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抗戰八十周年勝利日閲兵式上，最受關注的武器包括「東風-31」洲際核導彈、「鷹擊-19」高超音速導彈，以及大量無人作戰武器。但其實戰場上，不僅是高精尖。戰爭意味着巨量的物資消耗：槍炮、子彈、坦克、飛機、燃料、各類補給……工業正是提供源源不斷「補給血液」的心臟。誰能在長期消耗中不斷「補血」，誰就更有可能笑到最後。大閲兵所展現出的就是中國完整的強大的工業能力。

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軍隊在戰術上極具優勢，施裏芬計劃一度讓德軍兵鋒直逼巴黎。然而戰爭並沒有像他們設想的那樣迅速結束，而是拖入了漫長的塹壕戰。隨着時間推移，英法依託更龐大的工業體系和殖民地資源，不斷補充兵員和軍需，而德國則在物資短缺中被耗幹。戰場上的勇敢與犧牲，最終被工廠的生產力所蓋過。

第二次世界大戰更清楚地體現了這一點。德國和日本在戰爭初期依靠「閃擊戰」席捲歐亞大陸，看似所向披靡。但決定戰爭勝負的不是幾次漂亮的戰役，而是坦克、飛機、軍艦和炮彈的持續生產。

美國作為「民主的兵工廠」，爆發了極為強大的生產力。以飛機為例，1943年美國年產飛機約8.59萬架，1944年達峰值約9.63萬架，同一時期，德國1943、1944年的飛機產量分別約2.55萬與3.98萬，日本約1.67萬與2.82萬。產能上的巨大差距決定了戰爭的走向。

冷戰雖然沒有演變為熱戰，但本質上也是工業與科技的長期比拼。蘇聯長期把過高的國力投入軍工，最終拖垮了經濟；而美國憑藉更雄厚的工業和金融基礎，在持久競爭中笑到最後。

但冷戰後，美國工業發展發生了極端的變化。可以從幾個維度看。首先從工業結構變化看，在二戰期間，美國製造業佔GDP比重大約在38%，而到了2023年時該比重已經跌至11%，而服務業佔比已經高達78%。生產模式從當年的標準化流水線，發展到定製化精益生產，也就是說比如F35需要全球2000家供應商共同「努力」。在二戰期間，軍事市場集中度相對分散，當時諸如通用汽車、福特等都有跨界參與，但現在基本上被洛克菲勒、雷神等巨頭壟斷了90%核心裝備市場。

再從從整體生產規模比較，最直觀的是軍費佔GDP比重。在1944年的時候，該比重峰值約37.9%，但到了2023年的時候該值只有3.2%。主要工廠數量當年在二戰時期的時候大約是85000家，而到了當下主要有五大承包商，然後是5.6萬家分包商。而從勞動力的角度，當年有從業者約1200萬，而現在直接僱員大概100萬，間接供應鏈崗位約240萬。

更直接的從武器生產能力角度比較。資料顯示二戰期間1944年飛機峰值有超過9.5萬架，坦克也有超過2萬輛，以M4謝爾曼坦克（英文：M4 Medium Tank）為主，月均也超過1500輛，全口徑炮彈能到1200萬發，155mm炮彈月產量都能到約50萬發。而當年下水的軍艦也有250艘以上包括驅逐艦、潛艇以及登陸艦等。而到了2023年數據顯示，2023年不過交付133架F35，以及其他一些無人機機型，雖未有具體數據但比較當年是相去甚遠。

這一年含升級改造不過生產了170多輛M1A2主戰坦克（M1 Abrams）。而155mm炮彈不過只有28萬發，更糟糕的是隻交付了9艘艦艇，含一艘航母、2艘驅逐艦、2艘潛艇和4艘瀕海戰鬥艦。另外值得一說的是，在這些武器生產中，二戰期間基本上美國能夠本土化生產，鋼鐵、火藥都能自給，但到了現代，高度依賴金甌稀土（高度依賴中國）、晶片（依賴台積電），還有火藥原料（依賴印度）。

通過對比可見，美國現代軍工生產能力的優勢在於技術領先、全球盟友支持和高端武器庫存。然而，其劣勢更不容忽視，包括傳統武器產能嚴重不足、造價高昂、供應鏈脆弱以及工業動員能力明顯下降。

最明顯的案例是的俄烏戰爭。俄烏開戰以後，美國的155毫米炮彈月產量從2023年初月產1.4萬提升到了2024年9月的月產約4萬枚。如果國會再增加數十億美元撥款，2025年美國的產能將達到每月10萬枚炮彈。但截至 2025年春季，美國的產能還在4–5萬發/月的水平，預計要到 2026年才能實質達到每月10萬發的水平。這一目標的達成還需要依賴於新廠的投產、生產線的全面升級與供應鏈的配套保障。

而歐洲的炮彈產能同樣不能指望。承諾100萬發炮彈援助，截至2024年6月交付約50萬發，縮水50%。早已「去工業化」的歐洲，軍工復興淪為了行為藝術，德國金屬業工會IG Metall堅持每周35小時工作制，導致克勞斯-瑪菲·威格曼坦克（KNDS Deutschland）工廠產能利用率僅65%。

那麼問題來了，美國正是憑藉其強大的工業能力打贏了二戰、拖垮了蘇聯，卻為什麼在冷戰勝利後主動走上了去工業化的道路。這是多重原因造成的，既有軍事上的誤判，也有經濟上的過分樂觀和現實政治的短視。

首先，冷戰勝利帶給美國前所未有的自信。當時美國的GDP 佔世界近三分之一，美元統治全球結算，航母編隊橫掃七海。華盛頓認為歷史已經終結，在可見的未來，不會再出現實力強悍的大國與之對抗，乃至爆發戰爭。

1991年的海灣戰爭加深了這種想法。美軍依靠精確制導武器、隱形戰機和衛星導航，在幾周內便輕輕鬆鬆地擊潰了薩達姆的「世界第四大軍隊」。這不但強化了美國天下無敵的信心，更形成了一種幻覺：未來戰爭不再是鋼鐵洪流的對撞，而是高科技的精準打擊。只要保持軍事技術上的壓制，就可以速戰速決，替代漫長的工業消耗戰。

於是，美國相信，只要掌握最前沿的武器，就能輕易碾壓任何對手，不必再維持龐大的製造業基礎。除了尖端軍工業，大量製造業被視為「過時的累贅」，工廠交給海外，自己只需保留技術與品牌即可。

其次，就是現實的經濟誘因。冷戰後，美國全面推行金融自由化。利潤決定產業走向。製造業回報低，投資重、周期長，利潤薄。而金融、高科技及高端服務業回報高，見效快、財務數據漂亮。這時，著名的「微笑曲線」理論流行開來：產業鏈兩端的研發設計與品牌營銷附加值最高，中間的生產製造利潤最薄。曲線形如嘴角上揚的笑容——上游和下游豐厚，中游凹陷。

美國經濟政策也順勢而為，把低附加值製造業轉移到東亞，包括中國，自己專注於研發、金融和品牌。短期看，這帶來了股市繁榮、消費繁榮，美國人能享受更便宜的商品，企業賺取更高的利潤。

「微笑曲線」的想法倒是很好，幹最輕鬆的活，賺最多的錢。但這有兩大前提：其一，全球化必須長期順暢，零部件和原料能自由流動；其二，全球分工是靜態的，製造業國家會永遠停留在低附加值環節。現實顯然並非如此。

地緣衝突打破了全球化的穩定，而中國、韓國、日本等國家在積累了資本和技術後，早已從代工向研發、品牌和供應鏈控制升級，逐步把曲線兩端的利潤也納入囊中。換言之，製造業不再是附加值最低的「中間地帶」，而是具備向上下游延展、反轉微笑曲線的潛力。於是，美國發現，當它想要重拾製造業時，工業能力已經退化到連二戰都不如，炮彈都造不出。而高科技的成果因缺乏製造業的應用，也漸漸顯出後勁不足，被中國迎頭趕上。

當然，更深層的原因，是美國制度的短視。選舉政治追求的是「立竿見影」，政客在乎的是任期內能否交出漂亮的經濟成績。而維持工業能力需要幾十年的耐心和鉅額投入，但收益往往在未來才會顯現。對共和黨和民主黨來說，這類政策缺乏吸引力，不如減稅、發福利、推動消費更能立刻拉動支持率。

事實上，美國製造業政策確實常常隨着政黨更替來回搖擺。每屆政府都有響亮口號，但缺乏連續性，上一屆的戰略往往被下一屆推翻。久而久之，美國工業就陷入了「政績化」和「碎片化」。 這就是美國政治的悖論：長遠看，製造業確實是國家安全的基石；然而，政客在乎的只是競選中和任期內能不能換來選票。

冷戰後的戰略幻覺，讓美國誤判了未來戰爭；高利潤的經濟邏輯，讓資本主動放棄製造業；短視的兩黨政治，讓政府缺乏長遠的工業戰略。三股力量疊加，造成了今天的局面，最懂得工業重要性的美國，卻自廢武功，主動選擇了放棄和遺忘。

現代戰爭，短期看技術，長期看產能。以美國現在的實力，在短期局部戰爭中可以壓倒優勢完虐弱的對手；但如果遇到一個技術接近且生產能力強大的對手，美國的產能短板、供應鏈脆弱性和高昂成本將成為致命弱點。俄烏戰爭已讓製造業空心化的美國疲於應對，然而，真正的挑戰遠非在此。

中國閲兵式上的武器裝備，美國當然看得到，試問特朗普怎麼能不頭皮發麻？雖然特朗普嘴巴上否認對美國實力構成挑戰，但心裏早就百爪撓心。孟子早有古訓：「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更是值得美國今天深思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