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以巴局勢處於關鍵轉折點。

一方面，葡萄牙、英國等國家相繼正式承認巴勒斯坦國，國際社會落實「兩國方案」的呼聲持續高漲；另一方面，美國提出的加沙停火與戰後安排「20點計劃」雖獲以色列同意，但其內容賦予以色列在加沙保留長期安全控制權的空間，引發廣泛爭議。與此同時，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在聯合國大會的發言遭遇多國代表退場抗議，凸顯了其政府在國際上面臨的孤立境地。

「美國在以巴問題上並未發揮建設性作用，其濫用否決權的行為實質上是聯合國陷入癱瘓的根源。」近日，英國曼徹斯特大學阿拉伯語與中東研究系高級講師貝哈爾（Dr. Moshe Behar）在與觀察者網的對話中強調道。

貝哈爾認為，歐洲國家當前的承認行動更多是象徵性的，若無實質措施跟進則意義有限。美國對以色列擁有決定性影響力，若能下定決心，加沙戰事可在數日內停止，當前國際社會的無所作為是「全人類的恥辱」。

以下為對話全文，內容僅代表發言者本人觀點。

【對話/觀察者網 摩根，整理/觀察者網 鄭樂歡】

觀察者網：非常感謝您接受我們的邀請。我的第一個問題是關於巴勒斯坦在聯合國的代表性。如您所知，聯合國是在二戰後建立的，以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為核心。如今，美國削減對聯合國的資金，一再否決關於加沙和巴勒斯坦承認的議案，並反對可持續發展目標。許多人認為，美國正在阻礙它自己曾經建立的自由國際秩序。在您看來，美國現在是否是全球穩定面臨的最大挑戰？這主要是關於特朗普（Donald Trump，又譯川普）個人，還是反映了美國政治中的更深層轉變？

貝哈爾：我不會籠統地說美國就是全球穩定的唯一威脅，那太廣泛了。但在以巴問題上，很明顯：美國並沒有發揮建設性作用，反而起到了破壞作用。聯合國的結構賦予美國否決權，美國在加沙和巴勒斯坦承認問題上的否決就是如此。

就在不久前的聯合國大會上，關於「兩國方案」的討論非常熱烈，由法國主導，一位又一位世界領導人發言。我碰巧聽到芬蘭總統的演講，他強調聯合國的結構本身需要改革，因為美國讓聯合國無法發揮作用。他甚至說，這種行為實際上違反了《聯合國憲章》，因為聯合國的初衷是維護和平，而否決權卻阻礙了這一目標。

需要強調的是，這並不是新問題。特朗普的風格讓它更顯眼，但在民主黨政府時期，同樣存在這樣的模式。把這一切都歸咎於華盛頓的右翼激進派，並非完全正確。

觀察者網：美國曾經推動「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理念。如今，它似乎轉向了「強權即公理」的做法。您認為華盛頓是否依然相信自由國際秩序，還是已經放棄了？這對那些依賴國際法和國際機構的國家意味着什麼？

貝哈爾：美國政治中最有趣的發展是右翼，甚至激進右翼內部出現了分裂。現在有一股不斷壯大的思潮主張孤立主義——「美國優先」在字面意義上就是如此：不關心任何全球事務，甚至在某些情況下主張美國不應關心以色列。這是新的、矛盾的現象。

但與之相比，特朗普領導下的共和黨主流仍然是「強權即公理」的代表，他們公開支持以色列的行動，削弱國際規範。例如，以色列對伊朗的襲擊若沒有美國的授權根本不可能發生。以色列的飛機需要獲得駐海灣地區美軍的許可，這充分說明了美國介入的程度。

同時，特朗普最近在一次記者會上明確表示，他不會允許以色列吞併約旦河西岸。這說明「強權」有時也會在符合美國利益時對以色列起到制約作用。但總體而言，這種做法削弱了您所提到的自由秩序。

而且，這不僅僅出現在美國。我們也看到極右翼勢力在歐洲崛起——在意大利、英國、葡萄牙，甚至在北歐。遺憾的是，這很像一股新法西斯浪潮。美國發生的變化會對其歐洲盟友產生多米諾效應。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現在的自由秩序比我有生之年以來的任何時候都要脆弱。

觀察者網： 您剛才提到以色列依賴美國的授權，能舉一些歷史例子嗎？

貝哈爾： 可以。有幾個非常明確的例子。1956年蘇伊士戰爭期間，以色列佔領了西奈半島。當時的美國總統給以色列總理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寫信，要求以色列撤軍，結果以色列照辦了。這是以色列唯一一次在國際壓力下被迫撤退，而壓力來自美國。

1991年海灣戰爭期間，伊拉克向以色列發射導彈。華盛頓要求以色列不要報復，因為他們需要阿拉伯國家組成對抗侯賽因（Saddem Hussein）的聯盟。以色列遭到來自巴格達的「飛毛腿」導彈襲擊，但仍然沒有還擊——因為美國下令克制，而以色列再次照辦。

更近的時候，以色列對伊朗的襲擊行動，需要經過駐海灣的美軍基地和部隊的許可。沒有美國的允許，這樣的行動根本無法發生。

這些例子揭示了一個基本事實：以色列無法獨立於美國而行動。如果美國明天決定加沙戰爭必須結束，它幾天之內就會停止——這就是美國影響力的規模。

觀察者網： 最近，包括法國和英國在內的一些歐洲國家承認了巴勒斯坦。您認為這會產生真正的影響，還是主要是象徵性的？

貝哈爾： 我認為還是象徵性的，幾乎完全沒有實質內容。如果沒有實際措施跟進——比如真正的停火壓力、大規模的人道主義援助、對定居點擴張的制裁或後果——那麼這種承認只不過是口頭上的支持。每一個嚴肅的分析人士都清楚這一點。

而且，時機更讓人質疑。為什麼偏偏在加沙已經淪為廢墟之後？為什麼必須等到大規模毀滅和數以千計的死亡，這些國家才終於採取行動？承認一個在現實中幾乎不存在的「巴勒斯坦」，引發的問題遠多於答案。

此外，不同國家的立場也充滿矛盾。一些大國——如葡萄牙、法國、加拿大——已經承認了巴勒斯坦。而另一些國家，比如新加坡，則有所保留，但暗示如果以色列繼續在西岸推進吞併，他們可能會重新考慮。這實際上是在向以色列傳遞蘿蔔加大棒的信息：「這取決於你怎麼做。」

還有一些可以預見的美國衛星國——比如太平洋上的帕勞，以及匈牙利等右翼政府——總是跟隨華盛頓的立場，反對承認巴勒斯坦。這些模式表明，如果沒有執行力或懲罰措施，僅靠承認仍然只是象徵。

觀察者網：法國和英國仍然是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您認為他們能否帶頭反對安理會目前的功能失調，並推動改革，即使這意味着放棄他們自身的特權？

貝哈爾：理論上是的，但在實踐中不可能。越來越多的人——甚至是一些小國——已經認識到安理會的結構嚴重不民主。它把決策權集中在少數幾個國家手裏，而代表世界大多數的大會卻只是一個諮詢機構。

以巴問題就是一個例子。絕大多數國家可能要求採取行動，但一個常任理事國卻可以用一票否決權把它阻止掉。這就是根本性的結構性矛盾。

但問題是怎麼改變呢？沒有哪個國家會自願放棄權力，而且也沒有任何外部力量能夠迫使美國放棄否決權。所以我們最終陷入一種「進退兩難」：大家都承認這個體系是壞掉的，但正是從中獲益的國家卻有能力阻止任何改革。

觀察者網：西方在巴勒斯坦問題上的分歧似乎正在加大。您認為這是否為一個真正的多極化秩序打開了大門，讓小國或其他大國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

貝哈爾： 可能是的。西方團結中的裂痕是真實存在的，它們可能為小國或新興力量創造更獨立行動的空間。但這一進程會走多遠，並不確定。

我們可能正在進入一個更加多極化的世界，但這不會一蹴而就，而是緩慢的轉變，而就像以巴問題這樣的事務，目前美國仍然掌握着決定性權力。

觀察者網：最後，您有沒有什麼總結性的想法，特別是關於加沙的問題？

貝哈爾：這種局面是我們所有人的恥辱，是全人類的恥辱。事情已經持續了數月，而國際社會卻任由它繼續下去，這是可恥的。

至少，必須停止殺害平民。無論還有什麼其他的辯論——承認、建國、安理會改革——所有這些都比不上眼前的迫切需要：結束轟炸，結束對無辜者的屠殺。

本文獲《觀察者網》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