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Donald Trump）上任之初，各方原本預期俄烏戰爭很快能結束，沒想到經歷數次美俄通話、美烏白宮罵戰、美國一度中斷對烏軍援、美國持續對俄祭出最後通牒、美俄與美歐兩場峰會後，不只俄烏戰火沒有停止，歐洲安全還升起新狼煙。

9月10日，波蘭軍方在境內擊落多架入侵的俄羅斯無人機，震驚歐洲與北約多國。波蘭總統納夫羅茨基（Karol Nawrocki）直指，這是北約與波蘭史上首見，俄羅斯顯然有意測試雙方應對能力。而接下來的發展，則揭露美歐圍繞俄羅斯的深刻裂痕。

首先，特朗普似乎有意緩和歐俄緊張，於是以「事件可能是錯誤」為由，淡化「俄羅斯有意為之」的氛圍，希望息事寧人；但波蘭政府直接在12日駁斥特朗普的宣稱，並要求華盛頓採取行動，以展示對華沙的支持；接著，北約也在同日宣布啟動「東部哨兵」（Eastern Sentry）行動，目標是加強北約東翼的防禦，範圍從北部的波羅的海國家一直延伸到南部的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丹麥、法國、英國、德國等盟國也已承諾參與行動。

往復之間，本來就因俄烏談判陷入緊張的歐俄關係，現在又是一片風聲鶴唳，東歐情況也恰如2022年戰爭爆發前的俄烏邊界，充滿「俄羅斯準備入侵」的猜疑與對峙。事實上，從更宏觀的視角來看，打從俄烏戰爭爆發起，後冷戰歐洲的安全秩序就已經崩潰，不論是圍繞烏克蘭戰後安全保障的歐俄分歧，又或是俄羅斯無人機入侵烏克蘭，都是各方在基礎已毀的背景下，企圖協調新常態的拉扯碰撞。

裂隙早就出現

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歐洲安全的崩毀亦然。

冷戰結束後，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簡稱歐安組織，OSCE）成為維護秩序的重要象徵，關鍵在於，其成員並不僅限於西歐或歐盟，還包括巴爾干國家、俄羅斯、南高加索、中亞國家，以及美國、加拿大兩個北美國家。歐洲各國也普遍將冷戰結束時簽署的《新歐洲巴黎憲章》視為安全秩序基礎，樂觀地預判歐洲對抗時代已經結束，未來將是民主、和平和統一的新時期，部分國家尤其認為，基於地緣政治中的「泛歐洲」邏輯，冷戰後的合作型歐洲安全秩序應該納入俄羅斯。

德國就是明顯案例。從早期柏林的視角出發，歐洲安全秩序的組成，應該包括歐俄共同參與的區域安全機制；與此同時，德國也可以利用經濟與社會政策工具，來促使俄羅斯向西方價值觀靠攏。

而這種思維背後，當然來自歷史的積累、抗阻美國宰制的潛流。

冷戰時期，聯邦德國就是美蘇陣營對抗的前沿，並以自己的特殊位置與接觸蘇聯的「新東方政策」，而成為東西之間的調解者，一直延續到德國統一。冷戰後歐洲的多次衝突，德國也以自己作為歐盟大國的力量，致力發揮調解作用，盡量避免歐俄的全面性衝突，包括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以及持續長達8年的頓巴斯內戰。

但歐洲不只德國一個大國，還存在美國這個域外霸權。冷戰結束以來。歐洲內部就存在兩種安全秩序願景：一是延續過去的兩極結構，由美國繼續主導歐洲安全秩序；二是加強歐洲防務建設，打造歐洲成為與美平等的歐洲安全事務協商夥伴。

早期，德國就是後一觀點的強力擁護者，主張在歐安組織內加強泛歐洲安全合作，認為俄羅斯應該平等參與歐安秩序塑造；但這種觀點，受到有離岸干預傳統的美英反對，並主張北約機制仍應是歐洲安全秩序的主導。正因如此，放眼冷戰後數十年的歐洲，歐安組織在區域安全的功能被不斷弱化，再加上俄羅斯經濟一度衰弱，畢竟蘇聯解體的衝擊過於巨大，這就導致歐洲仍處於一種「修正後的兩極秩序」中。

換句話說，美國主導的北約仍在歐洲安全秩序發揮核心作用，即便德國等歐洲國家試圖通過「相互交織機制」（interlocking institutions）來構建錯綜複雜的歐洲安全秩序，北約卻毫無疑問依舊佔據主導地位，導致諸如歐安組織等歐洲本土機制，最終淪為輔助性平台，或乾脆只剩論壇作用。

可以這麼說，兩極結構的延續、無法涵納俄羅斯，在冷戰後的歐洲安全鑿開第一道裂隙。

北約東擴與德國轉向

接下來，基本就是德國無力阻止北約東擴，但同時深化對俄經貿的時期。

如前所述，德國主張建立泛歐洲安全秩序，並支持俄羅斯參與，即便德國曾是北約東擴的首輪推動者，這也主要出自東擴本身可為德國爭取更多聯盟資源、重塑前華約國家之間政經關係的考量；但之後的北約繼續向東南歐、波羅的海與巴爾干國家擴張，就不再完全契合德國的地緣政治與安全利益。

在德國看來，北約首輪東擴已經改善了歐洲安全，繼續東擴勢必無法兼顧俄羅斯的地緣政治空間與安全利益，只會導致歐洲安全邊際效益遞減。換句話說，德國認為只有處理好歐俄關係，才能通過跨大西洋安全機制穩住俄羅斯，維持安全穩定的歐洲安全秩序。因此，德國明顯在北約第二輪與第三輪東擴中，持續發出質疑聲。

此外，從科爾（Helmut Kohl）到默克爾（Angela Merkel）政府，德國明顯承繼了「新東方政策」戰略思路，試圖利用全球化經濟機遇，促使俄羅斯在政治上「歐洲化」，德俄之間更因此建立深厚政經聯繫，這也導致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後，波羅的海國家與東歐盟友不斷批評德俄特殊關係，德國政界更不乏質疑聲。但一直到俄烏戰爭爆發前的2021年，俄羅斯仍是德國最重要的煤炭、石油與天然氣供應國，佔據德國35%的石油進口、50%的煤炭進口與55%的天然氣進口。

顯然，有別於美英堅持的「大西洋主義」、法國主張歐洲獨立防務的「歐洲主義」，德國更傾向在兩種主義間取得平衡，並也因此成為克里米亞米亞危機前的歐洲安全秩序支柱。

但這不表示危機不存在，事實上克里米亞危機的爆發，就已經是歐洲安全崩毀的前兆：在俄羅斯看來，德俄關係已經不足以抵銷北約東擴的壓力。因此經歷8年頓巴斯內戰後，俄羅斯在2022年悍然開打全面戰爭，要以一己之力重塑歐洲安全格局。

而從後續發展來看，這步險棋也摧毀了作為歐洲安全基石的德俄關係，導致俄羅斯在歐洲內部已是基本「無人可談」。確實，德國具有溝通歐俄的傳統，但再怎麼柔軟跨界，德國本質還是一個歐洲國家、而非俄羅斯附庸，且其對俄交好的原始動機，並不視友俄本身、而是要藉此維持歐洲安全，因此在戰爭這種激烈情境下，過去德國再如何長袖善舞，也必然轉向「以實力求和平」的抗俄姿態。

德俄關係也從而在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後急遽惡化。衝突爆發僅3天，時任德國總理朔爾茨（Olaf Scholz）就發表「時代轉折」（Zeitenwende）演講，要求德國推進安全與外交政策轉型，並提出五項行動任務：第一，向烏克蘭提供武器；第二，德國與歐盟一起加強對俄制裁；第三，德國加強對北約聯盟防務貢獻並增加在北約東翼駐軍；第四，設立1,000億歐元特別基金提升聯邦國防軍防禦力，並將德國國防預算提升至北約要求標準；第五，保留通過外交手段解決衝突的空間。

接著是2023年，德國發表二戰後首份《國家安全戰略》，斥責俄羅斯對烏軍事行動是對歐洲安全秩序的背叛，德國視俄羅斯為在可預見未來內，歐洲與大西洋地區的最大安全威脅。不僅如此，德國還突破戰後70多年來不向衝突地區運送武器的原則，成為繼美國後對烏軍援最多的國家。

即便2025年新政府上台，德國仍視俄羅斯為對歐安全最直接與最大威脅；甚至特朗普第二任期後，美國有意減少對歐安全保障的承諾，德國卻反轉過去角色，開始致力於說服美國支持歐盟「援烏抗俄」，並承諾提升國防支出、增強歐洲防禦能力。

例如新總理默茨（Friedrich Merz）不僅對援助烏克蘭金牛座遠程導彈持開放態度，更承諾繼續向烏克蘭提供數十億美元軍事援助和遠端武器採購支持，更在近日的俄羅斯無人機入侵波蘭事件上，扮演要求美國正視威脅的強悍角色。

顯然，俄烏戰爭雖源自俄羅斯對歐洲安全的挑戰，卻也改變了曾經的潛在盟友，德俄關係也為此劇烈質變。即便現在已是俄烏戰爭進入收尾的下半場，各種談判不斷拉扯進行，已經崩潰的歐洲安全秩序卻很難回到從前。沿著戰火終結的道路前進，新的歐洲安全秩序如何面對俄羅斯，仍是沒有答案的艱難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