早在此前就提出了歐洲戰略自主的議題。然而迄今為止，「戰略自主」仍停留在口號層面。因為要實現這一口號不僅需要大量投入，更需要從根本上實現心態的轉變，而現在歐洲的心態依舊是能傍上美國就傍上美國。

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之前，能夠達到北約規定的2%國防開支比例的國家屈指可數。過去，默克爾政府總能找出理由拖延履行2%這一承諾，而德國作為歐洲最富有的國家，如果都採取這種態度，其他國家亦難免如此。直到最近俄烏衝突爆發後，情況才有所轉變，德國也突然有能力拿出1000億美元用於軍事開支。

我當年在英國訪問時，英國民眾就曾直言不諱地提出，如何說服民眾接受國防支出高於教育和醫療的要求是一大難題。畢竟，在沒有明顯外部威脅的情況下，英國人對國防投入的要求往往是能忍則忍。曾有一段時間，美國承擔了北約超過70%的費用，特朗普不高興也是有道理的。

其實不僅僅是特朗普對此表示不滿，美國前幾任總統也都曾表達過類似情緒，只不過他們的「不高興」只是空談，並未採取任何強制性措施。特朗普是唯一一個說到做到的人，他要求北約各國在其第二任期內履行2%國防開支的承諾，甚至提出了5%的目標。但顯然這是無法實現的，現在確保各國達到2%的國防開支水平是一個可行的目標，可能也是相關問題的最終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