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德國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下台一鞠躬，結束自己16年的掌權歲月，也似乎終結德國作為「歐俄橋樑」的時代：幾個月後，俄烏戰爭在2022年2月爆發，德國也在朔爾茨（Olaf Scholz）政府的帶領下開始對俄強硬。

首先當然就是力道前所未見的對俄制裁，德國並沒有自外於西方各國的集體行動，並也因此被俄羅斯列入「不友善國家」名單；2022年4月，德國政府宣布對烏克蘭提供10億歐元的軍事援助，正式加入對烏軍援行列，截至同年9月， 德國實際運送給烏克蘭的武器數量已僅次美英。

2023年1月，朔爾茨宣布將向烏克蘭派遣豹2坦克；同年4月，德國以「減少俄羅斯情報部門在德國的存在」為由，驅逐50名俄羅斯外交官，結果俄方也驅逐34名德國外交官作為報復；2023年12月，德國繼關閉駐加里寧格勒的總領事館後，再度關閉駐新西伯利亞和葉卡捷琳堡的總領事館。

2024年5月，朔爾茨允許烏軍使用德國武器攻擊俄羅斯境內目標；同年7月，美國宣布將從2026年開始，在德國部署可於10分鐘內襲擊俄羅斯領土的遠程導彈，包括SM-6戰斧巡航導彈以及高超音速武器，這項決定得到了朔爾茨和德國防長支持。

2025年默茨（Friedrich Merz）政府上台後，德國不僅對援助烏克蘭金牛座遠程導彈持開放態度，更承諾繼續向烏克蘭提供數十億美元軍事援助和遠端武器採購支持；9月發生俄羅斯無人機入侵波蘭的事件後，德國也響應北約啟動「東部哨兵」（Eastern Sentry）行動，與丹麥、法國、英國等共同協助加強北約東翼防禦。

顯然，默克爾的對俄政策遺產，幾乎已被俄烏戰爭啃噬殆盡，曾經作為「歐俄橋樑」的德國，也開始加入「容不下俄羅斯」的陣營。但這種變化，並不是戰爭爆發那刻才猛然轉向，而是受到時事催發的持續遞進。

克里米亞危機腐蝕默克爾威望

其中，2014年的克里米亞危機明顯是關鍵節點：衝突本身不只涉及克里米亞歸屬更迭，還引爆了烏克蘭的頓巴斯內戰。

這就導致德國開始檢討二戰結束後的「克制文化」與「文明力量」兩大外交主軸，也就是以自由主義戰略為手段、秉持理想主義的外交理念，同時保持軍事克制、視將權力政治為帝國主義的醜陋遺產。整體來說，其實就是規範性外交的展演，即便冷戰期間德國經濟有所復甦，外交上卻也沒有重走二戰老路，而這顯然也是默克爾任內德俄關係向暖的重要基礎：德國相信經濟聯繫能緩和地緣對峙、友善互動能讓俄羅斯「歐洲化」。

但毫無疑問，克里米亞危機後，德國的自由主義戰略愈來愈難應對地緣政治挑戰，這就迫使柏林開始改變外交角色：從規範型「文明力量」轉向注重權力政治的「建構力量」，並開始以歐盟、甚至北約為依託，參與歐俄的地緣政治博弈。

例如在2020年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德國公開表示不再相信俄羅斯可以「作為負責任的參與者」、融入西方主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在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受損的時代，德國應該提升歐盟行動能力，應對俄羅斯對國際秩序的挑戰。」顯然，克里米亞危機爆發後，德國不再確信自由主義能有效維護歐洲安全。

而這背後的更深層轉向，是舊有歐俄安全合作機制的崩壞：德國將克里米亞危機歸咎於俄羅斯對國際法、國家主權與歐陸和平秩序的破壞；俄羅斯則將衝突歸因於「不合時宜的歐洲安全秩序」，並且抨擊冷戰後歐洲-大西洋安全結構的不可靠，認為俄羅斯的話語權被持續削弱，只能被動接受西方國家規則，外交空間也被不斷擠壓。

這就導致德國開始棄用、檢討原本用以拉攏俄羅斯的各種政策工具，最明顯的就是對默克爾「新東方政策」的大規模質疑。當然，這背後不全是對德國外交路線的反思，更有眼紅默克爾掌權多年、意欲取而代之的政治謀算，但無論如何，「新東方政策」最終被批評是「對俄羅斯浪漫主義與歷史責任的幻想」，朔爾茨接任總理後也為此公開表示：「新東方政策」從來不是、未來也不會是德俄特殊關係的工具，任何被視作德國特殊道路的事物，都會損害歐洲安全。

接著就是經貿工具。即便從政策主軸來看，克里米亞危機的爆發，並沒有讓德國完全毀棄與俄羅斯的經濟聯繫，例如默克爾始終堅持將「北溪二號」當成「經濟專案」來處理，但美國的指責、內部的雜音已明顯浮上檯面：前總理施羅德（Gerhard Schröder）因為積極支持「北溪一號」、又被揭露擔任俄羅斯油氣公司高管，而遭到政治孤立；默克爾也同樣蒙受「忽視德國軍備投入」、「忽略德俄能源依賴風險」等批評。

顯然，克里米亞危機不只挫傷德俄合作，也開始腐蝕默克爾的政治威望，成為將來德俄決裂的先聲。

俄烏戰爭促成裂變

而2022年爆發的俄烏戰爭，無疑發揮了摧枯拉朽的作用，德國不僅放棄作為歐俄橋樑的「新東方政策」，也開始在戰略上走向親美、反俄、建軍的三合一路線。

首先是親美。俄烏戰爭爆發後，德國明顯視美國的對歐洲安全保障為跨大西洋聯盟的核心，因此在戰爭開始不久後，德國時任防長蘭布雷希特（Christine Lambrecht）迅速訪美，目標就是採購美式武器，包括戰機、軍用直升機和導彈防禦系統，同時重申歐洲安全需要美國盟友。此外，德國更聯合14個北約歐洲國家發起「歐洲防空天盾計畫」，促使歐盟各國採購德國、美國和以色列裝備，而非法國與義大利聯合研發的中程地對空導彈系統，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也為此批評德國「犧牲歐洲主權」。

2025年默茨政府上台後，同樣在組閣協定中突出德美合作與跨大西洋聯盟的重 要性，並強調俄羅斯是歐洲安全與「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最大威脅，也提案對烏克蘭提供軍事與財政上的全面援助。5月默茨首訪美國會晤特朗普（Donald Trump）時，溝通重點也是強調德美關係，同時爭取美國在俄烏問題上支持歐盟：繼續援助烏克蘭、施壓俄羅斯、為歐洲提供安全保障。

再來是反俄。如前所述，德國不再視俄羅斯為歐洲安全秩序夥伴，並也為此放棄了多邊調解人身份。不僅德國外交部宣稱，「在可預見的未來內，俄羅斯是歐洲-大西洋地區和平與安全的最大威脅」；在德國的政治敘事中，也明顯出現從「俄羅斯不能贏」到「烏克蘭必須贏」的轉向。

截至2025年4月，德國的對烏軍援金額超過126億歐元，是繼美國之後對烏軍援最多的國家。此外，德國還曾將俄羅斯完全撤軍列為俄烏和談的前提，並也因此吸引到澤連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的靠攏，形成特朗普相對接近普京（Vladimir Putin）、烏克蘭相對接近歐洲的談判僵持格局。當然，德國也從此無法再以多邊調解人身分，重啟默克爾時代主導的「諾曼底進程」。

接著是建軍。俄烏戰爭爆發後，德國就致力強化北約內部的「歐洲支柱」建設，要打造歐盟防務與北約的「嵌入式互補」模式。雖然近年美國戰略重心東移，但德國也在強調美國對歐安全保障重要之餘、承諾在防務上承擔更多責任，由此打破了二戰以後的軍事克制路線。

從德國的視角出發，自己不再是聯盟防務的「刹車」、而是「油門」。從德國的各種敘事來看，柏林明確闡述了自己版本的「歐洲戰略自主」意涵：歐洲防務並非獨立於美國，而是要向美國盟友展示歐洲有意、且有能力分擔聯盟防務責任。簡單來說，即使進入「特朗普2.0」，美國對北約等歐洲國家提出高額防務要價，德國仍視北約為歐洲安全根基，主張與特朗普政府保持溝通，爭取留住美國。

因此，面對特朗普要求北約各國將國防支出提升至占國內生產總值5%的要求，德國並沒有強烈牴觸：2025年6月北約部長峰會上，德國防長表示未來德 國核心國防支出將升至GDP的3.5%，與國防相關的基礎設施建設支出為1.5%。此外，德國也承諾與歐洲國家一起強化北約的「歐洲支柱」建設，推動 北約的「歐洲化」轉向。

顯然，從克里米亞危機到俄烏戰爭，歐洲集體安全問題不僅讓「俄羅斯威脅」成真，也改變了從二戰後就被軍事封印的德國。而其結果，不只是默克爾政治遺產的傾頹、歐俄橋樑的消失，更是放出了曾經被戰後秩序壓制的軍事猛獸。當然在可見未來內，俄烏戰爭還是能以某種方式停下，但在德國的身分與戰略轉換下，俄羅斯恐怕很難重回默克爾時代的歐洲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