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開始了對中國的為期3天的訪問，行程包括北京和成都。除了馬克龍，德國總理默茨（Friedrich Merz）和英國首相施紀賢（Keir Starmer）都準備明年到訪中國的計劃。默茨多次在公開場合說到他在巴西G20峰會上與中國李強的會談非常具有建設性，他本人對在明年一月的某個星期出訪北京充滿期待。

另外，一直有消息稱，施紀賢擬明年一月底訪華，這會是他明年出訪的第一個國家。中國官方未曾證實默茨和斯塔默訪華的消息。

如此這般就是歐洲三大國爭先恐後要到中國訪問。這符合歐洲的需要。畢竟現在歐洲經濟孱弱，中國無論從任何角度來說都是最好的生意夥伴。這點歐洲人也很清楚。但近期，歐洲在涉華問題上小動作不斷。政治上，歐洲議會再次在台灣問題上做出錯誤舉動；經濟上，歐洲多國啟動了對中國新能源汽車的調查，並持續限制華為等中國科技企業在歐洲市場的正常經營。

一系列對華強硬舉措，反映出歐洲在內部遭遇發展困境、外部面對美國巨大壓力的情況下，對華關係呈現出階段性波動的特點。

歐洲如此絕非基於自身根本利益與長遠發展進行的理性抉擇，完全有悖戰略自主原則，損人不利己，最終吃虧的還是自己。之所以歐洲會走入如此境界，必須認真反思。

首先，是歐洲精英從「政治家」退化為「政客」。戴高樂在1966年退出北約軍事一體化組織時，並非出於一時衝動，而是基於對歐洲自主性的深刻認知：「歐洲人的歐洲」必須擺脫成為美國附庸的命運。他看得清楚：沒有獨立的防務就沒有獨立的外交，沒有獨立的外交就沒有獨立的主權。

同一時期，西德總理勃蘭特（Willy Brandt）在華沙猶太人紀念碑前驚天一跪。那不是政治作秀，而是一個民族直面歷史傷痛的勇氣。這一跪跪出了西德與東歐和解的空間，跪出了「東方政策」的基石，也跪出了一個懂得從歷史中學習的政治家風範。

再看看今日的歐洲「精英」呢？歐洲議會裡充斥着律師、公關專家、活動家，卻罕見歷史學家、哲學家、戰略家。當知識讓位於意識形態，遠見屈服於民粹，歐洲的決策過程就從理性思辨退化為條件反射。今日歐洲政客的狹隘視野，正在從內部瓦解歐盟的凝聚力。「價值觀原教旨主義」正在取代務實外交。每個國家都只從自己狹隘的歷史創傷或意識形態出發，歐盟的共同外交政策就淪為空洞口號。

歐洲經濟正在為其政治領導層的短視付出沉重代價。比如說，綠色轉型本是必要的長期戰略，但在當前歐洲政客手中，卻變成了不顧現實的躍進。歐盟的「綠色協議」設定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目標，卻缺乏相應的產業政策和補償機制。結果就是農民開著拖拉機封鎖巴黎、布魯塞爾的街道，抗議不切實際的環保規定威脅他們的生計。

再如，貿易政策上，歐洲正陷入自我矛盾的困境。一方面希望減少對華依賴，另一方面中國是歐盟最大交易夥伴；一方面批評美國的保護主義，另一方面自己也在構建貿易壁壘。這種「去風險」修辭在實踐中往往變成「去機會」，歐洲企業在中國市場的份額正被美國競爭者蠶食。

最具諷刺意味的是，當歐洲政客高喊「戰略自主」時，他們在國防、科技、能源等關鍵領域對美國的依賴卻有增無減：F-35戰機、雲計算服務、星鏈系統、液化天然氣——歐洲的「自主」越來越像一句空話。

歐盟誕「生於」二戰的廢墟上，其根本宗旨是「永不再戰」。然而，今天的歐洲政客們正在將歐洲大陸推回對抗的前沿。1990年，美國時任國務卿貝克（James Baker）曾向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又譯戈巴卓夫）承諾「北約不會向東擴張一英寸」。

這個承諾被一次次打破，北約邊界直抵俄羅斯邊境。這就直接造成了烏克蘭危機的暴發。烏克蘭危機暴露了歐洲安全架構的根本缺陷：一個將歐洲大陸最大國家排除在外的安全體系，本質上是不穩定的。但歐洲政客們缺乏反思能力，只是一味加碼軍援、升級言論。

這種安全思維的軍事化轉向正在掏空歐洲的社會模式。當德國宣佈設立1000億歐元特別國防基金時，它削減的是教育、科研、社會福利的預算。歐洲正在從「福利國家」轉向「堡壘國家」，而這一切都發生在沒有公開、理性辯論的情況下。

更危險的是核擴散風險的增加。馬克龍多次暗示歐洲需要自己的核威懾，波蘭要求美國在其領土部署核武器，德國綠黨甚至討論是否應擁有核武。當《核不擴散條約》的基石被動搖，歐洲正在打開潘朵拉魔盒。

歐洲戰略自主的缺失不僅是能力問題，更是意志問題。從安全依賴北約到科技依賴美國矽谷，從文化荷里活化到金融華爾街化，歐洲精英已經內化了依附心態。敢於挑戰美國立場的政治家，如當時反對伊拉克戰爭的德國總理施羅德（ Gerhard Schroder ）很快就會被邊緣化。

看回當下，歐洲確實現在面臨內憂外患，想得到幫助，自己又扭扭捏捏。其實歐洲需要問，與中國的關係是否應被簡化為「制度性對手」？與俄羅斯的關係是否應被簡化為「永恆敵人」？與美國的關係是否應被簡化為「無條件盟友」？歐洲需要基於自身利益的務實外交，而非基於意識形態的條件反射。且，並不只是停留在嘴上！

確實，今天沒有人能帶領歐洲，可，為什麼今天的歐洲難以產生戴高樂、阿登納、邱吉爾級別的政治家？歐洲已經到了需痛定思痛的時候，歐洲並非註定衰落，但它確實需要一場深刻的自我革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