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特朗普（Donald Trump）放話要拿下格陵蘭，還要對周末在格陵蘭參加聯合軍演的8個歐洲國家加徵10%關稅，成了全場避不開的「房間裏的大象」。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和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都講了話，但在真正和特朗普當面交鋒前，兩個人的措辭都比較克制。

直到最後，馮德萊恩才點名格陵蘭問題，直說這10%的關稅是個錯誤，美國不該這麼對待盟友。她強調，歐盟和美國於2025年7月已經達成貿易協議，協議就是協議，既然握了手就該守信用；歐盟和美國不只是盟友，更是朋友。至於格陵蘭，丹麥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談判；如果美方擔心的是中國和俄羅斯在北極的存在，歐盟願意和美國一起合作，維護北極地區的安全。

這兩天特朗普對馬克龍一點面子都沒給，又是曬短信，又是嘲諷他離下台沒幾天。馬克龍沒有明確提格陵蘭，但一上來就說：世界正在走向一種「失序」狀態：國際法被隨意踩在腳下，強權就是道理，「帝國野心」又開始冒頭。感覺就差說美國是帝國主義了。

接着他話說得更直白了些：一方面，美國逼着歐洲簽那些明顯損害歐洲出口利益的貿易協議，實際就是想削弱歐洲、讓歐洲對美國低頭；另一方面，美國還在不斷拋出新的關稅措施，這些歐洲在任何情況下都無法接受，尤其是它們還成了干涉歐洲國家主權的工具。最後，馬克龍放了句狠話：

如果美國真要繼續加徵新關稅，歐洲第一次動用「反脅迫機制」就會是衝着美國，到時候局面真就是很荒誕了。

這幾天馬克龍反覆把「反脅迫機制」掛在嘴邊。一些歐洲議會議員也在要求歐盟拿這套工具去跟美國幹。這個所謂的「反脅迫機制」，外界常說是歐盟對付美國的貿易「巴祖卡（Bazooka）」，實際是一套制裁工具箱：既可以對美國商品加徵關稅，範圍從藥品、航空航天到食品飲料，歐盟內部甚至在討論對約1090億美元的美國產品動手；也可以搞出口管制、卡關鍵投入品；還能限制美國企業對歐投資和併購，或者把美國公司擋在歐洲公共採購之外，服務和數字貿易都能限制。

這套東西對美國並不是空喊口號，美國國防工業高度依賴歐洲提供的關鍵技術和服務，而這些恰恰集中在這次被特朗普點名加了關稅的北歐和西歐國家手裏，從反無人機技術到情報軟件都有。如果歐盟真動用出口管制，美國確實會疼。

現在歐盟心裏很清楚，美國靠不住，俄羅斯又需提防，所以這幾年一直在加碼國防投入。這時候如果美國企業被擋在歐盟公共採購市場之外，肯定是很大損失。不少美國科技企業本來就深度紮根歐洲，而歐洲一直對「技術主權」很敏感，如果再順勢加碼限制一下它們，也很棘手。

當然，這最終還要取決於，歐洲有沒有這個魄力和膽子跟美國硬剛。

除了兩位大佬的主旨演講，會議期間還辦了一場題為「重新定義歐洲在世界中的地位」的圓桌討論，陣容很強：有立陶宛總統Gitanas Nausėda、克羅地亞總理Andrej Plenković、比利時首相Bart De Wever，還有企業界代表，包括法國AI新星Mistral AI的聯合創始人兼CEO Arthur Mensch，以及荷蘭銀行董事長兼CEO Marguerite Bérard。

比利時首相韋佛（Bart de Wever）的發言很直接。他說，現在的歐洲壓力巨大，27個國家在外部擠壓下，面前只有兩條路：要麼真正團結起來，要麼各自為戰、慢慢散掉。歐洲已經走到這個生死路口。過去一段時間，歐洲對美國一直很克制，在關稅問題上不斷讓步、放低姿態，是希望換來美方對烏克蘭的支持。但現實是，正因為在很多方面依賴美國，歐洲一步步退到了今天這個被動的位置。問題在於，如果對方一再踩紅線，歐洲還能不能守住底線？如果現在再退一步，丟掉的就不只是利益，而是尊嚴——而在民主社會里，尊嚴可能是最重要的東西。所以，歐洲必須站在一起，把立場講清楚，明天就要當面和特朗普說清楚歐洲的態度。

韋佛感慨地說，歐洲過去確實有點太天真了，現在該清醒了。我們習慣了像奧巴馬那樣温和的美國總統，卻忽略了一個事實：美國的戰略轉向不是哪個總統拍腦袋決定的，而是結構性的。美國的重心早就轉向太平洋、背對大西洋了，這一點不管特朗普在不在位，都不會改變。所以，歐洲不能天天盯着特朗普昨天說了什麼、明天又要幹什麼，而是應該把精力放在把自己建強這件事上。也許五年後回頭看，歐洲反而會感謝特朗普——正是他把我們徹底敲醒，逼着歐洲走向更強大、更團結。

克羅地亞總理普連科維奇（Andrej Plenkovic）的態度更温和一些。他說，眼下最重要的，是把「歐洲支持丹麥」的立場當面跟特朗普講清楚，同時也要穩住與美國之間理性、可預期的跨大西洋關係。無論溝通中有多少雜音，對所有成員國來說，美國始終是盟友和夥伴，這一點在27個國家裏沒有人改變。與其被一些突如其來的提議牽着鼻子走、急着表態，不如多一些對話，把事情談清楚。

聽完這些歐洲領導人和企業家的發言，能明顯感覺到，格陵蘭問題對他們衝擊非常大。很多人是第一次如此直接地意識到，美國可能真的靠不住了，也被迫更嚴肅地思考「歐洲戰略自主」到底該怎麼落地。這個口號歐洲喊了很多年，但一直是說得多、做得少，格陵蘭會不會成為真正的轉折點，確實值得繼續觀察。

在這個背景下，馮德萊恩和馬克龍的講話，幾乎都圍繞同一個主題：

歐洲必須自立自強。

馮德萊恩強調，從當年的「尼克遜衝擊（Nixon shock）」，到今天的地緣政治動盪、能源危機和安全挑戰，歷史已經反覆證明，指望別人是靠不住的，真正的安全感只能來自自身實力，外部衝擊反而是逼歐洲「長大」的機會。

接下來，她主要是給歐洲「打氣」，強調歐洲的戰略自主早就不再只是口號，而是已經啟動、而且正在加速：貿易上，歐盟正在談一批重量級自貿協定，從南美到印太，主動做市場和供應鏈多元化；產業和科技上，大規模佈局AI超級工廠，明確「AI優先」，把關鍵技術和應用能力留在歐洲；制度層面，推進「歐盟公司（EU Inc.）」和統一規則，打破成員國之間的碎片化，讓企業真正在一個統一大市場裏成長；資本上，搞儲蓄與投資聯盟，把歐洲資本市場做深做強；能源上，加快電網互聯和本土能源建設，壓低價格、減少外部依賴；安全和防務上，更是實打實加錢，國防投入大幅上調，軍工和防務科技快速擴張。

馬克龍的講話和之後跟黑石的Laurence Fink的對話，則更深入討論了歐洲的問題和今後的解決方案。

馬克龍認為，歐洲必須解決自身經濟增長乏力、人均GDP增長停滯的問題，接着具體闡述了歐洲的三大戰略支柱：保護、簡化和投資。

關於「保護」，馬克龍認為，歐洲一直是最開放的市場，但別的國家並不對等，美國自己就有各種投資和貿易保護。在這種情況下，歐洲過去反而沒能保護好自己的企業和產業。現在已經到了「歐洲優先」的時候，必須保住化工、汽車等因為不公平競爭而被擠到懸崖邊的產業。歐洲並不缺工具，如果規則和利益得不到尊重，就該果斷動用，比如「反脅迫機制」。

關於「簡化」，馬克龍強調，歐洲必須砍掉那些把自己和世界隔開的監管包袱，加快真正的單一市場建設，堅持技術中立、反對歧視。一個擁有4.5億人口的市場，本該是所有歐洲企業的「本土市場」，但現實遠非如此。現在已經不是要不要簡化的問題，而是速度夠不夠快、力度夠不夠大。過去在汽車領域已經動了手，接下來還要在化工、數字、AI、銀行等領域繼續推進。

關於「投資」，馬克龍說，美歐人均GDP差距中，有65%–70%源於歐洲創新能力不足、投資不夠。無論是公共還是私人投資，歐洲都明顯落後於美國。接下來幾個月，歐盟將啟動新一輪預算談判，必須在AI、量子、核能、國防等關鍵領域加大投入。同時，還要解決私人資本「不投創新」的問題。歐洲儲蓄並不低，但錢要麼進了債市，要麼投向海外。未來要通過資本市場聯盟和資產證券化，把這些錢真正引回歐洲，流向創新和股權投資。

在上述「重新定義歐洲在世界中的地位」panel上，兩位歐洲的企業家，一個來自金融行業，一個來自AI領域，都無一例外表示，歐洲需要自己變強，需要培養自己本土的巨頭企業。

荷蘭銀行的CEO Marguerite Bérard認為：歐洲如果想捍衛自己的價值觀，就必須變得強大，不僅在軍事或政治層面，更要在經濟上變強。歐洲需要反思自己整體的風險偏好，現在歐洲已經構建起了穩健的金融體系，目前的優先級是別讓風險偏好阻礙了歐洲轉型領域的融資，比如能源、國防、交通、科技與數字領域。

這時候主持人轉過頭來問Mistral的老闆Arthur Mensch：美國之所以這麼不把歐洲當回事，說到底不就是覺得我們在科技上已經落後了嗎？我記得有一次開會，你從旁邊走過時，有人直接指着你說：「這可能是歐洲AI唯一的希望了。」我不想給你太大壓力，但還是想問一句實話：歐洲現在跟美國、中國的科技差距到底有多大？

如果真的落後，我們到底該怎麼補？

Arthur Mensch說，歐洲沒必要妄自菲薄，每一輪新技術都會重新洗牌，真正的問題不在於起點，而在於別再錯過機會。雲計算那一仗，歐洲確實已經輸了，現在歐洲80%的數字服務依賴美國，巨大的價值回流美國，又被重新投入研發，進一步拉大差距。但AI不一樣，這是一次重來一局的機會。歐洲完全可以圍繞AI，用更低的成本重建自己的公共雲體系，甚至從根本上改寫軟件行業的商業模式。歐洲並不缺條件：能源充足，有大量頂尖工程師，還有在製造業、金融等領域具備全球競爭力的大企業，這些企業既有錢、也願意圍繞AI做深度轉型。

他接着說：

歐洲其實正在覺醒。

過去像是温水煮青蛙，但現在大家終於意識到，美國早已建立起技術優勢，而且正準備把這種優勢當作對歐洲施壓的工具。美方一再踩歐洲紅線，反而倒逼歐洲行動。過去一年裏，他明顯感受到變化，越來越多歐洲國家和企業開始意識到，現在必須和歐洲本土科技公司合作，把創造出來的價值留在歐洲、再投入研發，形成正循環，逐步擺脱對美國的技術依賴。因為這種依賴，本身就是美國最重要的權力籌碼——如果你和JD Vance這樣的人聊過，就會發現他們正是這樣看問題的。從更現實的角度看，如果未來訊息獲取渠道被兩家美國公司控制，它們不僅能左右市場，甚至可能影響公眾認知、干預選舉，改變其業務覆蓋地區的政治生態。

因此Arthur Mensch強調，歐洲必須加大對本土科技的投資，在政府採購中優先使用歐洲技術，甚至停止採購美國技術。否則，一旦未來90%以上的數字服務和AI都依賴美國，歐洲的產業體系、國防科技乃至威懾能力，就建立在一套美方隨時可以關掉的基礎設施之上。而一旦這套技術支持被切斷，所謂歐洲的安全、威懾和民主，都會變成空話。

這些歐洲領導人和企業家也談到了中國，比利時首相韋佛強調：

歐洲必須繼續和中國接觸。中國是一個非常複雜的變量，未來既可能走向更強的擴張，也可能通過對話和協商實現合作共贏；而無論走向哪一種結果，前提都是歐洲必須先是一個團結的歐洲。

馬克龍在講話中花了很大篇幅談中國。他指出，2025年中國的全球貿易順差已經衝到1萬億美元，其中對歐順差佔了三分之一，甚至德國都第一次對中國出現貿易逆差。這在他看來是一個真正「改變遊戲規則」的節點。歐洲不能再回避這個問題，必須把解決對華貿易失衡放在優先位置。中國龐大的產能，加上一些被歐洲視為「扭曲市場」的做法，正在直接衝擊歐洲的工業和企業；與此同時，中國越來越頻繁地使用出口管制，也正在成為打亂全球貿易和國際體系的新變量。

馬克龍的結論是：歐中關係必須再平衡。歐洲並不反對中國投資，也歡迎中國資本進入，但前提是這些投資要進入歐洲的關鍵領域，真正拉動歐洲增長、帶來技術轉移，而不是簡單地把大量補貼過、標準不符合歐洲要求的產品傾銷到歐洲市場。

與此同時，歐盟委員會正式拋出了修訂版《網絡安全法》草案，核心內容可以一句話概括：關鍵行業裏，來自「高風險供應商」的設備和零部件，要逐步清掉。和以前最大的不同在於，過去只是「建議別用」，現在變成了「法律要求必須不能用」。

其實，一開始歐盟根本沒有「高風險供應商」這個概念。早期的網絡安全監管，關注的都是技術層面的問題：設備安不安全、系統穩不穩定、企業合不合規。但隨着5G、雲計算、關鍵基礎設施全面數字化，歐盟慢慢意識到一個現實：供應商不只是技術主體，也是政治和法律主體，尤其在地緣政治緊張的情況下，這個問題繞不開。

轉折點出現在2018—2020年。一邊是美國開始明確把華為、中興這類中國廠商定性為國家安全風險，並持續對盟友施壓；另一邊，歐盟內部也開始認真反思：如果一家企業受第三國的情報法、國安法、數據調取義務約束，那它即便在歐盟境內完全合規，關鍵時刻也未必能拒絕本國政府的要求，而這種風險不是技術問題，而是制度問題。

於是，歐盟在2020年推出5G網絡安全工具箱時，第一次正式提出「高風險供應商」這個說法，但刻意不點名國家、不點名公司，而是用一套看似中性的標準來描述風險，比如：會不會受到第三國政府幹預、法律是否要求配合情報機構、有沒有有效的司法制衡、與歐盟是否存在戰略對立等等。表面看是在評估供應商，實際上評估的是供應商背後的國家制度、治理模式和政治環境。

另外，在「高風險供應商」這個問題上，歐盟過去其實一直只是停留在建議層面，真正的決定權基本交給各成員國自己。結果就是，各國在是否限制或排除華為、中興等中國電信設備上，步調嚴重不一致。一直到2023年中，真正採取了實質性限制措施的，也只有大約10個成員國，不少國家一直拖着不動。這種碎片化做法也逐漸被歐盟內部視為一個越來越大的安全隱患，多年下來逐漸形成了一個共識：光靠成員國自覺已經不夠，必須上升到歐盟立法，在整個單一市場內強制統一做法。

再加上這幾年中歐關係不好，布魯塞爾越來越擔心在5G、電網、新能源等關鍵領域對中國等第三國技術的依賴，未來會被當成籌碼，於是乾脆選擇提前「去風險」。今天在達沃斯期間拋出的這份《網絡安全法》修訂草案，某種程度上正是這些擔憂和判斷一次性法律化的結果。

誰算「高風險供應商」，歐盟在草案裏還是沒點名，但大家心裏都很清楚，指的就是華為、中興這些中國企業，只是心照不宣而已。至於「關鍵行業」，歐盟這次直接劃了18個，從電信、電網、儲能、供水，到雲計算、醫療設備、監控系統、無人機、自動駕駛、航天和半導體，基本把關鍵基礎設施一網打盡。

具體操作上，移動通信運營商在高風險名單公布後，有36個月過渡期，把核心設備慢慢換掉；固定網絡、海底電纜和衛星網絡的時間表以後再定。同時歐盟也留了程序門檻：不會自動對某國供應商動手，必須先由歐委會或至少三個成員國發起風險評估，而且所有措施都要基於市場和影響評估，避免對行業和市場造成不必要的衝擊。

當然，現在這還只是草案，後面還要進入成員國和歐洲議會議程，估計要拖上幾個月。歐盟大概也想利用這段時間，跟中國談談，看看能不能在貿易上換點空間。但如果新規真通過，等於進一步收走了成員國在5G和關鍵基礎設施上的選擇權：以前還沒禁華為的國家，比如西班牙、匈牙利，都得按歐盟統一要求拆設備、換供應商。

對歐洲企業來說，衝擊更直接。電信行業要砸錢換現網設備，成本高、施工難，還可能推高用戶價格；新能源領域更麻煩，歐洲高度依賴中國光伏供應鏈，像華為逆變器一旦被排除，短期內很難補上，可能拖慢能源轉型；交通、安防等領域規模小一些，但改造成本也跑不掉。站在市場角度，愛立信、諾基亞肯定是最大贏家，華為騰出來的份額他們直接接盤。所以新規一齣，諾基亞立刻發聲明叫好。不過話說回來，把中企徹底排除之後，歐洲廠商的供貨能力夠不夠、價格還能不能壓得住，恐怕才是接下來真正要面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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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獲《觀察者網》授權轉載，原文標題為「達沃斯論壇：歐洲的失落、反思和掙扎」，作者為「南極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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