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勞工部勞工統計局（BLS）最新發佈就業報告指出，7月份美國非農就業崗位增加7.3萬個，遠遠低於預期，6月份則下修至增加1.4萬個，而此前公佈的資料是14.7萬個，下修幅度接近90%。報告發佈後，特朗普在Truth Social發文，稱BLS7月份就業報告中的資料存在操縱，並下令解僱BLS局長Erika McEntarfer。部分媒體諷刺特朗普因「資料難看」草率地「槍斃信使」，但不得不說，BLS近年來愈演愈烈的下修行為逐漸削弱了人們對美國核心經濟資料的信心，直到特朗普也看不下去了。

BLS近年來頻繁大幅下修資料的趨勢不容忽視。2023年3月，BLS修訂2022年4月至2023年3月的非農資料，顯示就業增長被高估81.8萬個，為2009年以來最大的年度下修，調整後月均就業增長從24.2萬降至17.3萬，降幅約28%。2023年3月至2024年3月期間，BLS的月度非農就業資料在12個月中有9個月被下修，平均每月下修約4.2萬個崗位。

2025年8月，BLS發佈2025年7月就業報告，顯示5月就業增長從初值14.4萬下修至1.9萬，下調幅度為12.5萬，6月從14.7萬下修至1.4萬，下調幅度達到13.3萬，兩月合計下調25.8萬，創1979年以來非疫情期間最大修訂。

大幅下修引發市場劇烈反應，道瓊斯指數下跌超600點，投資者對經濟衰退和資料準確性的擔憂加劇。簡化資產管理公司（Simplify Asset Management）投資組合經理格林（Michael Green）表示：「美國政府的計算模型顯然存在缺陷。如果沒有可靠的資料，就無法制定出正確的政策。」

需要指出的是，因為資料滯後、樣本偏差和現代經濟複雜性等問題，聯儲局賴以決策的核心經濟指標的測量誤差逐步擴大，現在已經到了不能忽視的地步！這些經濟資料已經與經濟現實形成脫節，會對聯儲局的決策以及市場對美國經濟的判斷造成干擾。

以經濟的核心指標之一就業資料為例。BLS依靠兩大調查體系來捕捉就業動態，家庭就業調查（CPS）和企業薪酬調查（CES）。二者的統計方法和口徑各異，均存在局限，可能導致就業狀況被失真刻畫。

CES通過企業填報工資單統計非農就業「崗位」總數。它的統計單位是職位數量而非獨立個體，因而無法區分一個人同時佔據多個崗位的情況。若一名勞動者打兩份工，在CES中會被計為兩個就業崗位，因此可能導致就業增長被高估。在生活成本不斷提高的壓力下，美國零工經濟和兼職日益盛行。據CPS的資料顯示，2024年約有843.1萬美國人同時身兼多職，佔總就業人數的約5.2%。這使得統計重複可能變得更加普遍，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BLS頻繁下修非農就業資料。

CPS每月調查約6萬個美國家庭，以此計算官方失業率U-3。按照U-3的嚴格定義，失業者為「過去4周無工作但積極尋找且可隨時上崗」的人口。這一統計口徑較為狹窄，可能帶來多方面的問題。首先，CPS的官方失業率不計入「灰心喪氣」勞動者（因覺得找不到工作而停止求職的人）和就業不足者（如被迫兼職的人）。

而疫情以來美國的勞動力參與率（LFPR）不斷下滑，意味着部分勞動年齡人口乾脆退出就業市場，不再被算作「失業者」，從而拉低了U-3失業率。2023年，美國U-3失業率僅為約3.6%，而包含灰心人群和不情願兼職者的U-6失業率高達6.7%左右。換言之，大量實際閒置勞動力未反映在主流的失業率資料中，官方數位低估了就業市場的疲軟程度。

此外，近年來，CPS的調查回應率已下降到約70%，低於疫情前83%至87%的回應率，低收入和低教育群體的回應率下降尤其顯著，可能令官方資料高估就業狀況。

就業之外，CPI也面臨嚴峻挑戰。BLS每月通過約90000個價格樣本計算CPI，涵蓋200多個消費和服務品類，動用數百名資料收集員活躍在75個城市地區。當價格資料無法直接獲得時，BLS通常會估算CPI資料單元中的10%，截至2025年7月，這一估算比例已經達到30%。也就是說，約30%以上的CPI價格資料並非來自實際採集，而是通過模型推算填補得來的，這可能增加CPI資料的測量誤差。

CPI資料估算的比例不斷提高主要受幾個因素影響。

首先，和就業資料一樣，BLS傳統價格調查的回應率大幅下降。BLS的CPI住房調查（Housing Survey）收集租金資訊並且估算「業主等價租金」（Owner's Equivalent Rent,OER）來計算住房成本。2014年，這一調查的回應率還有70%，到2022年已經下降到52%。當前支出調查（The Current Expenditure Survey，CE）收集家庭支出資料，這些資料為觀察到的價格變化設定權重並計算通脹率，到2023年回應率已下降至43%。

醫療支出小組調查（MEPS）從家庭和醫療服務提供者處收集資料，涉及家庭、個人及其醫療提供者，在疫情前，其回應率已降至46%。美國社區調查（ACS）每年收集社區層面的社會、經濟、住房和人口等廣泛資料，十年前回應率高達97%，而在疫情前已下降至71%。

其次，網上經濟的興起以及區域差異使得價格變動更加複雜，傳統的固定消費籃子難以全面捕捉真實的價格變動。一方面，網上商品價格頻繁波動，傳統按月採價易滯後；另一方面，不同地區的消費結構和物價走勢分化，全國平均權重往往掩蓋價格上的顯著差異。

最後，CPI的指標編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BLS通常基於前兩年的消費者支出調查資料確定CPI「籃子」的專案及其權重，每兩年更新一次（通常在偶數年的1月份）。這意味着CPI反映的是滯後2至3年的消費模式。例如，2024年CPI權重基於2021至2022年資料，可能無法捕捉2023-2024年因疫情後經濟復蘇、電商增長或通脹壓力導致的消費變化。

2025年CPI資料可能因為預算削減減少了樣本採集，部分商品價格依賴歷史資料或替代品估算，進一步加劇了籃子更新的滯後性。此外，CPI中佔比約三分之一的住房成本通過業主等價租金估算，存在時間滯後（6個月滾動樣本），無法及時反映新租約的房租飆升。CPI資料也沒有涵蓋資產價格，因此也忽略了資產泡沫對居民財富和消費行為的影響，從而低估了真實通脹壓力。

這種統計誤差造成了資料與公眾「經濟體感」的嚴重脫節。2022年CPI年化漲幅雖達9.1%，但多數消費者感受到的生活成本遠超這一數字，房租、水電、食品開支持續上漲，而官方資料卻「見頂回落」。社交媒體上不斷湧現「資料不靠譜」、「帳面繁榮與現實窘迫」的討論，反映出公眾對政府經濟統計的信任迅速流失。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就業領域。儘管失業率維持在4%左右，但民眾面對的是大規模裁員和實際收入停滯。科技行業和聯邦雇員的裁員潮、工資增長不足以應對通脹，使「充分就業」的說法顯得蒼白無力。

資料與經濟體感的脫節讓公眾產生了對美國核心經濟資料的信任危機，然而更嚴重的問題在於，統計誤差不僅影響公眾主觀感受，甚至可能導致資料與客觀經濟事實產生背離，進而影響聯儲局的決策。畢竟聯儲局掌握着美國經濟的「開關」，而這「開關」就錨定兩個目標，一個是就業，一個是通脹。

回顧2021年，聯儲局在CPI顯示通脹尚且溫和時堅持認為通脹上行只是「暫時的」，因而延後了加息進程。然而事實是，彼時經濟中早已潛藏更熾熱的通脹因數，包括資產泡沫、房租猛漲等CPI未充分體現的因素。CPI「誤報」最終導致聯儲局政策反應滯後，終於釀成2022年通脹失控的惡果。

2023年初，CES資料顯示就業強勁，聯儲局據此維持緊縮立場，後續資料顯示實際新增崗位遠低於初值，政策調整明顯滯後。2024年底，聯儲局將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下調從4.5%至4.75%降至4.25%至4.5%之後便再無動作。有分析認為，鮑威爾可能再犯類似2021年決策滯後的錯誤。

當前市場與聯儲局之間針對是否應該降息分歧嚴重。市場認為就業市場疲軟和經濟放緩需要更快的貨幣寬鬆，但聯儲局擔心「粘性通脹」，並在看似良好的就業資料面前選擇推遲降息。在7月30日的新聞發佈會上，聯儲局主席鮑威爾表示，勞動力市場依然強勁，聯儲局仍處於初步瞭解特朗普關稅改革和其他政策變化將如何影響通脹、就業和經濟增長的階段。

市場原本預期聯儲局可能在7月或9月降息，但7月30日的FOMC會議仍舊維持利率不變，同時鮑威爾重申「等待資料」立場，降低9月降息概率從80%至40%。就連特朗普也是多次「炮轟」鮑威爾降息太慢，稱其為「太晚鮑威爾」（Too Late Powell），甚至威脅替換鮑威爾。

美國經濟資料失真的問題推至不可回避的高度。美國的核心經濟統計體系已經難以勝任現代經濟的監測任務。資料失真不僅削弱公眾對政府的信任，也讓聯儲局在高速行駛的經濟航道上偏離方向。需要指出的是，聯儲局是一家大型機構，擁有豐富的經驗，因此資料方面的問題，其實是完全可以矯正的，真正的問題，還是在於聯儲局的立場，嚴重傾向民主黨，反對特朗普。

換句話說，聯儲局是在用所謂「資料」來對抗特朗普政策，扮演華爾街以及左翼媒體的領頭羊和旗手，因而才形成了現在的局面。但是，若資料不能準確反映經濟現狀，聯儲局所謂的前瞻指引就會失去信服力。面對現代經濟的多變和複雜，過度依賴一套設計於上世紀的統計體系無疑代價巨大。

最終分析結論（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美國核心經濟指標CPI和就業資料的測量誤差問題最近更有愈演愈烈之勢。除了資料編制漏洞以外，聯儲局偏向民主黨的立場，用所謂的「資料」來對抗特朗普政策，造成了現在核心資料偏差加劇的局面。然而，從公眾層面看，資料「失真」不斷侵蝕著政府的公信力，也將引發信任危機。從政策層面看，經濟資料的偏誤可能令聯儲局在高速行駛的經濟航道上偏離航向，從而對美國經濟造成不可逆的影響。

本文原載於2025年8月14日的安邦智庫每日金融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