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Volodymyr Zelensky）2月28日訪問白宮與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又譯川普）會晤，雙方卻史無前例地在媒體面前爆發罵戰震驚國際，其後更暫停對烏克蘭軍援。歐盟則堅定不移地支持澤連斯基，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卡拉斯（Kaja Kallas）甚至公開質疑美國在西方世界的領導地位，聲稱「自由世界需要一位新的領導人」。

在歐洲陷入群龍無首的局面下，作為歐盟的主要領導國之一的德國與法國已先後作出回應，大有爭取成為「自由世界」新領袖之勢。

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5日發表全國講話，宣布下週在巴黎召開歐洲軍隊首腦會議，又提到將在6日的歐洲特別峰會上討論把法國核保護傘擴展至歐洲盟國的可能性。

德國「候任總理」的默茨（Friedrich Merz）宣布仍進行組閣談判的中間派政黨就聯邦財政債務問題達成共識，同意更改憲法中「債務煞車」借貸規則，使佔德國國內生產總值（GDP）1%以上的國防開支排除在財政支出限制之外。

除了法國與德國外，英國首相施紀賢（Keir Starmer，又譯施凱爾或斯塔默）雖然不如上述2國高調，卻默默耕耘把英國推向「自由世界」領導的地位。

施紀賢2日在倫敦主辦歐洲領導人峰會，並宣布制定歐洲迄今提出最明確的四點和平計劃，包括繼續向烏提供軍事援助、對俄施加經濟壓力；確保烏克蘭主權和安全，且烏方必須參與任何和平談判；達成和平協議後，應繼續加強烏克蘭防禦能力，以阻止未來侵略；建立捍衛烏克蘭和平協議的「自願聯盟」（coalition of the willing）。

不過，與強調「歐洲自主」的法國不同，施紀賢領導下的英國在積極團結歐洲的同時，也非常重視與美國的關係。他在會中多次呼應特朗普的觀點，稱歐洲必須在其提出的和平計劃中承擔主要責任，又指協議將需要美國的支持，並且必須包括俄羅斯。他直言：「讓我明確地說，我們同意特朗普關於迫切需要持久和平的觀點，現在我們需要共同努力來實現它。」

儘管該和平計劃的詳情仍未對外公布，但施紀賢努力彌合歐美在俄烏戰爭問題上的分歧，把英國重新置於外交舞台上的舉動為他廣泛外交讚譽。有趣的是，歐洲面臨的外交挑戰，與80多年前英國前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在二次世界大戰所面臨的困境類似。

歐洲外交內政現疲態　英國獨力支撐

二戰於1939年9月爆發，納粹德國突襲波蘭，英法兩國對德宣戰。然而，不足一年的時間法國首都巴黎便被納粹德國所佔領，法國政府垮台，由戴高樂領導的法國政府則流亡英國，獨留英國孤身作戰。而在大西洋的另一邊，美國則仍延續從1920年起的孤立主義政策，不欲再參與在歐洲發生的任何軍事衝突。

俄烏戰爭當然沒二次世界大戰般大規模，歐洲各國也非直接參戰國，但當時的國際格局某種程度上反映在現今的情況上。

法國雖然是歐盟的主要領導國之一，也是歐洲軍事實力名列前茅的國家，然而馬克龍在歐洲的號召力似乎比想像中弱，2月兩度邀來各國領導人商討俄烏局勢和歐洲集體安全議題，但皆無法達成共識。有這些前車之鑑，他揚言將在歐洲特別峰會討論擴展法國核保護傘一事也可能只是又一宗「雷聲大雨點小」的外交聲明。

另一方面，該國兩極化的政治環境也對馬克龍的外交戰略形成潛在的障礙。在美烏總統爆發罵戰後，法國會就俄烏問題舉行辯論，議員們在應採取甚麼策略上存嚴重分歧。

極右派同意支持烏克蘭，但強調法國應優先照顧自己的國家利益，又指將法軍部署到烏克蘭是瘋狂的行為；極左派則反對增加國防開支。雖然外交事務是法國總統的專屬範圍，但增加國防開支權力仍掌握在執政黨沒多數的國會手中。

而德國修改憲法以進一步增加國防開支的倡議的確是該國財政和國防政策的一大突破，目前所有中間派政黨已達成共識，如無意外將能夠在政府換屆前通過。

然而，這也暴露了德國面臨與法國相似的國內問題。相關政黨急於在換屆前修憲就是因為中間派在最近的大選中失利，極右德國另類選擇黨（AfD）及左翼黨（Die Linke）的議席皆有所提升且已表態反對改革，換屆後中間派將無法達到修憲所需的三分之二議席。長期來看，這種國內政治不穩或多或少都對德國未來的外交方向造成負面影響。

再者，國際局勢波譎雲詭，能否迅速作出應變對各國的外交至關重要。然而，德國目前處於大選後、政府換屆的「外交沉默期」，現任總理朔爾茨（Olaf Scholz）只是暫時留任直到新政府組成。在這段過渡時期，即將卸任的總理通常會避免做出影響深遠的政治決定和聲明，短期內，德國在新政府上台前，也只能暫時屈居外交舞台的「邊緣人」。

現在的英國當然不是一枝獨秀，它不復百多年前「日不落帝國」般勇，施紀賢也不如當年領導「同盟國」的邱吉爾般擁有無與倫比的個人魅力。不過他務實、靈活的外交作風，卻儼然逐步把英國再一次推上「自由世界」領袖的地位。

維持與美國關係

回望二戰時期，陷入孤立無援的邱吉爾知道，英國和歐洲其他國家生存的唯一希望掌握在時任美國總統小羅斯福的手中，因此邱吉爾與後者保持良好關係。美國當時雖充滿孤立主義氣氛，但小羅斯福本人並非孤立主義者，因此他積極向英國輸出武器。

後來，英國的美元儲備面臨耗盡、無法再買武器之際，邱吉爾親自寫信給小羅斯福，爭取後者的支持。小羅斯福便提出以「租借」的方式繼續向英國提供軍援，直到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正式加入同盟國的陣營。

奇妙的是，現時美國社會己拋棄孤立主義，但卻迎來主張「美國優先」的特朗普。施紀賢深知在俄烏問題上，歐洲急需美國的支持，因此他努力充當美國與歐洲之間的「橋樑」，並試圖與特朗普建立個人友誼。他上月底展開訪美行程與特朗普會面，並向後者轉交英王查理斯三世（King Charles III）寫給他的親筆信，邀請特朗普對英國進行國事訪問。

特朗普收到這封信後向鏡頭展示，施紀賢形容這象徵着 「我們之間關係的強大」，而前者也欣然接受邀請。特朗普甚至一度讚賞施紀賢有「美妙」的口音。

不過，單與一邊保持個人友好關係，仍不足以挺起這條「跨大西洋橋樑」。施紀賢在面對困局時候，仍會作出一些艱難決定。他在前往美國前呼應特朗普要求增加軍費的要求，宣布將展開自冷戰結束以來最大規模持續增加國防開支，盼實現國防開支佔GDP的2.5%。

目前英國國防開支只佔GDP的2.3%，為了增加國防開支，施紀賢表示英國會將對外援助支出佔GDP比重，由0.5%減至0.3%。與此同時，由於面臨財政困難，英國財政部長李韻晴（Rachel Reeves）計劃提出削減數十億英鎊開支，重點是削減公共福利支出。因此施紀賢也形容增加國防開支對工黨而艱難的抉擇。

務實支持歐洲　打好基礎成為「盟主」？

邱吉爾強硬的形象深入民心，常使人忽略他外交上務實的一面。他作為一個堅定的反共產主義者，卻毅然放下意識形態成見，在戰爭期間與共產主義的前蘇聯合作。而現時，施紀賢常因缺乏一種堅定的意識形態信念而為人詬病，但這種情況下他反而能成為不同參與者之間的合適中間人，在維持與美國關係的同時，也默默耕耘支持歐盟與烏克蘭。

即使與美國的做法背道而馳，施紀賢還是領導英國在聯合國大會中支持烏克蘭提出、歐盟挺腰的決議草案，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他在倫敦與歐洲領導人舉行峰會後，除了宣布保障烏克蘭和平的四點計劃外，還宣布英國將向烏克蘭提供16億英鎊（約159億港元），用於購買新導彈。

不過，支持烏克蘭是一回事，要問鼎「自由世界」新領袖則至少須包含整個歐洲的盟國。而施紀賢提出的「自願聯盟」便有頗有這種意味，令人聯想起邱吉爾帶領「盟軍」痛擊軸心國的往事。

他在記者會稱，歐洲需組成「自願聯盟」來保衛烏克蘭，目前已有「數個國家」表態有意參與計劃 ，並扮演較具「前瞻性」的角色。

儘管「自願聯盟」的詳情還未公布，但施紀賢政府已默默為這種「領袖」角色打好基礎。英國前兩屆保守黨政府為了急於完成脫歐，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安全合作，沒有與歐盟重新建立任何正式的安全和防禦結構。倘這種狀況仍然持續，一個自我封閉的英國絕不能爭取成為新領袖。

務實的施紀賢未有大張旗鼓自己的計劃 ，更指英國在他有生之年再不會重新加入歐盟，但其政府卻明確執行與歐盟「重啟」關係，雖不會再入歐，但雙方應建立更正式的安任合作安排。而就在上月2日，施紀賢就成為脫歐以來首次應邀參加歐盟領袖峰會後晚宴的英國首相，是英歐關係「重啟」的一大象徵。

時勢造英雄還是廖化做先鋒？

不過上述的都只是客觀因素，種種跡象表明，如果不是特朗普勝選、不是他放棄支持烏克蘭繼續戰爭，施紀賢根本無意承擔任何領導責任。

上世紀的邱吉爾顯然有主動領導之心，在兩次大戰之間的戰間期仍極力反對裁軍、削減軍費；但施紀賢似乎並未展現出類似的行為，維持與美國的特殊關係、一定程度發展與歐盟的關係，其實都只是民粹崛起前的主流英國外交戰略，就連他增加國防開支也只是迫不得已。

而且即使單看客觀因素，英國只是相對穩定、有實力，其狀況跟德國、法國相比只是五十步笑百步。

英國央行英倫銀行此前將2025年的經濟增長預期大幅下調至僅0.75%；在軍事狀況上，尤其是有關提供核保護傘方面，也跟法國相差無幾。作為歐洲唯二的擁核國，法國擁有不到300枚核彈頭，英國則擁有不到250枚。施紀賢只不過是國內事務上有優勢，工黨在國會中佔大多數。

目前的國際狀況對歐洲帶來諸多挑戰，特朗普政府仍然暫停了對烏克蘭軍援，「自願聯盟」還未成形，而且還有一些人對美國「回歸」自由世界依然抱有幻想，談英、法、德誰會成為「自由世界」新領袖，還是言之過早。不過，無論以何種維度來看，歐洲人大概都在期望歐洲能夠在這個關鍵時刻「時勢造英雄」一般的產生出一個「邱吉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